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群体信念和观点的变化局限

提要：

1.牢固的信念

某些信念稳定不变；

它们影响到文明进程；

根除它们有难度；

偏执狭隘是一个民族的必要品质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种信念尽管在哲学上显得荒谬，但并不影响它的传播。

2.易变的群体观点

不是起源于普遍信念的思想观点极不稳定；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各种思想观念的明显变化；

这些变化的真正界限；

变化影响到的事物；

目前正在消失的普遍信念以及新闻界的极速扩散传播信息，导致如今的思想观点日益多变；

为何大众群体对许多问题日益变得麻木不仁；

政府无力像以前那样引导舆论；

各种观点因其针锋相对，所以无法形成主流思想。

1.牢固的信念

生物的解剖特征与心理特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似性。在这些解剖特征中，包括一些不变或变化不大的因素。它们的变化时间需要以地质年代为单位来计数。除了这些牢不可摧的特征外，还有其他一些极易变化的特征，利用畜牧或园艺技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改变，有时甚至可以使那些观察不仔细的人看不到各种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上也存在同样的现象。一个种族除了具有无法改变的心理因素外，还表现出一些易于变化的其他因素。由于这个原因，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念和观点时，总会发现，在牢固的基础上面附着有一些外来的观点，就好比岩石上面的一层沙子一样不断变化。

大众群体的信念和观点可明确分为两类。一类是牢固的伟大信念，历经数百年而不衰，可以是整个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例如过去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我们这个时代则有民族主义原则和当代民主与社会思想。其次还有一些不断变化、昙花一现的各种观点，往往源自各种已被普遍接受的概念。每个时代都经历着这种思想观点的产生和消亡过程。这方面的实例包括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它们促进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等流派运动的产生。这类观点如同时尚一样肤浅、易于变化，可以将其比作在深水湖面上不断涌起复而消失的波浪。

这种普遍性的观点数量有限。它们的兴衰起伏，标志着每一个古老民族的重要历史发展阶段。它们是文明真正的根基。

在大众群体的头脑中灌输风行一时的观点并不难，但是要让一种信念在他们的头脑中长久地扎下根来却绝非易事。这种信念一旦树立起来，同样难以根除。要想改变它，通常只能以暴力革命为代价。而当这种观念已经完全丧失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作用时，革命运动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只是最终扫除几乎已经被抛弃的陈旧观念。但是习惯的力量却阻止陈旧观念被彻底抛弃。一场革命的开始，实际上就是一种信念的衰亡。

一种伟大信念注定要衰亡的确切时间易于辨认，那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刻。每一种普遍信念不过是一种虚妄之说。它只有在不受到剖析审视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下去。

但是，即便是一种信念受到严重动摇，由它所产生的各种制度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威信，消失得非常缓慢。最后当这种信念完全丧失其影响力时，那些依靠它才得以存在的一切事物很快便土崩瓦解。每当一个民族改变自己的信念时，同时注定要彻底改变其文明的所有要素，直到他们找到并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念。在这个关键时期到来之前，他们也许会陷入一片混乱。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支柱，决定着思想发展趋势。仅凭它们就可以树立信仰，培养责任意识。

各民族历来清楚拥有普遍信念本身所起的作用，凭直觉便能看出这种信念的消亡将意味着自身的衰落。就罗马人来说，对罗马的狂热崇拜使他们成为征服世界的强者。当这种崇拜信念消亡时，罗马注定也要毁灭。至于那些毁灭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获得了一些普遍接受的信念时，才形成了一定的凝聚力，摆脱了混乱状态。

显而易见，各民族在捍卫自己的思想观点方面历来表现得偏执狭隘，这并非毫无缘由。从哲学角度来看，这种偏执狭隘的做法应该受到批评，但是它却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体现着极其必要的品质。正是由于创立或坚持普遍信念，中世纪才有那么多的受害者被活活烧死，才有那么多的发明创新者即使逃脱以身殉道的命运，还是在绝望中死去。也正是为了捍卫这种信念，世界才经常出现极度混乱的局面，千百万人战死沙场。今后还会这样。

在确立一种普遍信念时困难重重，但是当它已经深入人心时，其影响力在很长时间内坚不可摧。无论从哲学上看有多荒谬，它仍然会使最聪明的头脑屈尊就范。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难道不是曾经将如同莫洛克^[44]一样野蛮的宗教神话视为无可争议的吗？有个上帝因为他创造出来的一个人抗命不从，就采取报复行为，残酷折磨他的儿子。这种行为的荒谬性千百年来竟然无人识破。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45]等绝顶天才人物，也从来没有认为这样的教义可以受到质疑。要讨论普遍信念的蛊惑人心的作用，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此。但与此同时，它又极为明确地体现出我们人类智力本身有着令人羞耻的局限性。

新教义在民众心里扎下根来，就会成为灵感的源泉，从中产生各种制度、艺术和生存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人的思想具有绝对的影响作用。实干家只想着如何实现普遍信念；立法者只想着如何运用普遍信念；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处心积虑地琢磨如何通过不同形式来表现普遍信念。

从基本信念中会派生出一些短暂存在的辅助性思想观念，但是它们永远带有基本信念的痕迹。埃及文明、中世纪欧洲文明以及阿拉伯人的穆斯林文明，全都是为数不多的宗教信仰所产生的结果，而且本身也带着各自的宗教印记，可立即辨认出来。

由于普遍信念的缘故，每个时代的人都被笼罩在各种传统、思想观点和风俗习惯的精神氛围中，变得彼此相像，也难以摆脱它们的束缚。人们在行动中首先受到自己的信念及其派生的风俗习惯的支配。这些信念和风俗习惯左右着我们最细小的生存行为，就连精神极为独立的人也无法摆脱影响。无意识当中对人们的思想所实行的专制才是唯一真正的专制，因为无法与之直接展开斗争。提比略^[46]、成吉思汗和拿破仑当然都是令人敬畏的暴君。但是摩西^[47]、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却从他们的墓穴深处对人们的灵魂施行更为深重的专制统治。一场密谋可以推翻一个暴君，但是对于已经确立起来的信念又能产生什么影响呢？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激烈斗争中，法国大革命遭到惨败，尽管当时它明显地获得了民众的同情，甚至它也采用了同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措施。人类经历的唯一名副其实的暴君历来都是亡灵的影子，或者由人类本身制造出的种种幻觉。

各种普遍信念经常体现出的哲学上的荒谬性从未阻止过它们大行其道。当然，这样的信念也只有在体现出某些神秘的荒谬性时才能全面取胜。因此当今社会主义信念的明显弱点将阻止其自身在广大民众当中大行其道。同所有的宗教信念相比，社会主义信念的真正劣势在于：它所提出的幸福理想只有在未来才可能实现，所以任何人都无法与其争辩。社会主义提出的幸福理想是未来在人世间实现的，但是人们只要一开始努力去实现这个理想，便暴露出其许诺上的虚无空幻，这种新信仰就会名声扫地。只有当它已经取胜，并且开始实现幸福理想时，它的优势才会增强。由于这个原因，当这种新主义如同以前的所有宗教一样，开始造成破坏性影响时，它便无法在未来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2.易变的群体观点

在我们刚刚阐述过其影响力的普遍信念基础上，各种思想观点层出不穷，随后又纷纷消失。其中有些只存在一天，即使比较重要的那些思想观点的影响力也鲜有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类思想观点发生的各种变化有时非常肤浅，其本身一直受到种族和民族因素的影响。例如，在探讨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指出，表面上明显不同的各党各派——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派别，共同拥有一个完全一样的理想；这个理想完全取决于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因为在其他民族中类似的名称却代表着非常不同的理想。无论赋予思想观点何种名称，还是具有欺骗性地改头换面，都无法改变事物的实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那些人，饱读拉丁文学，眼里只有罗马共和国，采用它的法律、法官标志和法袍，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深受历史暗示的影响就成为罗马人。哲学家的任务是探究其明显的变化之下那些古老信仰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在变化不定的思想观点中分析确定出普遍信念和种族的天赋秉性到底有什么作用。

在缺乏这种哲学验证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大众群体经常而且随意改变政治信念或宗教信念。所有历史，无论政治史、宗教史、艺术史或文学史，似乎都印证了这一点。

让我们就以1790年至1820年法国历史上的短短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此期间，我们看到广大民众起初赞成君主政体，后来非常拥护革命，接着转变为十足的帝国主义立场，最后又非常赞成君主政体。

宗教方面，他们在上述三十年时间里由天主教转向无神论，接着转向自然神论，最后又信奉起极为高调的天主教。这些变化不仅发生在广大民众中间，也发生在直接领导他们的那些人中间。我们惊讶地发现，国民公会的一些重要人物原本与国王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既不信奉众神，也没有任何主子，竟然变成为拿破仑效命的卑微仆人。后来在路易十八^[48]统治时期，他们虔诚地手持蜡烛，走在宗教信徒的行列里。

接下来的七十年里，广大民众的思想观点发生了许多变化。本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变成了拿破仑的继承者统治时期的法国盟友。曾经遭到法国两次入侵的俄罗斯，心满意足地看着法国败退，然后又变成了法国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方面，思想观点的发展变化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以及其他思潮走马观花式地此起彼伏。昨天受人追捧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会遭人嫌弃，备受指责。

当我们对上述表面看来非常深远的变化进行分析时，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所有那些违背普遍信念和民族感情的变化都难以持久，改道的河流又回归正道。脱离了任何普遍信念或民族感情的思想观点的稳定性一般很差，任由机遇摆布。或者换个更好的说法，可能受到周围环境里每一种变化的影响。它们形成于暗示和传染的过程中，历来都是昙花一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好像海岸上由风吹成的沙丘一样。

如今易于变化的大众群体观念比以往更多，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陈旧信念日益丧失其影响力，渐渐地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当下昙花一现式的思想观点产生促进作用。普遍信念的衰落为那些既无历史又无未来的杂乱思想观点的产生扫平了道路。

第二个原因是，大众群体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加，而且这种影响力受到的抗衡阻力越来越少，极易变化的思想观念（我们看到这是大众群体的一个特色）可以畅行无阻地体现出来。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新闻报业的近期发展，各种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可以不断地呈现出来，引起大众群体的关注。源于某一种观点的暗示，很快就会被不同性质的暗示扼杀掉。结果，没有一种观点能够广为传播，所有观点仅仅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如今一种观点还没来得及得到普遍接受，在成为普遍信念之前，就会迅速销声匿迹。

上述种种原因造就了一种在历史上颇为罕见、极具当今时代特色的现象——我指的是政府在引导舆论方面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政府行为、一些作家以及少数报纸的影响能够真实地反映出舆论动向。如今作家完全失去了影响力，报纸也仅仅是反映民情舆论。政治家远远没有达到引导舆论的程度，他们只是跟随舆论。他们惧怕舆论，有时达到惊恐的程度，致使自己完全缺乏稳定的行为准则。

大众群体观点日益成为最高政治指导原则，如今它甚至可以强加给盟友。这方面的最近实例就是法——俄联盟，这仅仅是大众化运动所产生的结果。当前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人们看到教皇、国王和皇帝愿意接受采访，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有关某一话题的观点交给民众来评判。以前如果说政治不能感情用事也许是正确的。如今则不然，因为政治日益受到易变大众群体的冲动的影响，而他们不受理性影响，只以感情为指导准绳。

新闻界从前引导舆论，如今也像政府一样，屈服于大众群体的影响力。新闻界无疑具有很大影响，但仅仅因为它们只反映民众舆论及其不断变化的情况。新闻界仅仅是一个提供信息的机构，全然放弃了推广宣传某种理念或学说的努力。由于竞争需要，新闻界只能被迫追随公众思想倾向，否则就会失去读者。以前那些比较古板但很有影响的老牌报纸，例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被上一代人视为传播神谕的报纸，如今这类报纸或者销声匿迹，或者变为典型的现代报纸，在消遣性文章、社会闲谈和吹捧性的财经广告中间夹杂着大量新闻。目前不可能有任何一家报纸财大气粗，有实力让撰稿人表述个人观点，这样的观点对于只想掌握信息或休闲娱乐的读者来说没有多大价值。况且他们怀疑每一种断言背后都隐藏着投机动机。即使评论家们也无法断定哪一本书或剧作能够获得成功。他们只能出语伤人，不能提供服务。各家报纸清醒地意识到所有形式的批评或个人观点毫无用处，结果就开始压制文学批评，只限于说出书名，写几行吹捧性的评论。再过二十年，戏剧评论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密切关注思想观点的走向，已经成为新闻界和政府的头等大事。他们一直不停地想了解一个事件、一项立法提案或一次演讲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并非易事，因为最不稳定、最容易变化的莫过于大众群体的思想；最常见的莫过于他们今天横加指责的人和事，而昨天他们还表示过赞赏。

由于完全缺乏对舆论的引导，同时普遍信念又遭到破坏，结果各种信念针锋相对。大众群体对于明显不触及自身利益的一切事情日益变得漠不关心。社会主义等学说的问题，只能在受教育程度很低的社会阶层，比如在矿区和工厂工人中间赢得信念坚定的真正支持者。中下层人士以及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者，或者怀疑一切，或者在思想观点方面表现得极不稳定。

在最近二十年里，上述方面的发展形势一直引人注目。这段时期尽管离我们相对较近，思想观点仍然有一个总趋势，源于广为接受的某些基本信念。一个人仅仅由于是君主政体的支持者，不可避免地拥有一些明确的历史或科学观点，如果他是一位共和派人士，他的思想观点便截然不同。君主政体支持者非常清楚人不是从猴子变来的；而共和派人士坚信猴子就是他们的祖先。君主政体支持者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一般心怀恐惧；而共和派人士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则肃然起敬。有些名字，例如罗伯斯庇尔或马拉^[49]，在提及时必须怀着宗教般的虔诚。另外一些名字，例如凯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在提及时都必须一致加以痛斥责骂。甚至在法国的索邦神学院^[50]也存在着这种幼稚的看待历史的方式。

目前，由于深受分析探究的影响，所有思想观点全都失去了往日的威望。它们各自的鲜明特征正在迅速消失；很少有现存的什么思想观点能够继续唤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日益变得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对于各种思想观点普遍大势已去的情况不应感到非常悲哀。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民族生活走向衰落的征兆。当然，明察秋毫或者具有超自然洞察力的人物、使徒和领袖人物——总之真正具有坚定信念的人物，他们的影响力远远大于那些只是一味否定、批评或麻木不仁的人物。但也不要忘记，由于民众所具有的影响力非常强大，所以一种思想观点要想获得足够威望被广泛接受，就得很快被赋予一种专横霸道的力量，使所有一切必须在它面前低头顺服，自由言论的时代只能长期闭锁。大众群体有时就像是随和的主人，比如埃拉伽巴路斯^[51]和提比略，但是他们也会表现得喜怒无常、性情大变。当大众群体有朝一日可以专横地对待文明时，文明自身便凶多吉少，难以长久存在下去。如果还有什么可以暂时延迟其灭亡，那就是极不稳定的民众思想观点，以及他们对于所有的普遍信念日益表现出的麻木不仁的态度。

【注释】(www.xing528.com)

[1] 译者注：指勒庞的《各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一书。

[2] 译者注：此处指19世纪的中国。

[3] 译者注：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位于法国的上萨瓦省和意大利的瓦莱达奥斯塔的交界处。勃朗峰的最新高度为海拔4810米，它是西欧的最高峰。

[4] 译者注：拉维斯（Ernest Lavisse,1842-1922），法国历史学家，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创始人。

[5] 译者注：麦考莱（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代表作《自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即《英国史》）。

[6] 译者注：约翰国王（1167-1216），英格兰国王，1199年至1216年在位。

[7] 译者注：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她在位的64年（1837-1901）是英国最强盛的“日不落帝国”时期，使维多利亚女王成了英国和平与繁荣的象征。

[8] 译者注：罗马帝国灭亡后，法兰克帝国在其存在的3个世纪中成为中欧最重要的国家。在它瓦解后它的组成部分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法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小国家。统治法兰克帝国的帝王出自墨洛温王朝和卡洛林王朝，查理大帝统治时期它达到了顶峰。在墨洛温王朝，从481年至752年，历时241年，其间有28位国王当政，按法兰克人的继承制度，每代国王死后，都由其儿子平分国土。567年，占据巴黎地区的长兄死后无嗣，其他弟兄三分其领土，渐渐形成了东部的奥斯特拉西亚、西部的纽斯特里亚及勃艮第三个王国。

[9] 原注：这并不是拉丁民族特有的现象，中国也一样被强大的官僚等级制度所统治。就像在我们国家一样，他们的官职是通过竞争得来的，唯一的考试就是需要熟练背诵厚厚的典籍。今天，大批没工作的文人已经成了中国政府的棘手问题。在印度也同样。自从英国人在那里开办学校——不像在英国那样注重德育，只是纯粹为了教当地人知识——“印度绅士”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特殊阶层，因为得不到雇佣，变成了英国当局最顽固的敌人。在所有文人身上，不管他们有没有工作，这种纯智育教育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大大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水平。这一事实我在《印度的文明》中着重强调过，而且所有造访过这个大半岛的作家也发现了这一点。

[10] 原注：泰纳：《现代政体》，第二卷，1894年版。——这几乎是泰纳留下的最后的文字，它精辟地概括了这位伟大哲学家的长期体验。不幸的是，我觉得没有在国外待过的大学老师会完全看不懂。教育是我们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民心智的唯一手段。但是，法国几乎没有一个人明白，我们现存的教育制度是造成社会迅速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没有提升我们的年轻人，反而让他们更堕落，这点真是让人太难受了。可以把泰纳的这段文字与最近保罗·布尔热在《海外》一书中所写的关于美国教育的观点做一下比较。布尔热先生也发现，我们的教育制度只能培养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或狭隘的中产阶级，他们没有主动性，也没有创造性，也没有愿景。“这两类人都是文明的灾难，只会说一些平淡无奇、无关痛痒的话或做一些具有破坏性的疯狂举动”。然后作者把法国的学校、让人智力退化的工厂和能够出色培养未来人才的美国学校做了比较，结果清楚地表明，真正的民主国家与嘴上声称民主但没有让其深入人心的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11] 译者注：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个长着狮子躯干、女人头面的有翼怪兽。它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向过路人出一个谜语：“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如果路人猜错，就被害死。俄狄浦斯猜中了谜底是人，斯芬克斯羞惭跳崖而死。斯芬克斯的故事是一个经典的心理学故事。

[12] 译者注：齐奥普斯（Cheops）是埃及法老胡夫（Khufu）的希腊名字，其修建的胡夫金字塔是埃及金字塔中最大的金字塔，塔高146.5米。因年久风化，现高136.8米。

[13] 译者注：大孔代，名路易二世·德·波旁（1621-1686），第四代孔代亲王，法国波旁王朝的贵族，法国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承袭孔代亲王爵位和昂基安公爵爵位，孔代家族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是17世纪欧洲最杰出的统帅之一。

[14] 译者注：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因反对他称帝而被捕，获释后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之后主要从事历史研究，直至1859年病逝。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15] 译者注：达荷美王国，是西非埃维族的一支阿贾人于17世纪建立的封建国家。国家全名为“达恩·荷美·胡埃贝格”，简称“达荷美”。这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1899年为法国所灭。

[16] 原注：我在《各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一书中，曾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拉丁民族和英美人在民主思想方面的不同。布尔热在旅行后，也在他的《海外》一书中独立地得出了和我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

[17] 原注：丹尼尔·勒叙厄尔著述（译者注：Daniel Lesueur是Jeanne Lapauze(1860-1920）的笔名，诗人、小说家，代表作《四月花》）。

[18] 译者注：这里指的是耶稣。

[19] 译者注：又称马其顿帝国（前336——前323），由著名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开创。其版图东起葱岭与印度河平原，南至波斯湾并包括埃及，西并色雷斯和希腊，北抵黑海及阿姆河，是历史上继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第二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帝国。

[20] 译者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漪丝》《植物学通信》等。

[21] 译者注：彼得隐士（1050-1115），法国亚眠市的神父，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关键人物。

[22] 译者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

[23] 译者注：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佛罗伦萨神权共和国领导。

[24] 译者注：法国拿破仑一世统治时期的君主专制国家。1804年11月6日，公民投票通过《共和十二年宪法》，宣布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人皇帝，法国为法兰西帝国，历史上称之为法兰西第一帝国。

[25] 译者注：内伊（Michel Ney,1769-1815），埃尔欣根公爵，莫斯科瓦亲王，法兰西帝国“军中三杰”之一。

[26] 译者注：缪拉（Joachim Murat,1767-1815），法国军事家，拿破仑一世的元帅。曾任贝尔格（公国）和克莱沃公爵，后成为那不勒斯国王（1808年至1815年在位）。

[27] 译者注：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爱国志士及军人。他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亲自领导了许多军事战役，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另两位是撒丁王国的首相加富尔和创立青年意大利党的马志尼）。而由于在南美洲及欧洲对军事冒险的贡献，他也赢得了“两个世界的英雄”的美称。

[28] 译者注：由中世纪到1860年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国家。

[29] 译者注：圣保罗（5-67），基督教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基督教伟大的传播者。《新约全书》中有大量关于他的记载。

[30] 译者注：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探险家。一生从事航海活动，是第一个到达美洲的欧洲人。

[31] 译者注：德·雷赛布（Ferdinand Marie Vicomtede Lesseps,1805-1894），法国外交官，苏伊士运河开凿者。1832年在亚历山大里亚任外交官时对开凿苏伊士运河发生浓厚兴趣。1854年赛义德任埃及总督后，获得苏伊士运河开凿合同，租期99年，1858年组织运河公司，1859年动工，1869年11月17日正式通航，由此闻名，被捧为法国民族英雄。1879年担任巴拿马运河公司董事长，1881年动工，1888年因缺乏资金而被迫停工，遂酿成著名的“巴拿马丑闻”，因侵吞财产罪被判监禁五年，后来最高法院撤销判决。

[32] 译者注：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法国史学家、作家。主要著作《耶稣传》是他的巨著《基督教起源史》的第一卷。他试图以科学方法研究宗教历史，排除一切神秘色彩。在历史研究中他强调周详的考证和可靠的事实。他的著作《闪米特族语言比较史》和《以色列人民史》在学术界都享有盛誉。在文学方面，他只发表过两部作品：《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回忆》和《哲理剧本》。

[33] 译者注：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自1655年隐居修道院，写下《思想录》等经典著作。

[34] 原注：世界各国都可以看到头衔、勋章和制服对大众的影响，甚至在个人独立意识最发达的国家也不例外。我在这里引用一段最近一本游记里的话，它讲述了英国的大红人们所享有的声望。

[35] 译者注：荷马，古希腊盲诗人，著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他的杰作《荷马史诗》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西方的宗教、文化和伦理观。

[36] 译者注：位于希腊雅典卫城的古城堡中心，为了歌颂雅典战胜波斯侵略者的胜利而建。巴台农原意为贞女，是雅典娜的别名。此庙不仅规模最宏伟，坐落在卫城中央最高处，庙内还存放一尊黄金象牙镶嵌的全希腊最高大的雅典娜女神像。它从公元前447年开始兴建，9年后大庙封顶，又用6年之后各项雕刻也告完成。但1687年威尼斯人与土耳其人作战时，神庙遭到破坏。19世纪下半叶，曾对神庙进行过部分修复，已无法恢复原貌，现仅留有一座石柱林立的外壳。

[37] 译者注：圣女贞德（Jeannela Pucelle,1412-1431），法国的军事家，天主教圣人，法国人民心中的自由女神。被法国人视为民族英雄，也是历史上唯一能在17岁时就指挥国家大军并取得胜利的少女。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带领法国军队对抗英军的入侵，为法国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后被英格兰当局控制下的宗教裁判所诬陷为异端和女巫，并判处以火刑。1456年被平反。500年后被梵蒂冈封圣。

[38] 译者注：保罗·巴拉斯（Paul Barras,1755-1829）。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在1795年至1799年间是督政府的主要领导人。

[39] 译者注：达武（Louis Nicolas Davout,1770-1823），奥尔施泰特公爵，埃克米尔亲王，法兰西第一帝国二十六元帅之一。

[40] 译者注：马雷（1763-1839），拿破仑时期的国务秘书和外交大臣。

[41] 译者注：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西边海域的一个岛屿，面积200多平方千米，是意大利的第三大岛。拿破仑曾被囚禁在这里。

[42] 译者注：此处指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即查尔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Charles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与奥坦丝·德·博阿尔内王后之幼子。他在1848年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52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1870年他发动普法战争，在色当会战中惨败，9月4日宣布退位。

[43] 原注：比利时著名探险家。

[44] 译者注：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作为祭品。

[45] 译者注：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历史上少见的通才。哲学上，是大陆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单子论》；数学方面，与牛顿分别独立发明微积分，发现二进制规则，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

[46] 译者注：提比略（Tiberius，前42-37），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在罗马古典作家的笔下，他的形象被定位为暴虐、好色。

[47] 译者注：公元前13世纪时犹太人的民族领袖。史学界认为他是犹太教的创始者。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巴哈伊信仰等宗教里都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先知。

[48] 译者注：路易十八（1755-1824），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的第一个国王，1795年至1824年在位。

[49] 译者注：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法国政治家、医生，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派革命家。

[50] 译者注：法国巴黎大学旧称，1253年罗伯特·德·索邦创建第一所学院，故名。早期以神学研究享誉。

[51] 译者注：埃拉伽巴路斯（Heliogabalus），本名为瓦瑞乌斯·阿维图斯·巴西安努斯（Varius Avitus Bassianus,203-222）。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皇帝，218年至222年在位。他是罗马帝国建立以来，第一位出身自帝国东方——叙利亚——的皇帝。222年，由他祖母尤利亚·玛伊莎所策划的一场阴谋中，埃拉伽巴路斯受到暗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