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政治观点鲜明、党派倾向明确的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的论著一直被批评者诟病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而损害了其客观性。在他步入政坛且进入美国政府的核心部门，成为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的亲历者、记录者乃至某种意义上的制造者，又与执政总统及其家族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之后，在一些评论者看来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原罪”。《一千天：约翰·F·肯尼迪在白宫》面世后，“明显的党派倾向”“民主党人”“肯尼迪派”成为小施莱辛格身上最常见的标签。面对这些批评和质疑，小施莱辛格却泰然自若，继续提笔撰写《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
无疑，小施莱辛格完全可以选择让自己避免身陷舆论的旋涡。在与小施莱辛格同时代的史学家中，有不少知名学者研究较晚近的政治史，现实中却有意远离政治。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不愿担任任何官方职位，他拒绝了白宫的任命，甚至很少参加学术会议。C·范恩·伍德沃德与小施莱辛格同为知名学者和知识分子，作为史学界的成员和领军人物，他一直关心并参与同行之间的争论，尤其在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南方史。他经常为各类出版物撰写文章，也被认为和小施莱辛格一样，在撰写历史时总是关注着当下，他的《吉姆·克劳的奇异生涯》（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1955）被小马丁·路德·金称为“民权运动的历史圣经”；但他的政治贡献不像小施莱辛格那样引人注目，“二战”期间他曾在海军情报局撰写太平洋战役的机密文件，也曾在水门丑闻中代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工作，但是“在白宫任职的想法会让他不寒而栗”[48]。
许多史学家都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事务，不过主要是以其作为史学家而获得的专业训练去完成那些普通人难以胜任的事务，而从事的具体工作与现实政治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或者说他们主要是通过贡献专业技能来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而与其政治观点无涉。自美国职业史学诞生之初，史学家就积极参与地方共同体的文化和政治生活，推动地方史的普及；在20世纪上半叶，他们参与了从国家公园管理局、国家档案馆、新政各机构到农业部的各种公共项目，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49]小施莱辛格非常尊敬的哈佛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为威尔逊服务的“咨询团”（The Inquiry），并与肖特韦尔等学者作为美国和平委员会的顾问，随威尔逊一同前往巴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莫里森加入了美国海军的历史部门并成为其官方史学家。为了撰写战争记录，他亲自参与了海军的许多行动，观察整个战斗过程。他后来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Ⅱ，1947-1962）在军界和学界都获得了高度评价。[50]
霍夫斯塔特和伍德沃德这样的史学家出于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回避了现时主义倾向可能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危险，从而免于纠缠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难以理清的关系当中。莫里森这样的史学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虽也可算一种“求用”之举，甚至往往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却因其表面上并不牵涉史学研究中主体意识带来的可能偏见，也不会给学术研究带来直接的危害而更易得到学界乃至社会的认可；尤其在激烈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或国家命运的重大危急时刻，由于史学家与政府及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共同的利益，面对共同的现实问题和敌对者，他们的这种实践活动往往更能发挥其积极作用从而得到正面的评价甚至鼓励。小施莱辛格有着与莫里森等许多美国史学家一样的战时经历，堪称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公民职责；他也可以像霍夫斯塔特和伍德沃德那样，选择以不那么直接的方式表露自己的政治观点，躲在远离现实政治的象牙塔中而免于成为众矢之的。不过，史学家的这两种角色似乎都无法让小施莱辛格满足。他的美国史研究逐渐从19世纪转向20世纪，所关注的政治人物从与自己有政治传统上的渊源，到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当代政要，同时积极投身政治；他以史学家的身份参与到美国政治权力核心的运作，却敢于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无疑知道自己会被视为肯尼迪王朝的“宫廷史学家”，却认为这种危险并不能阻碍他履行一个史学家的重要职责——撰写当代史。他对不少史学家当中流行的一种观念——避免撰写当代史，尤其是作者亲身经历事件的历史，以保持职业史学家的客观性立场——不以为然，而是主张史学家不仅应当撰写当代史，更应当撰写“见证者历史”（eyewitness history），因为它对人类社会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当代史”（contemporary history）并不是一个十分精确的概念，史学家对它的年代界限甚至对其含义的看法都不尽一致。法国人一直用它来指1789年以来的历史时期；英国的《当代史杂志》认为20世纪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导论》中则认为当代始于1960年前后；有史学家认为过去50年的历史属于当代史，也有史学家认为过去25—30年的历史才是当代史。[51]小施莱辛格对当代史的定义是“由生活在事件发生时代的人所撰写的历史记载”；“见证者历史”则指由“亲身参与所记录的事件者”或者“那些直接观察了至少部分所描述事件者所撰写的历史记载”，它不同于仅作为“见证者记录”而非从历史视角出发来撰写的回忆录，是当代史的一个分支。这种类型的历史记述在修昔底德时代就已诞生，甚至可以说正是历史撰述之源头。[52]小施莱辛格认为，从圭恰迪尼、马基雅维利到培根、马考莱、托克维尔、基佐、卡莱尔、白芝浩、班克罗夫特、帕克曼、亨利·亚当斯等，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大多数伟大的史学家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见证者史家，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而不仅仅是学问家；他们认为史学家应当根据自身的直接经历撰写历史，“当史学家们无法参与他们撰写的事件，就常常参加能够参加的事件，认为这种参与对他们作为史学家是有益的经历”。[53]小施莱辛格非常喜欢引用吉本自传中的一句话：“现代军队的训练和演习让我对方阵和军团有了更清晰的概念，汉普郡掷弹兵连上尉的经历对研究罗马帝国的史学家不无裨益。”[54]晚至19世纪中叶，保罗·蒂罗-丹然（Paul Thureau-Dangin）、路易·勃朗（Louis Blanc）、哈丽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和卡尔·马克思这样的欧洲学者撰写的都是当代史，而且他们的著作仍然给今天的读者带来极大的启迪。[55]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从理查德·希尔德雷斯、乔治·塔克到詹姆斯·福特·罗兹和乔治·帕克·费希尔等，不少美国史家都撰写当代史和见证者历史。[56]
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撰写晚近历史的记述不再能得到史学家的青睐，甚至受到嘲笑。小施莱辛格认为，这种认为距离越遥远的时代越属于历史的观念在过去2000年中就已经逐步发展起来，但最终是历史学职业化的直接后果，职业化使得历史研究和写作成为一种“自足、全职、毕生的职业”，史学家开始拥有独特的学术地位，这种地位的日渐固化意味着严格的技巧训练和专业化，同时也意味着官僚化，意味着史学家必须固守某些方法来保证其客观性。“这种严格的标准创造出远离情感和时代冲突的修道院学者的史学家形象”，人们开始怀疑，参与公共事件的经历是否与历史客观性的理想相冲突。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首先是“见证者历史”受到质疑，很快甚至写作当代事件的史学家也被认为“过于牵涉其中而无法完成纯粹的史学事业”。[57]19世纪70年代，新创刊的英、法、德的历史专业期刊都不接受关于当代史的论文；《英国历史评论》从1886年创刊一直到1918年以后，没有发表过一篇1852年以后的英国史或者普法战争和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的欧洲史的论文。1919年以前甚至之后申请学术职位的候选人如果把当代史作为研究领域便很少有机会成功。直到1914年牛津“现代史派”的教学大纲仍排除1837年以后的英国政治史和1878年以后的“普遍史”，而“普遍史”实际上也仅仅是欧洲史。卢埃林·伍德沃德认为这种将当代史排除出学术研究的做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使英国的统治阶级在进入政治领域、公民服务或其他职业中时“对当代世界状况的了解还不如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了解”，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十来个报纸通讯员要比英国内阁的主要成员更了解威胁欧洲和平的危险”。[58]一直到“二战”前，索邦大学都不允许博士生进行档案尚未开放的题目的研究，实际上排除了普法战争以来的任何题目，这种做法至少持续到1960年。[59]或许由于美国人的实用主义抵制了轻视当代史的观念，这种趋势在美国不如欧洲那样明显，虽然沃辛顿·福特（Worthington C.Ford）这样的史学家会在自己的AHA主席演讲中警告同行们，讨论当代事务的史学家几乎不可能写出可靠的著作，因为他不仅无法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也找不到未经修饰的史料，但也有不少学者把当代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或逐渐转向当代史的研究，如鲁宾逊、比尔德、弗雷德里克·帕克森（Frederick L.Paxson）和卡尔顿·海斯（Carlton J.H.Hayes）。[60]不过总体而言，轻视当代史的趋势在大西洋两岸都相当盛行。一直到“二战”前，职业史学家讲述自己时代的历史仍然被认为是一种“草率且非历史的行为”，而他们关于当代事件的记载也被认为更接近新闻或回忆录而非历史。[61]
但是与此同时，局面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到20世纪下半叶，虽然遭到职业史家的怀疑和否定，但大西洋两岸都已经出现了当代史和见证者历史的明显复兴，当代史已经进入各级学校的课程，当代史和见证者历史著作也开始流行起来，丘吉尔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著作堪称其代表。1968年法国“五月革命”爆发仅仅三个星期之后，就出现了13本记录该次事件的书籍，其中第一本更是创纪录地在事件发生一周之内就撰写、印刷、装订完毕并送到书店出售。[62]当代史最终成为历史研究的合法领域，小施莱辛格认为其最重要的根源无疑在于历史的“加速度”，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变迁的节奏大大加快，也使得“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地变成“过去”，历史速率的这种不断加快必然会影响到史学家的心理，“在12世纪，史学家的‘过去’是几个世纪以前；在19世纪，是一两代人以前。而现在就是昨天”。同时它也使人们开始前所未有地关注时代变迁带来的各种问题。电视的发明也带来了新的体验和刺激，人们在自己的起居室中就能创造形成中的历史，至少是其观察者，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形进一步加强了民众了解现代社会形成过程的渴望，这使得历史成了重组公众经验、使其能够为人们所理解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见证者历史则成为缓解高科技社会中极其普遍的对非人性化和个人身份受到威胁的恐惧，使历史过程重新人性化的一种途径。史学界自身发生的新变化，比如手稿收集整理和开放速度的不断加快也促成了当代史和见证者历史的复兴。[63]
但是职业史学家反对当代史或见证者历史的情况仍然存在，他们这样做无非出于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没有足够的史料；二是主观性过强；三是不可能产生对研究对象的全面评价。戈登·赖特概括为“文献崇拜”和“历史距离的迷信”，由于历史被认为是一门科学，客观性则是其信仰，因此“只要它的许多秘密还锁在档案中，只要它研究的问题与史学家自己的价值观、偏见和情感有涉，就不可能撰写或讲授真正的历史”。[64]小施莱辛格则归结为“真理乃时间之女”的看法，这种古老的观念认为史学家越是远离自己记载的事件，就越能写出好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他十分赞成英国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观点。巴特菲尔德认为，如果我们观察历史事件被记载的历史，便会发现这种记载在其早期一般都是原始且简单的，“但是一代又一代研究者，每一代都形成了对这一特定对象的历史撰述之后，叙述在经过一些典型的阶段之后就会进入一种高级且微妙的形式”。[65]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撰写通常会从“英雄历史”阶段——作者站在冲突一方的立场，往往会夸大善恶斗争，也无法对整个事件做出更深刻的分析——发展到更高级、更成熟的“技术历史”或“学术历史”阶段，后来的史学家最终能够看到冲突的双方都深陷于历史的困境，无法简单地以善恶来划分。初看起来，技术史家由于和所发生的事件有了一定的距离，会拥有比当代史或见证者史家更可靠的史料、更清晰的视野，也更可能免于情感和偏见的困扰，并且由于他们了解了事情的结果，可以更准确地辨识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而最有可能被后人修正的历史就是当代史，尤其是见证者历史不仅缺乏充分的史料，又在逻辑上含有更多的陷阱，更易于受“利益、偏见、幻想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影响。[66]但事实很快会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小施莱辛格从两个方面驳斥了这种传统的观念。(www.xing528.com)
首先，技术史家在收集历史事实方面并没有什么不言而喻的优势，恰恰相反，这正是当代史或见证史家的一个优势，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机会看到原始的历史证据。圭恰迪尼曾警告说：“文件很少从一开始就被篡改。这常常是后来造成的，或是出于偶然，或者有必要这样做。”[67]还有一些史学家常常依赖的史料如信件、日记、备忘录、报纸等，虽然表面上是可靠的证据形式，却或多或少是在各种压力之下写成——“A的信件是对他自己有利的事件版本，B的日记有意无意地抬高主人、贬低对手，C的备忘录是为了改善记录，而记者对真正发生了什么只有最模糊不清的了解”——因此技术史家必然成为事出偶然才留存下来的证据的囚徒，“他无法像修昔底德那样严密地询问目击者，也无法像弗拉维阿斯·约瑟福斯（Flavius Josephus）那样，把自己暴露在知晓实情的公众之中”。[68]因此见证者历史对于那些想尽可能复原整个历史过程的技术史家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小施莱辛格认为托克维尔很好地区分了“技术史家的事实”和“见证者史家的事实”。托克维尔认为，对于理解一些历史事件极为重要的细节确实常常会被见证者史家忽视，“但这些作者比后世更了解舆论的走向、那个时代民众的取向，他们仍然能够在头脑和心灵中感受到其共鸣。对于主要人物及其相互关系以及民众运动的真正特点，见证者的描述常常比后人要好。这些是必不可少的细节。接近它们的人能更好地追溯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原因、事件的走向、思想潮流，而这些远离它们的人或许永远无法再发现”。[69]小施莱辛格认为，托克维尔关于见证者史家对于后人理解重大历史运动走向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于一个历史人物，同时代人往往会比后人有更好的判断，因为他们无需依赖于官方历史和不可靠的文献，而无心的交流、与友人私下的耳语、采取行动之前希望与恐惧的流露，这些能让人真正了解人物脾性的因素却往往转瞬即逝，不会留下痕迹。此外，见证史家参与历史事件还能提高其作为史学家的判断力，并激发和丰富史学家重建过去的想象力，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历史变化的实际，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些恰恰是技术史家所不具有的优势。[70]
其次，技术史家认为当代史或见证者史家因身陷时代的旋涡而无法提供历史的真相，时间的流逝则具有一种“提炼”效果，与研究对象的距离会消除史学家的激情和偏见，也有利于其做出更全面的评价，这一传统观念同样没有说服力。小施莱辛格认为，时间距离并不能消磨史学家的情感，令其摆脱自己的价值观和偏见。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问题可以说都处于永远的争论之中，这部分是由于一旦人们知道了事情的结果，就会根据历史的必然性重新撰写历史；部分是由于现在总是重新创造着过去，“只要问题仍然存在，时间的流逝就只会带来新的扭曲”，因此“如果说见证者历史缺少时间带来的距离，技术历史亦如此，并且是在同样的意义上”。[71]小施莱辛格质疑：如果说不断更新的历史解释带来只是无尽的遗憾，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说一种解释比另一种“更真实”呢？在此意义上，“有没有可能见证者历史不仅提供了对技术历史的补充，而且——至少以某种方式，在特定条件下——提供了更令人满意、更具持久意义的事件版本呢？”[72]
他的结论是，与人们习惯于认为的“当代史无法让人们了解历史真相”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当代史才能让人们了解真相”。[73]这是因为技术史学家往往必须借助于并不全面的史料，通过想象和推断来在重建过去而不会轻易被质疑，因为并没有人真正了解过去发生过什么；而当代史则意味着史家所写的一切都有可能遭到见证者的反驳，也就意味着在写史时必须慎之又慎，尽其所能提供历史的真实。当然小施莱辛格并非主张当代史或见证者历史要优于技术历史，而是主张见证者历史有自己的独特的思想、社会意义和优势，我们既需要技术历史，也需要见证者历史，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历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74]
关于当代史和见证者历史的重要意义，以及与研究对象的距离并不能确保获得更多的史料和更好的视野，许多史学家都有着共鸣。美国史学家佩奇·史密斯呼吁更好地理解撰写当代史的史家的成就，他指出，时间的流逝带来的距离并不能保证更好的理解，“无论史学家通过时间带来的视野、新的史料或专门研究获得了什么，都很可能由于自己的时代精神带来的扭曲而丧失它们”。[75]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对此深表赞同，他在回顾史学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时引用了史密斯此言并指出，“后见之明或许本身对后来的史学家而言就是一种形式的扭曲”。巴特菲尔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从数千年以前一直到现在，只有写作自己时代历史的作者才是真正的史学家，他们是开拓者，没有前人的著作引为参照；他们写出最早的记载，拥有持久的影响，而后世史学家很长时间里都不过在重复他们的说法；当代史在20世纪初的兴起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绝不仅仅是史学撰述中的一个“边缘问题”。巴特菲尔德指出，当代史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提供的事实和结论：“虽然当代史撰写永远不可能宣称有最终的结论，但真正的判断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可以使它成为对一个历史主题研究的整个链条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环。”[76]
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居隆曾慨叹，看看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史便可知道，“时间无法使激情消退”，而曾经被认为必不可少的“平息激情”的时间或等待档案整理和开放的时间，也正是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参与者衰老和死亡的时间。尤其因为史学家早已认识到档案资料并非都可靠和完整，因此从这些参与者和见证人那里得到的东西往往是不可替代的。这种观念的转变促使“即时”史或“口述”史在法国蓬勃发展。[77]卢埃林·伍德沃德则评论说，所谓的“距离”仅仅是观察者和他自己这一代人看待过去的立场，“我们只要阅读任何时期的史学撰述就能认识到这种立场变化得有多快，而变化不仅仅是由于发现了新的证据”。因此如果史学家依赖于“距离”，只会导致完全的相对性。他认为，“只要历史仍然试图记载下往昔的本来面目，历史距离的观念就是误导性的”。在他看来，与研究更遥远时期的史学家相比，当代史家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们不但能获得数量惊人的史料，而且亲身体验过所研究事件的氛围，还可以向其他同时代人甚至见证者求证。至于有人质疑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距离，当代史家无法判断哪些历史问题将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也无法判断这种影响力将体现在何处，伍德沃德的回答是，如果说当代史家无法回答最重要的问题，那么研究更早时期的史家同样如此，而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甚至还要更多。[78]
这样看来，当代史和见证者历史不仅是唯一真正经得起检验的历史，无疑也是最有价值、也最具有生命力的历史。只有当代史或见证者史家才能保留下最直接的历史证据，让后人最真切地感受到那些激动人心的重大历史时刻，也体验到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心绪和情感。不错，他们并不知道历史的结局，甚至不掌握整个历史事件的走向，但这或许并非一种缺陷，反而是一种优势；他们也许带有某种主观性，但这并没有损害其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反而成为让读者感受时代共鸣的最好途径。梯也尔曾经说过，写史的理想时刻，也许是历史的参与者从当时的活动中脱身出来，并摆脱了曾经激励过他的激情，但对一系列自己曾影响过其进程的事件记忆犹新的时刻。[79]而C·范恩·伍德沃德则警告说：“活着的记忆和记载下来的历史之间的昏暗地带是最有可能产生神话的地方之一。”[80]既然当代史和见证者历史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既然有机会观察甚至亲身参与到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留下时代的记忆，增长判断的能力，又为什么仅仅因为需要保持客观主义的立场，或者仅仅为了减少一个可能受到攻击的原因而放弃这样难得的机会呢？更何况，即便研究领域既非当代史又非政治史的学者，其立场同样会受到种种因素的扭曲，这一点恐怕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在1971年发表于《代达罗斯》的“作为参与者的史学家”一文中，小施莱辛格认为自己在撰写《罗斯福时代》时开始尝试当代史，《一千天》则是回忆录、见证者历史和当代史的结合体。[81]当时尚未出版的《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当然也在此列。实际上，小施莱辛格在准备撰写《杰克逊年代》时就已经从詹姆斯·帕顿那里接受了史学家能够并且应该撰写当代史的观念。被奉为经典的《核心》一书使他既成为当代美国政治思想改革的制造者，也成为其杰出的记录者。在回顾撰写《一千天》的经历时他感慨地说：“我确信，在肯尼迪总统去世后的一年内撰写《一千天》让我能够说明肯尼迪时代的一些情绪和关联，未来的史学家基于文献绝不可能了解这些——事实上随着记忆的淡化，对后果的了解，新的关注和视角的引入，如果在10年或20年后我才尝试写这本书的话，我本人也不可能再写出这些。”[82]或许正是这一深刻的体会促使他又先后写出《帝王般的总统》和《美国的分裂》。通过撰写这两部重要的当代史，同时也是见证者历史，小施莱辛格再次成为时代舆论的制造者和记录者。关于罗斯福时代、肯尼迪时代、美国政治思想、美国总统制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后世史学家无疑将拥有更丰富的史料、更广阔的视野，也会有更全面的评价，然而小施莱辛格这些记录了时代呼声的当代史和见证者历史著作，其价值和意义却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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