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阿瑟·施莱辛格：学术研究与政治生涯的完美结合

长期以来，历史学应不应该为现实服务在史学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美国虽然是一个极为注重历史研究的现实效用的国家，但是在有人提倡使过去从属于现在，从现实出发来研究历史，甚至不断有史学家直接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乃至进入最高的政府决策机构的同时，也不断有学者对历史学的现实功用和学者是否应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提出怀疑。^[83]两派学者都坚持自己的看法，丝毫没有想要妥协的意思。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提出，政治积极分子和学者这两种角色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其中多数学者都认同，在一个时间段内应该只承担一种角色，而不应该将两个角色混同起来。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学者对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是否必然影响到他在学术研究中的客观公正呢？学者能否将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截然分开呢？

对这两个问题，小施莱辛格没有仅仅做出是或不是的回答，而是从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对历史的功能、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及历史能否预测未来等问题作了解答。他想要做一个积极入世的学者，同时充分认识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可能对学术研究造成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必须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思考和梳理，为自己的双重角色建立合理的前提，也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建立一个合理的前提。

在现实中，有不少史学家相信自己能在研究中保持绝对的客观，也有些史学家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密切关联却有意无意地对此避而不谈，总之除了现时主义派以外，很少有史学家公开承认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现实取向。一位美国史学家曾说过：“认为自己没有历史哲学或相信自己是超然的史学家是在自欺欺人，因此也就比有意说谎的人更具欺骗性。”^[84]同他们相比，小施莱辛格的态度要坦诚得多。他承认自己与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都是现实的囚徒，不可避免地受到自己经历的影响，因而在学术研究中永远无法达到完全的客观，但即便如此，史学家仍然要尽一切努力超越现实，追求客观地重建过去的理想。为此，小施莱辛格将历史的学术功能同社会功能严格地区分开来，强调历史的学术功能，坚持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首先必须履行历史的学术功能。他充分反思了历史研究的特性并不时提醒自己，历史并不具备进行短期和小范围预测的能力，并且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如此之复杂，其丰富和多变性远非人类智慧所足以预料，因此虽然研究历史可能使人更明智，却绝不适于政治家们的现实需要。

不过小施莱辛格虽然重视历史的学术功能，强调史学家应该在学术研究中追求客观主义的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在现实中放弃对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他认为，认识到上述问题只是应该让学者们意识到作为史学家和作为政治积极分子的区别，并且使他们决心将这两个角色加以分离。在小施莱辛格看来，史学家具有现实关怀是一回事，利用历史为现实服务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也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曾谈到，学者应当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采取分离的、不同的立场：在公众集会上可以亮出鲜明的政治态度，而在课堂上则不能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我国学者李剑鸣也指出：“历史学家参与政治，与利用历史为政治服务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历史学家作为政治人的个体行为，后者是用历史知识服务于当前需要的‘求用之举’。”^[85]正是因为如此，面对众多学者对其学术立场与论著客观性的质疑和批评，小施莱辛格才能泰然自若。他认为无须以远离政治来体现自己学术研究的价值，“诚实”才是史学家的职责；并且他主张史学家应当撰写当代史，更应当撰写“见证者历史”，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对人类社会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还因为史学家只有参与社会和政治实践才能写出好的历史著作。(www.xing528.com)

小施莱辛格在大学时代就曾参与过社会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从而也深切地感受到校园经历的有限性。大学在施莱辛格看来就像修道院一样地与世隔绝，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大学的弊病就在于它们限制了经历的多样化，但是“只要有一点价值的知识都来自经验……象牙塔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大学教授相当彻底地同使生活充满活力的多数事件相隔离……坎布里奇的经验范围太有限，不能大量增长我的知识……如果我要成长，就需要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不同性质的经历”。^[86]他认为：“美国史学家把太多的时间用在写作那些他们生活的特点使他们无法理解的事件上。他们的生活被限定在大学、图书馆和讨论会中……我通过参加战争和为政府工作获得的历史洞察力比我通过学术训练获得的更多。”^[87]

他本人在这方面的经历的确非常丰富。他在“二战”期间参与了军事情报局和战略服务局的工作，其间由于工作的需要赴美国多个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在“二战”期间到过伦敦、巴黎等欧洲城市，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有着比普通人更深切的感受。“二战”结束后，他返回美国，时值《杰克逊年代》刚刚出版，多所大学都向这位声名鹊起的年轻学者发出了邀请，但他经过权衡，没有直接进入被他称为“修道院”的大学中，而是决心先尝试一下自由撰稿人的生活。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他因撰写文章需要，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采访，为撰写《罗斯福年代》打下了基础。1948年夏，他应邀前往巴黎担任“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负责人埃夫里尔·哈里曼的特别助理，亲眼目睹了这一当代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的最初实施过程。20世纪50和60年代，他先后参与过斯蒂文森和肯尼迪的竞选班子，在其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肯尼迪出任总统后又受邀担任肯尼迪的拉美事务特别助理。后来他根据自己在白宫期间的见闻以及同肯尼迪家族交往的经历写成了《一千天：约翰·F·肯尼迪在白宫》和《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两部著作，分别获得了普利策传记奖和国家图书奖；而他在白宫工作期间所保存下来的大量相关文件和记录后来都收藏在肯尼迪图书馆中，成为学者研究肯尼迪政府的重要参考文献。

对学术与政治关系有自觉反思的学者在遇到这些问题时，会时刻提醒自己在研究中保持相对客观的立场，在收集、辨析、使用史料和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中会更为审慎，在历史事实和社会动机发生冲突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正是由于小施莱辛格能主动地对学术和政治的关系进行积极的反思，他在处理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时候才有可能采取更为客观公正的立场。小施莱辛格像19世纪法国的民族主义史学家梯叶里一样，曾经在历史中寻找对自己政治信仰的支持，他对这一点是直言不讳的，但他也像梯叶里一样，在此过程中却开始理解历史自身所具有的魔力，“这种魔力同它可能对现实产生的教训是完全不相关的”^[88]。我们很难说，小施莱辛格在后来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就能完全保持客观，更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的客观本来就是不可能达到的，但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比那些对自己没有自觉自律的学者必然要更为客观和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