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真实的历史认识与职业职责

小施莱辛格以上所论述的仅仅是说明历史的知识功能与社会功能之间的张力明显增加的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历史的真实让位于为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中寻找合法性的社会动机，那么不论撰述的主体是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抑或是在社会中被忽视、受压抑的群体，产生的都将是非学术的历史，这显然与历史学完全客观地重建过去的理想相去甚远，是对历史的贬低和滥用。

而事实上，即使在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的史学家恪守学术道德，写出了“学术的民族主义历史”，或者历史的知识功能与社会功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而是起到互相强化的作用的情况下，历史撰述是否就能达到其完全客观地重建过去的理想呢？小施莱辛格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他认为，历史学家永远处于一种自我矛盾的境地之中，他们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自己职业的标准，却又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事实最终是无法接近、也无法恢复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史学家同每个普通人一样，都是“时代的创造物”，是“自身经历的囚徒”，他们“和所有邪恶的人类一样，因党派行为、偏见、教条、恐惧和希望的影响而四面摇摆”。^[26]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事业不是完全中立或客观的……历史学家永远无法达到完全的客观，即便他尽其所能研究过去，却无法逃避他自己的现在”。^[27]“现时主义”是史学家的原罪，“每一代历史学家都有自己对现实的不同忧虑，并因此对过去有自己独特的需要”^[28]，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史学家总是在按照自己所处的社会的倾向和需要去从历史中获取事实或反映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重新创造着过去。

那么小施莱辛格认为史学家必然要根据当前的需要去反映历史事实，因而在历史研究中也必然难以达到完全的客观，这是否是一种现时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要判定现时主义和相对主义，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历史的客观性。历史学家对于史学中的客观性概念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首先应该确定小施莱辛格所指的客观性是怎样的一种客观性。小施莱辛格虽然没有对自己所说的“客观性”概念进行过确切的阐释，但根据他的一些相关论述完全可以作出推论。

小施莱辛格曾经指出：“历史的目的是按照它自己的，而不是我们的方式重建过去。”^[29]在史学家研究过去的过程中，“我们用来照亮过去黑暗的聚光灯由我们当前关注的问题所引导。当新的关注出现在我们的时代和生活中时，聚光灯的方向就会改变，照亮始终存在着、但被早先的史学家排除出集体记忆的事物”。^[30]可见，小施莱辛格认为独立于研究者自身之外有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无论史学家是否去关注它们、研究它们、如何去研究它们，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但是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是远离现实而无法触摸到的，必须通过史学家这个研究主体才能被人们所认识。历史事实处于过去的黑暗之中，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就像照亮历史的黑暗的聚光灯，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出于不同的关注在历史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就像聚光灯的方向不断地变化。聚光灯永远无法照亮所有的黑暗之处，它所指向的地方成为时代关注的热点，也似乎成为人们眼中历史的全部真相，而其他事实就被排除出集体的记忆而隐藏于历史的黑暗中，无法被人们所了解和认识。由此可见，小施莱辛格所否认的并不是真实、客观的历史存在，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客观性，是指历史学家的认识能够完全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www.xing528.com)

但是，小施莱辛格虽然认为客观真实的历史认识是难以达到的，但他却不像“现时主义”派所宣扬的历史相对主义那样认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和撰述工作是一种先验的活动，是历史学家主体意识的实现，是历史学家主观上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构造出来的。小施莱辛格眼中的历史学家在历史撰述中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是史学家保持客观理想的努力在客观上受到时代的限制的产物。历史学家虽然努力地超越现在，但却永远不可能完全成功，客观历史虽然存在，却是永远无法被真正认识到的。历史学家像其他每个人一样，都是时代的创造物，是自身经历的囚徒，他永陷于自我中心的困境之中，永陷于“现时主义”的原罪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小施莱辛格虽然认为客观真实的历史认识是难以获得的，但他还是坚持指出，历史学家即便永远不可能完全成功，仍然必须努力超越现实，这是他们的职业职责。虽然永远无法达到自己的客观理想，史学家仍然是特定价值观、特定标准、特定传统的守护者，必须致力于实现批判性的分析、准确和客观的理想，而不像小说、儿童读物、政治演说或道德小册子的作者那样可以在没有历史论据的情况下创造英雄形象和反面人物。面对为满足社会动机而放弃历史真实的“糟糕的历史”，真正的史学家所应该做的不是从另一个角度撰写更多糟糕的历史，而是撰写更好的历史，更彻底、更有判断力、更精确的历史。小施莱辛格承认，在某种意义上，非客观性的观点在历史和社会中是很难避免的，比如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会依靠某种形式的神话来建立社会认同，但这绝不意味着神话甚或谎言被承认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史学家都必须在洞察力和资源都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努力获取历史的真实。如果历史学抛弃了这一追求，抛弃了真实地重建过去的理想，即便是以道德为借口，或者以柏拉图所说的“高尚的谎言”为借口，那么不仅离历史学的理想越来越远，而且还将摧毁社会中能够反对非理性蔓延的又一道防线。小施莱辛格认为，人类自身发展的最大希望就在于有效地利用人最独特的能力——理性。虽然永无可能逃脱自我中心的困境，永无可能超越自己的意识和环境的限制，但在对真理的理性探询中经历的批判性过程将使人类有机会向健康、人道的社会前进。^[31]他指出，在建立共同传统和培养认同感方面，真理和神话是同样有效的。害怕自己历史的人必然害怕未来，充满谎言的历史永远不可能将人类从谎言中拯救出来，历史的伪造者非但没有保卫人类的自由，反而使人类陷于危险中，只有诚实的历史才能使人们获得自由，唯有真理才能使人们免于恐惧。^[32]由此可见，小施莱辛格关于历史客观性的看法并不是现时主义和相对主义的。

在历史上，曾有不少史学家乐观地认为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可以将主体完全消灭，认为史学家只需寻找和记录历史事实，便能获得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有很多史学家过于强调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作用，认为所谓的历史事实只是史学家的创造和虚构。这两种观点都不是关于历史认识的正确态度，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进行的历史研究也很难产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之作。而小施莱辛格关于历史客观性的观点既肯定了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又对历史学的相对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既强调历史事实的真实叙述，又不否认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在历史撰述中所起的作用；既肯定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又认识到这种主观性是受到时代和个人经历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的。作为一名史学家，他勇敢地承认自己在历史研究中必然是带有偏见的，这种关于历史认识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立足于这种态度，认识到自己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所具有的偏向性，才有可能尽量避免在自己的论著中出现种种偏颇的观点。面对长期困扰史学家的客观主义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他同意加埃塔诺·萨尔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的观点，史学家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我们只能在思想上诚实，亦即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热忱，提高警惕，准备告诫读者我们偏颇的看法可能会让他们遇到的危险。不偏不倚是一个梦想，而诚实是一种职责”。^[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