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协会的历史实用价值

或许没有哪一门现代学科会像历史学那样，常常会被问及它有何功用这个问题；在关于这门学科的对象、理论和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中，或许也没有哪个比它有何功用这个问题有更多的答案。在有的史学家看来，研究历史于史学家而言有如人必须要呼吸一般无需解释；历史对他之所以重要，概因其能带来愉悦，而并非源自其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只有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史学家才会精心编织一些理由来证明自己的研究“对社会有何用处”，不过这种做法可能马上会令他感到不安，“好像自己无法抗拒普通人的缺点，为无论如何都会做的事情发明一些好的理由”^[3]。然而这确实又是每个具有责任感的史学家都必须加以回答的问题，尤其当历史撰写不再是传统社会中有钱有闲者怡情益智言志的方式而成为一种职业之后，对历史功用的看法便不仅决定着史学家在学术研究中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还关乎历史学家这个职业存在的合法性。

美国职业史学家似乎一直都很担忧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缺乏影响。他们感到历史在美国不像在欧洲那样受政界和国家权力的尊重，即便在后来的史学家看来这其实是他们的一种“错觉”。职业化早期的美国史学家尤其希望拥有堪比欧洲同行的公众影响力，从弗雷德里克·特纳发表于1891年的“历史的意义”一文中即可见其一斑。^[4]赫尔曼·奥苏贝尔指出，比起历史来，当时的许多美国史学家更关注的是现实，“如果说有一个主题比其他都突出的话，那就是历史的直接效用”，许多史学家认为历史知识与当代问题有直接的关系，主张史学家应当具有社会意识，关注重大的公共问题。他们不屑于只躲在象牙塔中从事学术研究，而认为“史学家应当深入那些能够使人们理解此时此地困惑的历史问题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5]。美国历史协会（AHA）成立之初的多位主席都曾经表示他们重视历史主要是因为它的实际用途。第一任主席安德鲁·D·怀特（Andrew D.White）不仅是一位学者，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他经常在论著中指出历史可以具有实际用途，更在1884年的主席演讲“论普遍史和文明史研究”（“On Studies in Gener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中强调有必要开发历史的直接效用，他指出历史“在改善人作为人本身和作为社会成员方面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主张史学家应当知道朝哪个方向才能最有效地推进自己的研究来满足“人类的最高需要”。怀特的学生、1889年任AHA主席的查尔斯·肯德尔·亚当斯（Charles Kendall Adams）同样希望得益于历史的直接效用，希望从历史得出的教训能够解决当下的困惑。在他之后，约翰·杰伊（John Jay）认为研究美国历史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可以促进爱国主义，解决当时大量移民涌入美国而产生的社会政治问题，是在反对“低于、不同于和敌对于我们自己文明的文明”的斗争中可以使用的武器。詹姆斯·伯里尔·安吉尔（James Burrill Angell）则声明他重视历史是因为它能够促进国际主义。^[6]

随后接踵而来的战争、萧条和冷战年代更令史学家们无法忽略自己的社会责任，迫切期望开发历史的直接效用，无论是现代欧洲史、美国史或是中世纪史研究者，都敦促用历史阐释现实，都想通过研究历史来解决当代问题。卡尔·贝克尔、赫伯特·E·博尔顿（Herbert E.Bolton）、查尔斯·比尔德、威廉·E·多德（William E.Dodd）都试图用历史来满足时代的需要。著名古代史家迈克尔·I·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I.Rostovtzeff）甚至用计划经济、新政、罢工、危机、通胀等现代概念来讨论古代世界的经济。马克斯·法兰德（Max Farrand）则不仅自己想以历史研究促进英美关系的改善，而且在1940年的AHA主席演讲中要求同行们用自己的学识和专业训练服务于“争取胜利的斗争”，并在其中承担领导作用。老阿瑟·施莱辛格认为面临战争考验的美国尤其需要史学家继续探索国民性格这个对于理解历史、现实和未来都具有核心重要性的问题。卡尔顿·J·H·海斯（Carlton J.H.Hayes）主张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阐释当代世界的困境。在1945年的AHA主席演讲中，他敦促美国史学家改变狭隘的边疆观，扩大历史研究的眼界，与美国的“思想孤立主义”做斗争。^[7]科尼尔斯·李德（Conyers Read）在1949年的主席演说中更是提出，对历史的兴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具有实用主义的性质”，“与社会生活毫无关系的学问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自我享乐一样，无权要求得到社会的支持”。^[8]

一些史学家意识到过于追求历史的直接效用可能带来的危险，却依然不自觉地受这种观念的支配。安德鲁·C·麦克劳克林（Andrew C.McLaughlin）主张史学家不应让当下的观点和对未来的期望影响其叙述，同时却又主张历史应当服务于现实需要。莫尔斯·斯蒂芬斯（Morse Stephens）谴责19世纪的民族主义史学家用历史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自己却经常以历史指导当下的行动。爱德华·P·切尼（Edward P.Cheyney）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满足于为历史本身和对研究的热爱而研究和传授历史，战后却越来越想让历史知识“有直接的用处”；达纳·C·芒罗（Dana C.Munro）了解带着偏见利用历史的危险，却仍然被增加历史直接效用的可能性所吸引。詹姆斯·哈维·鲁宾逊谴责利用历史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却希望用历史来达到其他的目的。^[9]

只有少数人强调历史在其他不那么直接的意义上也是有用的，比如丰富人生，健全人格，增长见识，培养理解和宽容，解放头脑。詹姆斯·福特·罗兹（James Ford Rhodes）主张历史的用处在于训练公民，健全其人格。西奥多·罗斯福也主张从历史汲取教训，但认为历史研究的实用价值只是其一面，“并不声称有实用性的历史，犹如美好的诗篇不经意间给人以教诲的历史，仍然具有最高形式的用途，它充满力量、诡计和勇气的故事有震颤灵魂的力量，令其提升到超越一般的自我而具有远大志向的高度”。他重视历史激励“广泛的人类同情心”和“高尚、仁慈情感”的力量。^[10]

与此同时，主张为历史本身而研究历史的史学家则相对较少，尤其在美国史学职业化初期，“以历史本身为荣的人数之少令人惊讶”。爱德华·邓宁（Edward Dunning）反对过度强调历史的直接用途，他认为用当下的术语来解读过去，把当下作为全部历史演进的全盛时期，这种观念对历史研究而言是致命的，并且史学家不应轻视那些没有从现实出发并服务于其直接需要的历史成就。乔治·林肯·伯尔（George Lincoln Burr）不希望用历史来阐释现实，他重视历史是由于历史本身的原因，以及它可以丰富人类的经验。查尔斯·安德鲁斯（Charles Andrews）相信历史研究本身就是回报，应当为历史本身而研究历史；他指出，想通过研究历史来解决当代问题常常会因当下的利益而扭曲历史；通过研究历史来理解历史，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查尔斯·H·麦基尔韦恩（Charles H.Mcllwain）虽不反感用历史阐释现实，但认为这只是史学家的附带职责。他同样相信史学家最重要的职责是根据历史本身而非现实来理解历史；史学家作为学者，应当关注历史而不是历史的运用。^[11]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主张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阐释过去，现代社会的关注只能处于次要地位。他以比尔德的最后一部著作《罗斯福总统与战争的来临》（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1948）提醒年轻的同行们：当一个史学家有意以其作品影响未来而非阐明过去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12]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则直言，历史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或者说，它“对任何可以衡量或计算的东西都毫无用处”，而如果我们承认艺术和音乐、诗歌与花朵、宗教和哲学是有用的话，那么历史也是有用的。^[13](www.xing528.com)

由此看来，在美国职业史学形成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少史学家都认同历史研究可以为共同体面对的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提供指导，这是它最直接、最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主张历史研究本身即是其价值和意义所在的学者则并不多。小施莱辛格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也是加以肯定的，但与上述许多学者不同的是，除社会功能之外，小施莱辛格还极为强调历史学作为学术本身的功能，同时他又不像麦基尔韦恩、莫里森或康马杰那样，只关注历史和历史研究本身而忽视历史的社会功能，而是强调，历史学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双重的功能，即知识功能和社会功能。^[14]历史学首先是一种知识探询的手段，是学术的训练，有着自己独特的标准、目的和价值观，以完全客观地重建过去作为自己的理想。在这种重建过去的学术训练中，史学家的目标是准确、分析和客观。“他们私下里认为历史有自己的报偿；他们研究它是因为在重建过去的学术努力中获得了思想和审美的实现，还有可能为了在深思人的英雄主义和愚行中获得讽刺性的回味，但没有更多功利主义的原因。”^[15]但历史又不仅仅是学术的训练，它还在国家的未来当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便是历史的社会功能。与许多史学家一样，小施莱辛格认为，历史之于国家正如记忆之于个人。被剥夺了记忆的个人会失去判断力，迷失方向，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自己要往何处去；否定了自己历史的国家将无以面对现在和未来。在这一意义上，历史编纂和历史教育已经成为界定国家认同、凝聚社会和塑造社会目标的手段，并且已经变成了一种塑造历史本身的手段，而撰写历史也从学者的沉思变成了一种武器，这正如乔治·奥韦尔所说：“掌握过去的人将掌握未来，掌握现在的人掌握着过去。”^[16]历史的这两种功能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有时，历史的社会功能和知识功能会互相强化，因为当前的迫切需要很可能引起史学家对过去进行新的思考，将他的注意力引向曾经被忽视的领域和被压制的问题。有时，历史的社会功能和知识功能则会发生冲突，因为史学家出于回应当下的迫切需要，很可能被引诱利用过去达到自己的非历史目的。当涉及民族主义问题时，历史的知识与社会功能之间的这种张力就可能变得特别明显，这是历史的知识功能与社会功能发生冲突的鲜明例证之一。^[17]

小施莱辛格指出，由于只有历史才能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建立起对国家特性的认可和国家传统的持续性，因此每个国家的史学家都会在遥远的过去追寻国家的传统，而历史本身就成为获得国家认同的一种武器，对这种武器的利用是民族主义自身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正如艾伦·内文斯所说：“为了使一个民族完全理解未来的意义，我们首先需要令他们完全了解过去的意义的史学家。”^[18]而民族主义对历史撰写所造成的影响则大多取决于一个史学家的性情和行为。有些史学家出于民族主义的现实目的去研究历史，但在历史中发现了其本身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法国19世纪前半期的浪漫的民族主义史学家奥古斯丁·梯叶里就是如此。他坦承：“我转向历史著作去寻找对我政治信仰的支持。……在以年轻人的热情沉迷于这些劳作时，我很快注意到历史本身吸引了我，作为过去的化身而完全独立于我为现在从它吸取的教训。”在美国，乔治·班克罗夫特出于对美国的热爱和希望颂扬美国民主的神圣使命而撰写了伟大的《美国史》，但他并没有越过学术的界限。但是，民族主义在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焦点，为历史提供了新颖、有益的视角的同时，也产生了危险的诱惑。一些利用历史为某种动机服务的人很快允许这种动机完全支配了历史，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是历史的分析者，而是“贩卖神话的商人”。这两种情况在历史学界都是极为普遍的：“有一个梯叶里，就有一个米什莱，或更糟的；有一个班克罗夫特，就有一个修改华盛顿信件的贾雷得·斯帕克斯，或一个将历史上的华盛顿淹没在令人倍感亲切的虚构故事中的帕森·威姆斯。”^[19]因此小施莱辛格认为，即使是同样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撰写的历史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学术的，另一种是虔诚的。两者都渴望证明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但学术的民族主义历史在学术允许的范围之内颂扬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虔诚的民族主义历史则将历史和神话混合了起来；当历史真实和现实动机发生冲突时，前者主张历史真实，后者则弃历史的真实于不顾。^[20]

虔诚的历史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历史常常被用来证明统治阶级存在的合理性，这是“胜利者的历史”，是被用来证明现有的权力安排的优越性、合法性和必然性的。由于它为现状辩护，为现政权获得和维持权力的手段辩护，因而可以被称为“辩解的历史”（exculpatory history）。另一种历史被利用来证明当前权力的受害者的存在，这是“受害者的历史”，它为拒绝承认现状的人辩护，通过发明或夸大本民族在历史上的光荣和重要性来证明“被压迫者的高尚美德”以弥补现状中受到的不公待遇，因而可以被称作“补偿的历史”（compensatory history）。“辩解的历史”和“补偿的历史”都出于塑造未来的目的而利用过去。^[21]小施莱辛格指出，苏联的历史就是一种“辩解的历史”，它是“党的路线史”，是独裁的工具。日本的历史也是一种“辩解的历史”，日本政府一直不愿为半个多世纪前的侵略和暴行负责，在教科书中用极端温和的语言描述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征服和对中国的入侵，以致引起了韩国和中国政府的抗议。在德国，20世纪60年代以前，史学家已经承认德国应为希特勒的罪行负责，并将纳粹主义的根源追溯到19世纪的德国历史和文化中，但80年代德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又开始了新一轮对历史的净化，这种经过“净化”的历史同样也是一种“辩解的历史”。^[22]在统治集团坚持自我辩白的神话的同时，社会中被排斥的群体也常常会以夸张的方式寻求对自身历史和文化尊严的“反肯定”，颂扬他们自己的神话。美国的一些非WASP群体就有这样的经历，当这些群体对国家的贡献被传统历史经典忽视时，他们采取了一种“准民族主义”的反应，用自己的历史来加强族群内部的认同，正如其他国家用历史加强国家的认同一样，这就成为一种“补偿的历史”，它已经多次出现在美国的历史中，20世纪90年代更是出现了它的极端形式“非洲中心论”。^[23]

总之，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被无意识的先入之见支配和歪曲，令他们对自己的偏见视而不见，却在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中看到过多的偏见，小施莱辛格不无感叹地说道：“所有的史学家可以说都在以某种方式神话历史。”^[24]当然他也看到，历史除了作为建立国家认同的武器，或令人们从中获得教训之外，还有其自身的价值观，“历史的崇高目的不是对自我的表现，也不是对自身的辩护，而是对复杂性的承认以及对知识的探索”。当人们仅仅将它用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时，人们便贬低了历史本身，也是对历史的滥用。^[25]也就是说，在历史的双重功能中，它的学术功能是第一位的，如果放弃了这一功能，历史便不成其为历史。但小施莱辛格也否认重视历史的学术功能就意味着学者必须远离在政治和社会中的积极活动，而是主张学者必须由此而意识到作为史学家与作为政治积极分子的区别，并且决心使这两种角色互相独立，这样才能既履行学者的社会责任，又不放弃史学的知识探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