跨境资本流动测算方法相关文献：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资本流动波动测算方法的相关文献可以分两个维度来阐述，一个维度是测算对象，另一个维度是测算方法。

早期对资本流动波动测算的对象主要是净资本流动波动，例如Calvo et al.（2004），Reinhart et al.（2009）。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11年前后，更多学者开始研究跨境资本流入波动和跨境资本流出波动，例如Broner et al.（2005），IMF（2007），Neumann et al.（2009），Forbes et al.（2012）。

对于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研究者主要将净资本流动作为测量对象，主要是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受国外资本流入的影响，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则集中在国内资本外流。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总是以一方明显强于另一方呈现，因此把净资本流动的波动解释为国际资本流动波动是合理的，这与Forbes et al.（2012）的观点一致。但是随着金融一体化的推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发展中国家开始涌现国内资本流出，与之相对应的，发达国家开始有了国际资本流入。由于净资本流动等于跨境资本流入与跨境资本流出之间的差额（Advjiev，2017），如果只考虑净资本流动将不明确国际资本流动波动是否主要由国外资本流入波动引起还是国内资本流出波动引起。近期有大量文献对比跨境资本流动和净资本流动，Forbes et al.（2012），Broner et al.（2013），Milesi-Ferretti et al.（2011），Bluedorn et al.（2013）关注金融危机时期的跨境资本流入波动、跨境资本流出波动，并且与净资本流动波动进行对比，发现跨境资本流动无论在流动规模上还是在波动程度上都大于净资本流动。(www.xing528.com)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又开始细分跨境资本流入和跨境资本流出，研究它们细分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波动。Forbes et al.（2012）以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代替净资本流动波动，把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分为“激墙”和“停止”（分别对应跨境资本流入的急剧墙加和减少），以及“撤退”和“紧缩”（分别对应跨境资本流出的急剧墙加和减少）来研究极端资本流入波动的影响因素。Pagliari et al.（2017）发现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证券投资流动波动幅度和其他投资流动波动幅度分别是外国直接投资波动的两倍和四倍，在证券投资流动的波动中，债权投资波动幅度大于股权投资波动幅度。Alberolaa et al.（2016）使用标准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国际储备与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的关系，发现国际储备是国际资本流动的稳定器。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储备促进了居民对海外金融的投资减少，并且抵消了该时期外国资本流入的下降，同时认为更大的国际储备与更高的资本流入和更低的资本流出有关。

资本流动波动的测量方法在不断改进。Neumann（2009），IMF（2007）在计算国际资本流动波动时基于年度数据使用滚动标准差衡量国际资本流动波动。Bollerslev（1986），Bekaert et al.（1997），Lagoarde-Segot（2009）使用GARCH（1，1）模型估计出的标准差作为资本流动波动值。Broto（2011）基于Engle et al.（2008）提出基于ARIMA模型估计得出的标准差作为资本流动波动值；Pagliari et al.（2017）在Broto（2011）的基础上改进了ARIMA估计波动的模型，墙加条件选择门槛，经过ARCH检验的用GARCH计算标准差作为资本流动波动值，未经过ARCH检验的用滚动平均得出标准差作为资本流动波动值，各种方法各有优缺点。相对而言，Pagliari et al.（2017）更准确一些，但其也存在只能估算测量资本流动偏差，不能估算资本流动波动频率的缺点，更精确的测量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