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美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各种各样新方法、新思潮的冲击下，美国史家早已不再把美国描述为一个以WASP为最重要成员的“生而自由、富裕、现代”的国家；不过与此同时，讲述美国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进步历程的“自由主义宏大叙事”则并未受到太多侵蚀。这种被用以统摄整个美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结构是一种“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的研究范式，它依据启蒙时代开始确立的历史进步观，以当下的观念和价值来重现过去，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化为美利坚民族国家孕育、建立、繁荣和发展成为现代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巅峰与象征的道路。在众多美国史家的笔下，美国历史长期以来被描述为一部进步的历史，这个自由主义的故事讲述了商业的不断发展、基于民主共识的代议政治制度以及知识的进步和普及，这些历史进程不仅塑造了美国，还将重塑整个世界。[3]这种观念长期以来影响甚巨，且往往并不容易被认识到。在这样的范式中，美国只有“自由主义传统”，最重要的主题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世俗化以及世界的日益一体化。尤其在20世纪美国历史的叙述中，“进步主义时代”“新政”和“60年代”这三个社会改良的高潮时代是必须浓墨重笔加以描述的不可或缺的几幕，“进步”“改革”“自由主义”是这部历史大剧中最重要的关键词，而有组织的劳工、妇女、少数族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改革者和少数开明政治家这些“进步的群体”则是最主要的演员。与此相对照的是，无论是作为思想传统或政治、社会力量的“保守主义”往往被视为“非美”而被忽视和贬抑，而它的载体——那些有意无意阻碍上述历史进程的群体无疑只能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配角甚至反面角色，既不可能得到作者的青睐，也不会受到观众的欢迎。正如以保守主义史学家自居的爱德华·夏皮罗所言：“毕竟，经典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地位、稳定、传统、秩序、共同体、权威和服从，对一个生于革命，渗透着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个人主义、大众民主、社会流动和平等主义的国家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4]
当然美国史学界不乏论及保守主义甚至专门讨论保守主义的研究。艾伦·布林克利认为，主导20世纪上半叶美国历史撰写的进步主义史学家就把保守主义者置于其历史解释框架的中心，和谐派与新左派史家也都讨论过保守主义和右派运动。[5]利奥·里布福列举了美国史学界关于保守主义和右派研究的大量论著，众多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代表性人物、麦卡锡时代、“二战”前影响广泛的反干涉主义者联盟中的保守主义者和极右派都曾是美国史学家关注的对象，新基督教右派更是同时吸引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目光；不少知名的左派学者讨论过保守主义者的重要性，保守主义在进步主义时代、红色的“30年代”和沉默的“50年代”的重要地位，以及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相似性。[6]还有学者指出，那些研究“自由主义”甚至“激进主义”社会运动的史学家其实已经以无数种方式提出了“保守主义问题”，尤其是各种社会公正运动的目标和策略如何被“保守主义”影响所塑造与调和。[7]思想史领域自20世纪世纪50年代以来也涌现过不少研究美国保守主义的作品，学者们探讨过英美保守主义思想传统、19—20世纪的美国保守主义、美国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以及“保守主义者”一词作为政治语汇其含义演变的历史过程。[8]而自里根当选以后的10多年中，史学家以及新闻记者和社会学家对保守主义运动的重新评价亦产生了不少作品。[9]
不过正如布林克利所指出的，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史学界对保守主义的研究一直存在某种偏向。进步史家对保守主义的看法带有局限性，“几乎只关注经济精英和他们对自己财富及特权的保护”，被认为不具说服力；而进步主义模式之后的一系列解释框架则非但没有增进对保守主义的理解，有时甚至进一步把右派边缘化。和谐派史家发现进步派的保守主义观存在严重的缺陷，认识到保守主义者中有试图保护自己财富和特权的精英，也有草根民众；他们关心保守主义思想的构成和演变，但往往带有愤怒的情绪、轻蔑的眼光和恩赐的态度，并不认为它们值得认真研究，或者是美国政治传统中值得关注的独特因素，而视其为美国社会中“极端”甚至“激进”的边缘部分，是对美国社会主流的“非理性或半理性的偏离”，认为“坚持右派意识形态是极度心理混乱的症状”。这种解释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确立以后成为保守主义史研究的主导范式，在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也一度影响极大。[10](www.xing528.com)
新左派批判和谐派史家否认美国历史中的激进主义，自己却忽视了保守主义的地位。他们谴责自由主义对“大众政治”的怀疑，支持“参与民主”的概念，歌颂“人民”甚至将其“浪漫化”，认为大众运动必然是民主和进步的，绝无可能出自右派；事实上昂格尔早已指出，除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阶级”（如废奴主义者或平民党）以外，这些年轻的激进派几乎不关注美国的“普通人”。[11]他们与自己所挑战的和谐派一样，专注于冷战和他们认为支持冷战的自由主义，“因此新左派政治研究一般对谴责自由主义更感兴趣——并且在学术界更专注于从自由派学者手中夺取领导权和主动权——而不是对阵它通常认为不那么可怕的敌人：自命的右派”。[12]他们不会认真对待阻滞“进步”的群体，认为右派运动与20世纪的美国政治无关。这堪称“和谐派自由主义者传给他们新左派后代的最悲剧性的盲点之一”。[13]
在解释20世纪美国历史进程方面影响很大的“组织综论”（organizational synthesis）认为推动现代世界形成的重要力量是大型官僚机构的出现，这种观点虽未完全排除保守主义传统，却也不承认其积极作用，“它往往将保守主义视为一种形式的异议，是目光短浅的社会边缘人群对现代主义无情力量的抵抗，徒劳无功且日渐衰落”。[14]更晚近一些，对“共和主义”思想感兴趣的学者成功地发现了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反“进步”和进步主义国家的强大政治传统。不过，关于共和主义的多数研究都把它视为一套观念，出现于自由主义之前并在美国革命时期或19世纪中叶至后期被自由主义所取代；因此到20世纪，“国家意识形态图景中已基本不存在对自由主义核心的反进步挑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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