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质疑这一传统研究范式的是政治学家迈克尔·保罗·罗金[16]，他在出版于1967年的《知识分子与麦卡锡：激进的幽灵》一书中以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剖析令人信服地证明，所谓的“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和“偏执症”（paranoid style）不足以解释麦卡锡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甚嚣尘上，它并非一场非理性的、偏离常规美国政治进程的激进主义运动或极端现象，而是源自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和制度遗产；它不是一场霍夫斯塔特等人所鄙视的大众运动，反而与一部分美国社会精英的支持脱不了干系。[17]其他政治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发现，所谓的右派大多与普通美国人无异，他们很少表现出神经质、精神异常或受到极度困扰，而通常工作稳定，家庭关系和睦，社会交往广泛。不过史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遍没有受到这些研究的影响。[18]
乔治·纳什的《1945年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被称为研究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著作”[19]，以其中立的论调和出色的实证研究而成为广受赞誉的学术经典。针对美国社会与政界、学界对保守主义名称及内涵的复杂定义和激烈争论，纳什首先声明自己研究的是“美国一个特定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而且并不准备给保守主义下一个简明的定义。他主张通过保守主义者自己的语汇“来探究这场运动令人好奇的复杂性，说明保守主义思想意识的各种支流”。他从广义上来理解美国保守主义，认为1945年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由三个部分组成：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或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拒斥不断扩张的国家对自由、私有企业和个人主义的威胁；新保守主义（new conservatism）或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震惊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极权主义、全面战争和世俗化大众社会，希望回到绝对的传统宗教与伦理，拒斥被认为侵蚀了西方文明价值观的“相对主义”；以及反共主义（anti-communism）。它们组成了一个有着不同行动目标的松散联盟，而不是一场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运动。[20]通过这种既宽泛又精确、变通性极强的方式，他绘制了一幅更完整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画像，肯定了保守主义的重要地位，这种思想路径启发后来的许多学者从全新的角度认识和理解独特的美国保守主义的本来面目，奠定了全面重新评价美国保守主义的基础。[21]
不过他虽然避免了和谐派史学家对保守主义的“恩赐”态度，但在其他方面仍未突破美国学界的传统观念。他一直认为美国保守主义萌芽于1945年前后，并且在形成之初是孤立而没有影响的运动。他非常尊重早期的保守主义者，把他们描写成思想上被放逐却始终骄傲自尊、忠于自己原则的个人主义者：“这场运动早年的领导者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面对往往敌对的环境时的那种坚持。……因为拒绝抛弃那种看似注定失败的立场而显得特立独行。他们鄙视热衷于简单的安全、消极的遵从，和被‘孤独的人群’所接受，表现出一种许多同时代人认为正在消逝的‘内在导向’。”[22]有学者认为纳什此举有夸大之嫌，似乎有意将保守主义者塑造成“例外”于美国思想传统，把保守主义视为“本质上精英主义的、来自欧洲的事物”，而与美国历史背景无关。纳什虽然摆脱了20世纪50年代许多有害的思想遗产，但他这种暗含深义的观点30多年以来一直影响着研究美国保守主义的史学家们。[23]
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青年史学家开始质疑新左派学者关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观念，指出普通美国人的各种不满情绪既可能形成激进主义运动，也可能导致保守主义运动，其中最重要的修正之作是艾伦·布林克利和利奥·里布福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24]布林克利的《抗议的声音：休伊·朗、库格林神父与大萧条》一书既反对把休伊·朗和库格林神父视为非理性、反民主暴动的领导者，也反对一些同情大众运动的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把他们视为伟大的进步主义社会改革先锋。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这两位“极端主义”群众运动领导者其实是当时许多受大萧条冲击的美国人所共有的“平民主义”思想的代言人；他们的思想不成体系，但对众多普通美国人极具吸引力。他们谴责“国际银行家”和新政措施进一步恶化了局势，表达的其实是“反对中央集权”，反对“人类只有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结成组织才能进步的观念”以及“对社区制度的尊崇”，这些理念都源自杰斐逊的传统，而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毫不相干，“其个人的浮夸和流星般的生涯不应当遮蔽他们援引的悠久传统”。[25](www.xing528.com)
利奥·里布福的《老基督教右翼：大萧条至冷战时期的清教极右派》一书的研究对象是三个清教右派领导者：威廉·达德利·佩利（William Dudley Pelley）、杰拉尔德·B·温洛德（Gerald B.Winrod）和杰拉尔德·L·K·史密斯（Gerald L.K.Smith）。正如作者所言，这个故事里没有英雄，而只有三个恶棍，他们一直被认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最臭名昭著的宗教右派狂热分子，是史学家笔下典型的“极端主义者”。不过在里布福看来，“虽然他们的思想既不令人钦佩，也不让人信服，但或许是难以了解，甚至不同寻常的。他们的性格也要比我们通常引述的‘权威人格’和‘偏执症’更复杂”。而过去的历史著述往往简单化地将其描绘成阻碍理性社会变革，最终被历史潮流抛弃的政治蛊惑家；不少学者还把这种解释模式推及对19世纪90年代、“麦卡锡主义”乃至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26]针对这一现象，里布福极具洞察力地指出，“对极右派的攻击在暴露其目标的同时也暴露了攻击者自己”。他认为，这种简单化的解释模式是大萧条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遗产，这种观念在50年代被普遍接受，并被丹尼尔·贝尔和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等讨论“激进右派”的学者固定为社会科学术语，一直到80年代还左右着人们对“新基督教右派”的认识。始于30年代的右翼政治狂热引起了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的强硬反击，这些“30年代的英雄”反对国内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固然值得肯定，但对极右派的恐惧削弱了他们保护公民自由的努力而普遍赞成限制国内法西斯主义者的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制造了“褐色恐慌”（Brown Scare）。这种情绪在80年代初导致自由派和激进派对极右派的恐惧超过大萧条和“二战”以来的任何时期，从而难以冷静对待80年代各种保守主义力量的兴起。[27]对学术界思想惯性的反思、坚实的史料基础和详尽的研究使作者得以摆脱强烈的意识形态和错误的方法论导向，把一部真实的美国历史中不可缺少却一直被忽视的这些“宗教右派狂热分子”从错误的历史叙述和后人的恩赐态度中拯救出来。他把这些“恶棍”真正地视为复杂的历史行为者，认为他们与千千万万信仰新教、拥有自己小小产业的普通美国人一样具有典型的传统价值观，也一样忧虑威胁美国传统的世俗和移民文化，并且证明他们的反共主义、反犹主义以及阴谋论在美国历史中都扎根已久，极右派的“极端主义”往往与美国文化和政治主流殊途同归，因此极右派应该被视为美国思想传统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格病态的例证，而自由派和激进派反对极右派的运动不是保卫民主，而是攻击自由，建立了后来迫害左派的先例。[28]
首先由布林克利和里布福等人开拓的保守主义研究新路径，随着越来越多出色的个案研究的涌现而显得愈发清晰。伦纳德·穆尔、杰罗姆·希梅尔斯坦、罗纳德·佛米萨诺等人分别对20世纪20年代印第安纳州的第二次三K党运动、右派运动中的妇女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波士顿的反校车接送学童制运动（anti-busing movement）等进行了探索。迈克尔·卡津认为，虽然这些学者有时夸大了研究对象的影响力与合法性，而且更关注运动成员的身份和意识形态，从而搁置了其历史连续性、全国性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更大范围的政治变迁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研究揭示出各种“草根右派”运动所具有的平民主义或女权主义色彩，这一点尤有意义，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这些特征只可能与左派社会运动相关，而这些学者把保守主义积极分子视为时代舞台上具有明确目标、灵活策略和理想主义的主要人物，是对仍然主导相关学术讨论的“极端主义”范式的一种十分必要的纠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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