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革命”是当代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在美国，计量革命自1957—1961年开始向历史学的领域发起了第一轮进攻。1957年，李·本森在“美国政治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对史学家在对待19世纪美国选举问题上的“印象主义”态度提出了批判，并呼吁史学家应该将他们对原始资料的定义扩大到除报纸和手稿以外的其他可以计量的数据。1961年，他在新政治史领域的代表作《杰克逊民主的概念》一书出版，运用大量计量史料对19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政治提出了新的解释，开创了所谓的“新经济史”。1957年，两位哈佛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H·康拉德和约翰·R·迈耶共同发表了“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经济”一文，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对美国历史上这个经过多次争论的问题重新进行了讨论。1960年，“克丽奥学派”[99]在普度大学举行学术会议，对研究方向作出了协调，并就彼此的论文发表了意见。1959年，默尔·柯蒂在其他数位史学家以及他的妻子、心理学家玛格丽特·柯蒂的协助下，出版了一部研究社区结构和变化的计量史学著作《美国社区的形成：边疆县民主个案研究》，成为新社会史的代表作。[100]
对于新史学派的进攻，接受传统学术训练的历史学界精英们对此很快做出了回应，其中有些学者的反应被新史学家认为表现出他们的“害怕、非理性，甚至有些恐慌”，小阿瑟·施莱辛格就和卡尔·布里登博共同名列出名的学术“保守派”之一。布里登博曾在其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中告诫学术界的同僚们永远不要“在那个该死的计量女神的神殿中礼拜”。小施莱辛格则据称因为自己在《杰克逊年代》中的结论被本森的研究所推翻而“撤退到匆忙用教条筑起的防御墙背后”，并声称“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它们不易受到计量结果的影响”。[101]在某些新史学家看来，小施莱辛格的这种态度是传统派史学家在自己的观点受到挑战后匆忙应战的典型反应，是他们在学术上“保守”的鲜明例证，但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小施莱辛格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以及对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史学新变化的评价，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某些新史学家所言，而他们对所谓学术“保守派”的批判更像是断章取义的论战之举。
小施莱辛格是在1962年8月于华盛顿举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第57届年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上述论点的。这次发言的基调正如他本人所言，并不是为了赞扬社会科学究方法的优点，而是为了探讨其存在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小施莱辛格所反对的并不是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本身，而是一些学者对其作用和地位的过分强调。他首先承认，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帮助增加人们对社会和人的理解而言本来是不可缺少的一种辅助手段，它可以帮助人们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也可以扩展人们对当前和未来事件的了解，从而增进人们对普遍的社会和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样的研究对史学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没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历史学家的分析和归纳将是不准确的，他在历史撰述中所使用的语言也将是没有说服力的；社会科学研究“能驱使史学家分析自己的假设，使他们的逻辑更为紧凑，驱使他们追寻和尊重事实，约束他们的夸大之举”，使史学家对历史学本身的缺陷保持敏感的认识，“它对一个有点不缜密甚至自以为是的学科是完全有益的冲击”。在此前提下他指出，一些学者在使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过程中过于强调其准确性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甚至将其作为核心的方法和绝对正确的路径，这种态度则是不可取的。[102]
以计量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为例，小施莱辛格并不否定计量方法本身，相反他认为计量方法的使用对历史学研究有重大的贡献，采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的一些成果也是有价值的。他所质疑的是：计量研究是否像一些学者所声称的那样，提供了解决重要历史问题的最佳途径。小施莱辛格指出，某些学者对计量方法的强调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之上的，比如人在社会行动中的目的、观念和理想的作用被过高估计；历史实际上可以被转化为一系列的社会、种族和经济趋势；计量方法可以将历史学家变成独立的、“科学的”观察者等。但事实上，这种看法忽视了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历史中的多数变量是无法进行计量的；二是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主观因素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103]
小施莱辛格指出，某些支持使用计量方法的学者谴责传统史学家在历史撰述中有夸大个人有意识的意愿和目的的倾向，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他们有意回避了那些不适于使用计量方法的历史问题，通过将自己限于计量方法可以处理的问题和材料来宣称自己具有某种精确性，强调计量方法的重要性。小施莱辛格认为，计量学派的这种做法不但带有某种欺骗性，还将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可以用计量方法解决的问题才是重要的问题。而事实上，计量方法并非如它的一些支持者所暗示的那样可以用来解决所有领域的所有问题，认为计量方法无法处理的问题是不重要的，也是一种不恰当的看法。针对这些学者的观点，小施莱辛格回应道：“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们不是计量结果所能轻易解决的。人文学者……并不否定计量方法的价值。他否定的是它可以解决人文学者必须考虑的一切因素；他谴责的是认为计量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没有意义的这种自负。”而计量方法无法处理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104]
小施莱辛格还表示，他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另一些看法同样也是无法接受的，他们承认计量方法具有上述缺陷，但认为这只是暂时性的缺点，技巧上的改善很快就会扩大计量方法的影响，直到它能够征服所有的问题，而其他史学家只能接受这种结果。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随着计量方法对人类社会问题提出的解释日益广泛和综合化，能归于个人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的内容越来越少，“人类所自夸的创造力，他在艺术、科学和精神上所取得的独创性成就，他作出选择的能力以及我们要求他对自己选择的结果负责任的权利在这种新的自我描述中都不再值得注意”。小施莱辛格认为，这样的观点意味着将科学方法用于研究人类问题正在日益与传统的民主观念发生冲突——民主观念认为人有选择的自由并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些学者所谓的“科学方法”则否认了这一点，并试图将所有问题都综合到一种总括一切的决定论中，这种意义上的科学不再是一种用暂时性的假说来证明问题的体系，而成为虚构甚至宗教的一种形式。[105]
可见，小施莱辛格所反对的并不是计量方法本身，而是某些学者声称计量方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认为计量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就不值得研究的这种做法，同时他也对计量方法强调社会趋势的变迁而忽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强调研究者通过计量能获得对历史的客观认识而忽视研究主体的意识而表示担忧。更令他忧虑的是，在这种意义上被使用的“科学”将会成为否定历史中个人存在意义的工具，进而成为否定个人自由和民主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施莱辛格才反对历史的计量研究。
同样，他也反对其他一切可能使“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受到损害的“新”研究手段。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新史学涉足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美国思想史领域也经历了一场“入侵”和危机，曾经自视为历史学中的“皇后”，也曾普遍被认为成功解开了美国历史最深奥秘的思想史的研究者们在新史学大军的包围和压迫下，感到自己已经成为过时的、被遗弃的人，新史学提出了他们无法通过传统的叙述、分析思想发展及其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的研究方法回答的问题，思想史传统所重视的统一的思想和价值观框架和整体性原则被认为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他们被自我怀疑所困扰，同时受到电子技术的威胁，并由于对重要历史人物作用的强调而被指责为精英主义。[106]
小施莱辛格指出，许多思想史家面对这种局面丧失了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信心，转而向社会科学寻找理论的支撑，格尔兹、库恩和年鉴学派成为思想史研究者的新偶像，有些人认为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同历史学有着最接近的血缘关系的人类学可以成为拯救思想史的一种方法。但小施莱辛格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他指出，虽然人类学在鼓舞美国思想史学家研究仪式、图像和大众的“符号”和“语言”方面无疑是有益的，它也无疑会减轻思想史学家由于害怕被称为精英主义者而引起的思想负担，但关键的问题是，人类学主要是用以重建未留存文字记载者的精神世界的工具，它在用于处理留下了大量书面记录的文化时是否仍然有效是值得怀疑的，另外人类学术语的引入是否就会使历史学研究的结果更为精确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小施莱辛格更为担忧的是，当代的思想史家在这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对特定个人的研究越来越少，相反充满了对人的主观性和自由的怀疑以及明显的决定论色彩；他们对精英主义的嫌恶正在鼓励他们回避思想史中最迷人的问题之一：思想和艺术巨作同周围文化环境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人们知道如何解读这些关系，这个问题的解决本来可以使人们关于这些伟大作品的社会的许多方面。思想史所依赖的这些基本材料都是无法计量的，对他们的解读依靠的完全是史学家自身的洞察力、精湛的分析和艺术想象力，因此思想史是不可能将自己的领地让给社会科学的。[107]
如果说19世纪是历史学专业化、学科化的时代，那么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则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日益紧密的时代。在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浪潮中，美国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史学家广泛地运用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广泛采用计量方法和数量资料来进行历史研究，这无疑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深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给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正如有史学家所言，社会科学之于历史学，实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史学带来了生机，同时也使史学不断地丧失自身的特性和功能。社会科学化损害了历史学的独立价值和学科特性，在所谓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或新社会史中，历史成了附属和次要的东西，研究的目的不是考辨史实、解释史实和提供历史叙事，而是建构模式和创立理论，从而模糊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界限；盲目地借鉴社会科学方法还使史学出现了严重的非人文化的趋势，并导致了历史研究的碎化与专通比例的失衡，使广大读者对那些充满了社会科学术语和数理模式，却不见人物和生活，也没有优美写作和流畅叙事的历史著作望而却步。[108]小施莱辛格认为，这种过度社会科学化的新一代新史学尽管对自己的道德立场和方法论信心十足，并雄心勃勃地想要解释老一代新史学家没能触及的权力、霸权、种族、族裔、性别和阶级这样的危险问题，但这种轻视事件、个人和历史变迁而强调社会力量、社会结构对人的控制和支配的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一样对历史造成了损害。而且当历史学家对沟通失去了兴趣，当他们拒绝非专业读者时，他们还抛弃了历史的社会功能。[109]在社会科学史学的热潮流行过后，上述这些现象已经引起了许多史学家的担忧，他们提出要恢复历史学的自主性，恢复历史的叙事性和综合性，克服由史学社会科学化带来的危机，这些观点同小施莱辛格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持的看法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可见小施莱辛格对过度使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反对绝不能仅仅用他在学术上的“保守”来解释，只要深入探究其根源，就会发现这种观点背后的动因其实是小施莱辛格对史学人文性的强调。
【注释】
[1]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见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代译序。
[2]Theodore S.Hamerow，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pp.205-207.
[3]Joseph R.Strayer，“Introduction，”in J.R.Strayer，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Princeton，N.J.，1943，pp.3-4，转引自Theodore S.Hamerow，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p.207。
[4]Ian Tyrrell，Historians in Public：The Practice of American History，1890-1970，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p.153-155.
[5]Herman Ausubel，Historians and Their Craft：A Study of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884-1945，New York：Russell＆Russell Inc，1965，p.17.
[6]Herman Ausubel，Historians and Their Craft：A Study of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884-1945，New York：Russell＆Russell Inc，1965，pp.17-19，24-25，29-30.
[7]Herman Ausubel，Historians and Their Craft：A Study of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884-1945，New York：Russell＆Russell Inc，1965，pp.50-52，72-74，80-82，85-87，91-97，106-109，113-119.
[8]Conyers Reed，“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Historia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5，No.2（Jan.，1950），pp.275，280.
[9]Herman Ausubel，Historians and Their Craft，pp.50-51，55-59，75，80-83.
[10]Ibid.，pp.37，47-48.
[11]Herman Ausubel，Historians and Their Craft，pp.17，48-49，60，77-79，97-98.
[12]Samuel Eliot Morison，“Faith of a Historia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6，No.2（Jan.，195 1），pp.267，269.
[13]Henry Steele Commager，The Study of History，Columbus：Charkes E.Merrill Books，1965，p.73.
[14]Arthur M.Schlesinger，Jr.，“Nationalism and History，”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Vol.54，No.1（Jan.，1969），p.19.
[15]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8，p.51；Arthur M.Schlesinger，Jr.，“On the Inscrutability of History，”Encounter，November 1966，p.10.
[16]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p.51-52；Arthur M.Schlesinger，Jr.，“Nationalism and History，”p.22.
[17]Arthur M.Schlesinger，Jr.，“Nationalism and History，”p.20.
[18]Ibid.，p.22.
[19]Arthur M.Schlesinger，Jr.，“Nationalism and History，”p.22.
[20]Ibid.，pp.23-24.
[21]Arthur 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p.54-55.
[22]Ibid.，pp.55-57.
[23]Ibid.，p.60.
[24]Arthun Schlesinger，Jr.，“Nationalism and History，”p.29.
[25]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77.
[26]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52.
[27]Arthur M.Schlesinger，Jr.，“Nationalism and History，”p.20.
[28]Arthur M.Schlesinger，Jr.，“Vicissitudes of Presidential Reputations，”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6，p.373.
[29]Ibid.
[30]Ibid.；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52.
[31]Arthur M.Schlesinger，Jr.，“Nationalism and History，”pp.29-31.
[32]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58.
[33]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Historian as Artist，”The Atlantic Monthly，July 1963，p.36.
[34]Arthur M.Schlesinger，Jr.，“On the Inscrutability of History，”Encounter，November 1966，p.10.
[35]Ibid.
[36]Theodore S.Hamerow，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pp.212-215；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5页。
[37]Arthur M.Schlesinger，Jr.，“On the Inscrutability of History，”p.10；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Bitter Heritage：Vietnam and American Democracy，1941-1946，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7，p.82.
[38]Arthur M.Schlesinger，Jr.，“On the Inscrutability of History，”pp.10-11.
[39]Ibid.，p.11.
[40]Arthur M.Schlesinger，Jr.，“On the Inscrutability of History，”p.13.
[41]Arthur M.Schlesinger，Jr.，“On the Inscrutability of History，”pp.13-15。重点号为原作者所加。
[42]Ibid.，p.15.
[43]Arthur M.Schlesinger，Jr.，“On the Inscrutability of History，”p.15.
[44]Ibid.，p.16.
[45]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45页。
[46]Theodore S.Hamerow，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p.230.
[47]Arthur M.Schlesinger，Jr.，“On the Inscrutability of History，”pp.16-17.
[48]Sean Wilentz，“What was liberal history，”The New Republic，July 10＆17，2006，p.22；Sean Wilentz，“Historians Making History，Schlesinger，Woodward，and the Liberal Era i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The New Republic，September 15，2014，pp.31-32；Ian Tyrrell，Historians in Public：The Practice of American History，1890-1970，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191.
[49]Ian Tyrrell，Historians in Public，pp.157-8，163-164，191-192，还可参见9—11章的其他内容及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3—418页。
[50]Ian Tyrrell，Historians in Public，pp.163-164，191-192.(www.xing528.com)
[51]Gordon Wright，“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Contemporary Age，”in Charles F.Delzell ed.，The Future of History，Nashville：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77，p.219；Peter Hennessy and Anthony Seldon，“Contemporary History——Now or Never，”History Today，April 1986，p.6.
[52]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Daedalus，Vol.100，No.2，Century（Spring，1971），pp.339-340；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nd History，”Foreign Affairs，Vol.41（April 1963），pp.491-492；关于当代史的诞生还可参见让·拉库蒂尔：“即时史学”，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228页；Llewellyn Woodward，“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Histor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1，No.1（1966），p.1-13；Gordon Wright，“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Contemporary Age，”pp.219-230。
[53]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p.341.
[54]Ibid.，Arthur Schlesinger Jr.to Michael Collins Todd，November 16，1967 and Arthur Schlesinger Jr.to Mary Haws，March 2，1983，in Andrew Schlesinger and Stephen Schlesinger，eds.，The Letters of Arthur Schlesinger，Jr.，New York：Random House，2013，pp.345-346，472-473.
[55]Gordon Wright，“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Contemporary Age，”p.221.
[56]Michael Kraus，The Writing of American History，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53，pp.131，137，143，192-209；Herman Ausubel，Historians and Their Craft：A Study of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884-1945，New York：Russell＆Russell Inc，1965，p.36.理查德·希尔德雷斯的《美国史》（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54）一直写到密苏里妥协案，乔治·塔克的《美国史》（George Tucker，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56-1857）写到杰克逊执政时期，托马斯·哈特·本顿的美国政府史（Thomas Hart Benton，Thirty Years'View：A History of the Working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for the Thirty Years，1883）记载年代为1820—1850年；赫尔曼·冯霍尔斯特的《美国宪政和政治史》（Hermann Von Holst，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History，1876-1892）、詹姆斯·斯考勒的《宪法治下的美国史》（James Schouler，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Constitution，1880-1917）和约翰·伯吉斯（John W.Burgess）的美国史都一直写到美国内战或重建时期；詹姆斯·福特·罗兹（James Ford Rhodes）出版于1892—1919年间的美国史从1850年妥协案一直写到西奥多·罗斯福时期。乔治·帕克·费希尔（George Park Fisher）在1898年就试图研究美西战争对美国国家政策的影响。霍夫斯塔特认为19世纪80年代前后的情况有明显不同，参见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New York：Vintage Books，1970，pp.24-25。
[57]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nd History，”p.492；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pp.341-342.
[58]Llewellyn Woodward，“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Histor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1，No.1（1966），pp.1-2.
[59]Gordon Wright，“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Contemporary Age，”p.220.
[60]参见Herman Ausubel，Historians and Their Craft，pp.63，104，1 13-114。
[61]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p.342.
[62]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pp.339，345；Gordon Wright，“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Contemporary Age，”p.222.
[63]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pp.343-344；Arthur Schlesinger Jr.，“On the Writing of Contemporary History，”pp.69-70.
[64]Gordon Wright，“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Contemporary Age，”pp.220-221.
[65]Sir Herbert Butterfield，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London：Collins，1951，p.10，转引自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p.345。
[66]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as Participant，”pp.345-346.
[67]Francesco Guiccardini，Maxims and Reflections of a Renaissance Statesman，New York：Harper＆Row，1 965，p.7 1，转引自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p.346。
[68]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p.347.
[69]Alexis de Tocqueville，John Lukacs ed.，in The European Revolution，Garden City，N.Y.：Doubleday，1959，p.32，转引自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p.347。
[70]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pp.348-349；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nd History，”pp.492-493.
[71]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pp.350-351.
[72]Ibid.，p.351.
[73]Ibid.重点号为原作者所加。
[74]Ibid.，p.355.
[75]Page Smith，Historian and History，New York，1964，p.198，转引自Herbert Butterfield，“Some Trends in Scholarship 1868-1968，in the Field of Modern History，”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Fifth Series，Vol.19（1969），p.180。
[76]Herbert Butterfield，“Some Trends in Scholarship 1868-1968，in the Field of Modern History，”pp.180，183-184.
[77]莫里斯·阿居隆：“二十世纪的法国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78]Llewellyn Woodward，“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History，”pp.4-6.
[79]让·拉库蒂尔：“即时史学”，第203页。
[80]Gordon Wright，“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Contemporary Age，”p.223.
[81]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p.356，Reference 1.
[82]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p.350.
[83]参见William E.Leuchtenburg，“The Historian and the Public Realm，”in John Patrick Diggins ed.，The Liberal Persuasion：Arthur Schlesinger，Jr.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American Pas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9-42；Herman Ausubel，Historians and Their Craft，New York：Russell＆Russell Inc，1965；Ian Tyrrell，Historians in Public；David E.Kyvig，“Public or Perish：Thoughts on Historians'，Responsibilities，”The Public Historian，Vol.13，No.4（Autumn，1991），pp.10-23。
[84]Louis Gottschalk，Understanding History，New York，1950，pp.9-10，转引自Howard Schonberger，“Purposes and Ends in History：Presentism and the New Left，”The History Teacher，Vol.7，No.3（May，1974），p.457。
[85]李剑鸣：“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
[86]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nocent Beginnings，1917-1950，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0，pp.176，375.
[87]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September 18，1949，转引自Ronald Radosh，“Historian in the Service of Power，”The Nation，August 6，1977，p.104。
[88]Arthur M.Schlesinger，Jr.，“Nationalism and History，”p.30.
[89]参见李剑鸣：“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
[90]Arthur Schlesinger，Jr.，“Review of The Course of Empire，”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Vol.26，No.2（Jun.，1953），p.260.
[91]Arthur Schlesinger，Jr.，“The Problem of Richard Hildreth，”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Vol.13，No.2（Jun.，1940），pp.229-232.
[92]Arthur M.Schlesinger，Jr.，“A Comment on Roosevelt and His Foreign Policy Critic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4，No.1（Spring，1979），pp.33-35；参见Arthur Schlesinger，Jr.，“Review of Granite for God's House：The Life of Orestes Augustus Brownson，”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Vol.14，No.4（Dec.，1941），pp.743-745。
[93]Arthur M.Schlesinger，Jr.ed.，The Almanac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G.P. Putnam's Sons，1983，P.10.
[94]Ibid
[95]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p.365-366.
[96]George E.Mowry，“Review of America：Experiment or Destin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2，No.3（Jun.，1977），p.527；Sidney Warren，“Review of The Imperial Presidenc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61，No.4（Mar.，1975），p.1157.
[97]Stephen B.Oates，“Tribune of the Underclass，”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Vol.7，No.2.（Jun.，1979），p.286.
[98]Bray Hammond，“Review of The Age of Jackso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6，No.1（May，1946），p.79.
[99]即新经济史学派。
[100]参见J.Morgan Kousser，“Quantitative Social-Scientific History，”in Michael Kamman ed.，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 Historical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433；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325页。
[101]J.Morgan Kousser，“Quantitative Social-Scientific History，”in Michael Kamman ed.，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434.
[102]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Humanist Looks at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7，No.6（Dec.，1962），pp.768-769.
[103]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Humanist Looks at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7，No.6（Dec.，1962），p.769.
[104]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Humanist Looks at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7，No.6（Dec.，1962），p.770.
[105]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Humanist Looks at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7，No.6（Dec.，1962），pp.770-771.
[106]参见Robert Darnton，“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in Michael Kamman ed.，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p.327-328；Arthur Schlesinger，Jr.，“Intellectual History：A Time for Despair？”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66，No.4（Mar.，1980），pp.888-889。
[107]Arthur Schlesinger，Jr.，“Intellectual History：A Time for Despair？”pp.888-889，892-893.
[108]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270—271、318—325页；李剑鸣：“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
[109]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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