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小施莱辛格的外交史研究主要围绕着两个重点进行：一个是对外交史研究中兴起的“修正派”观点进行批判，并以此为中心对冷战起源、帝国扩张等问题进行的研究；另一个则是以探究“周期论”在外交史中的应用为目的，并以此为中心对国家利益、使命观和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的研究。
冷战伊始，“国家安全”成为美国政治中的时髦话语，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家利益”也成为学术界，特别是国际关系学界的热门话题，当时在国际关系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是分析国家行为的路标。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在权力限定下的国家利益是决定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而对国际社会来说，以权力限定的国家利益是我们观察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的依据。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一定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标准，而国际道德和国际法是不能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标准的。他们的这种观点与代表两次大战之间美国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和外交实践，强调以国际法和国际道德保障国际和平的理想主义理论产生了鲜明的分歧。[78]理想主义学派与现实主义学派之间的争论是促使小施莱辛格从新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小施莱辛格认为，人们对国际事务的反应根据性格可划分为两派：一些人首先会问一项政策“道德上正确吗？”另一些人则首先会问“它有用吗？”前者认为政策只有善恶之分，后者认为政策只有明智和愚蠢之分；前者可称为道德主义者，后者可称为现实主义者。道德主义者以处理个人关系的原则来判断外交政策问题，认为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之间存在或应该存在同一性；而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国家之间和个人之间的道德原则是不同的，无私是个人的最高道德标准，但国家是他人幸福和利益的受托人，无权以他人利益为代价而表现出无私。另外，在一个国家内部，法律可以对个人行动设置相对清晰的标准，在国际政治中则没有这样的共识，因而在各国拥有共同的道德标准前，不可能产生像国家法律一样来规范国家行为的世界性法律。国际社会现有的共识寻求的仅仅是阻止不正常和无节制的国家行为，而不提供对正常国际事务进行道德判断的根据，比如只要战争不构成侵略并且其规则得到忠实遵循，就不会受到国际法的干涉。现有的国际共识也许最终会导向全球共识，但在目前仍无法驾驭国家间的意识形态、道德和宗教等方面的分歧。[79]
小施莱辛格认为，除十分重大的问题以外，道德在大多数外交政策的处理中都不是决定性因素。针对美国在冷战过程中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一些外交行为，小施莱辛格指出，过分简单化的道德原则使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国际行为的神圣监护人，美国政策的功能就是根据其他国家是否遵守美国原则来对其做出判断，这满足了美国人自身的公正感，却会助长对外交政策性质的错误观念。道德主义者倾向于将外交政策视为表明意识形态立场，而不是在“真实的世界”中产生“真实的后果”的手段。外交政策的道德化使美国人对自己追求国家优势的行为视而不见，对他国的同类行为则异常敏感；它将利益的冲突转化为善恶的冲突，将国际关系从有条件的政治模式转为无条件的意识形态模式，常常夸大外交行为的目的和结果。小施莱辛格认为，这种“过度的正义”对国际政治是最为有害的行为，外交决策的制定必须还要有道德主义以外的根据，即国家利益。[80]
不过小施莱辛格虽然强调国家利益在外交决策中的重要性，但也不否认道德的作用。他认为，道德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因为“没有一个现实主义者能逃脱善与恶的评价，也没有一种政策能完全将道德与地缘政治的考虑分开”。[81]国家利益在原则上有相关的道德规定，国际事务中的秩序和国家行为的可预言性一同构成了国际道德标准的先决条件，“严格地说，正是通过国家利益的观念，道德原则才对外交政策的形成起到了更有效的作用”。[82]小施莱辛格认为，道德的功能不是为制定政策提供指令，而是提供了阐明国家利益概念的一个角度。他指出，国家利益思想当中本来就包含着道德内容，它由国家传统、政治领导和公众舆论共同决定，从根本上说是对本国最高理想的忠诚。外交政策中道德价值的含义不在于一个国家说什么而在于它做什么，如果外交事务中出现了与国家理想不一致的行为，那么该国很快就将或者拒绝奉行这一政策，或者必须抛弃自己的理想标准。如果一个民主国家没有这样做，而是对内使用一套价值标准，对外则使用另一套，就会产生震动整个国家的“道德上的精神分裂症”，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就出现了这种现象。不过除了极端的事例，道德的作用绝不是为外交决策提供抽象和普遍的原则，而是阐明和控制国家利益的观念。[83]
小施莱辛格认为，在美国外交史上存在“国家利益”和“道德理想”，或者“现实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分别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美国建国之初，对外关系由国家利益支配，国父们是现实主义者的一代，他们将外交视为保持国际均势的手段之一。但1815年以后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人不再介入欧洲的权力斗争，也不再认为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国家利益的观念开始从国家意识中消失，出现了外交政策的道德化的倾向。1917年，美国重返世界的权力游戏，“最卓越的国际道德主义者”威尔逊的使命是让世界超越权力政治，拒绝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解释为出于国家利益。直到冷战破坏了威尔逊“超越权力政治的世界”的梦想，国家利益才重新成为外交政策的关键。而在里根执政时期，道德主义者重新支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在道德上正确与否成为里根政府做出每一次决策的唯一基础。[84]这些是小施莱辛格对美国外交史中的周期现象所做的最早论述。
1977年6月，小施莱辛格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美国：试验还是命运？”一文，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将问题的根源一直追溯到美国立国的根本意义。他在文中指出，美国历史中自始就存在着关于美国立国意义的两种微妙对立的观念，它们皆源于加尔文主义，后来又都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得到强化；两者都一直存在于美国的思想中，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相互竞争，并且这种竞争无疑还将持续下去。小施莱辛格将这两种对立的观念分别称为“传统”和“反传统”（counter-tradition）。他指出，“传统”最初起源于经过奥古斯丁和加尔文阐释的基督教思想。加尔文主义具有“神意历史”思想，相信人的堕落、人类历史的不确定性。这种观念将所有时代、所有人的生活都变成无止境的考验，多数人都没有通过这种考验，美国殖民者能否免于这一普遍规律也值得怀疑。“神意历史”的思想还假定所有世俗的共同体都是有限的、不确定的，都会繁荣和衰落，都有起点和终点，即使是伟大的罗马由于它自建国以来的种种邪恶也必然衰亡。[85]而从古典史学家的著作中寻找教诲的开国元勋们发现的也不是进步的必然，而是共和国的易于腐坏，美德被权力和奢侈瓦解，辉煌的短暂和人类的反复无常。这使开国元勋们深信自己的建国事业未必会取得胜利，美国虽拥有宝贵的地理和人口优势，却无法依靠它们战胜历史和人性。由于当时不少有影响的欧洲学者对美国的否定，这种到处弥漫的自我怀疑和对国家不稳固的迫切感进一步加强了。因此开国元勋们并不视自己为神意指派的圣徒，而是勇敢无畏、沉着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美国人和所有人一样，对美国能否逃脱古典共和国的命运不存任何幻想，对人的可完善性不存任何幻想，而是认为自己正致力于进行一场违背历史规律和神学教训的伟大冒险。小施莱辛格认为，从汉密尔顿、华盛顿、亨利·亚当斯到麦迪逊、门罗、杰克逊，都认为美国的立国是在进行一场试验，以探索逃避古典共和国命运的道路。但是由于传统史学过于强调约翰·洛克的影响，忽视了开国元勋思想中的黑暗面，因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美国史学界重新发现了美国早期历史上古典共和主义和公民的人文主义的影响，才纠正了这一偏见。[86]
小施莱辛格认为，上述这种将美国的建立作为一场挑战历史、充满危险、前途未卜的试验的思想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上是主旋律，是美国的“传统”，但是一种“反传统”同时也在形成。“反传统”亦根源于加尔文主义。基督教中同时包含两种背道而驰的思想：所有人都能接近上帝和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接近上帝，即“选民”。一部分美国人认为自己在“拯救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拯救的契约已经从犹太人手中传到了美国殖民者手中，新世界是“拯救的历史”的一个部分，甚至可能是最高点，美国是神的预言实现的地方。美国的独立赋予了美国作为“选国”或“救世国”的理论以新的地位，这种理论认为美国受上帝委托，把光明带往罪孽深重的世界。“上帝国”即将降临美国的观念在美国从“清教徒拯救新世界”发展到“将社会福音带给世界”，又发展到所谓“公正的帝国主义”和“美国领导拯救世界”这样的煽动性言论。因此美国人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即上帝创造了一个具有独特美德和高尚行为的国家，可以免受支配其他所有国家的动机的影响。就如威尔逊所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理想主义的国家”，“是历史的伟大理想主义的力量”，“具有一种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贡献于人类解放的精神力量”。40年后，美国是世界拯救者的理论得到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认可，从此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恐惧。[87]
国父们认为人是易于堕落的，国家是脆弱的，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国是一场前途未卜的试验的思想之所以会让位于美国拥有神圣使命的幻想，小施莱辛格认为有六个原因：第一是最初根植于现实主义历史和人性观的信念随着共和国的繁荣而逐渐衰落，使开国元勋们强烈的历史意识没有得到继承；第二是1815年以后美国退出了旧世界的权力纷争；第三是居住在这个新生国家的大部分是决裂、逃离或反抗自己历史的人，这也帮助美国脱离了世俗历史；第四是美国人的历史意识日益淡薄，希望成为救世主的想法便涌入了思想的真空；第五是基督教的自由主义化取消了“原罪”说，也就取消了相信国家道德和人的可完善性的障碍；第六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认为自己天生优越的幻想，当它们根据这种幻想行动时就可能成为国际上的威胁，比如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法国，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德国、日本、俄国和美国。在长期脱离现实世界之时，美国的幻觉已经生根，当它重新进入这个世界时，这种幻觉又由于美国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力量而进一步加强。这样，美国存在的前提便从“试验”变成了“天命”，而“选国”“救世国”“拥有完善智慧和美德的幸运帝国”的理论几乎成了美国官方的信条。[88]
不过小施莱辛格指出，即使当“反传统”的天命观大行其道时，“传统”的试验观也没有完全消失，仍然有一些美国人认为天命不过是黄金时代的梦想，质疑“上帝为何会选择美国人”，林肯、惠特曼、爱默生、威廉·詹姆斯这些伟大的思想者就是其代表性人物。但是“国家正义”和“神圣命运”的信仰在美国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在20世纪的政治领导人中，有些是救世主义者，如里根；有些是现实主义者，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肯尼迪。可以说，现实主义和救世主义，试验和命运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今天。[89]
“美国：试验还是命运？”一文在小施莱辛格对周期理论的探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小施莱辛格描述了美国历史上两种背道而驰的观念之间的张力。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在小施莱辛格的笔下是交替支配美国历史发展的两种互相对立又微妙相关的立国理论。根据美国的“传统”观念，美国是所有国家中的普通一员，会面临困扰所有国家的问题，美国自身的立国是一场力图挣脱历史阴影、前途未卜的试验；“反传统”的观念则认为美国是上帝的选国，有上帝的天佑，因而能免受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的困扰，它因此成为全世界的榜样并且负有传播自己的美德、拯救世界的责任。同时，这两种观念又代表着美国对自身国际地位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亦即美国外交史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这样，小施莱辛格将周期现象所能够描述的范围从“国家利益”与“道德理想”这一对概念之间的关系扩大到美国外交政策的两种传统之间，使周期论在外交史中的适用性大大增强了。而他在这篇文章中所使用的“试验”和“天命”后来也成为他描述美国外交史中周期论表现的中心概念。
20世纪80年代初，小施莱辛格明确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周期现象的观点。他指出，一个国家思考和推行外交政策的方式大受其国家独特性的影响，美国特性充满了矛盾和悖论，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美国人的外交政策观念回应了关于“试验”和“天命”的古老争论，美国的外交政策相应地在从权力世界撤退和返回其中之间周期性地来回移动。“试验”观和“天命”观都孕育了自己的一套思想：“试验”观源于历史，产生了应对世界事务的经验主义方法；“天命”观源于神学，产生了神学的世俗化，即意识形态。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冲突反映了美国精神在致力于试验与易受教条影响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的根源在于美国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美国人是实用主义的民族，喜欢事实而不喜欢理论，认为尝试和错误而并非抽象演绎的逻辑才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但同时，美国殖民者还受到一种迄今为止人类所设计出的最深奥思想体系，即加尔文神学的教育，它将对体系和抽象的重视永久地传给了后世，其认为美国是“救世国”的主张也从18世纪的乔纳森·爱德华兹、19世纪的乔塞亚·斯特朗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威尔逊和杜勒斯。[90]
小施莱辛格以新的一组概念——“现实主义”和“意识形态”——重述了他在探讨“国家利益”和“道德理想”关系时提出的周期现象。开国元勋一代是实干家的一代，他们的“现实主义”十分适应于独立斗争的迫切需要；他们希望能通过美国的试验而使世界新生，认为美国应该通过完善自己的制度成为各国的榜样来拯救世界，而不是前往其他国家“直接解决问题”。但是，“在从滑铁卢到萨拉热窝的一个世纪中，革命一代的现实主义逐渐消失了”，远离欧洲战场使美国人不必对世界事务负责，这滋养了美国的神话和“意识形态”，使许多美国人开始排斥权力政治而成为“道德主义者”。1898年，美国重新加入了世界均势的角逐，但它不再认为自己仅仅是世界的榜样，而是得意洋洋地认为自己是世界的拯救者。[91]
小施莱辛格指出，美国外交政策被意识形态控制是十分危险的。意识形态将政治变成了神学的分支，抽象地对待历史问题，用理论模型取代现实来做出判断，其结果无论在逻辑和心理上多么令人满足，都会对现实原则造成损害。冷战期间，美国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没有看到苏联已经由于内部和外部危机而变得风雨飘摇，仍然认为苏联和20世纪50年代一样坚如磐石，苏联的行为也永远由不会改变的逻辑决定；而苏联受意识形态的控制更甚于美国，它同样视美国是一个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的永远的邪恶帝国。由于两个国家都意识形态地、而不是历史地解读自己的对手，因此才会造成双方尴尬的处境。意识形态同样也是引起美国外交政策在其他方面困境的根本原因。在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为了使自己的政策获得赞同，必须同时迎合“现实主义”和“意识形态”两种思想，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同时是马汉和威尔逊的信徒，在他身上“高超地结合了国家利益和理想主义希望”。不过当关键时刻到来时，国家利益总是会占据优先地位，美国在“二战”后的多数总统，如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尼克松等都承认权力政治优先于意识形态，即便有时候有些勉强。只有里根政府代表了外交政策中“救世主义”的回潮。[92]
小施莱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中这两种竞争性的思想传统的不同性质作了综合的阐释，他指出，这两种思想中：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一种从历史的视野看国际关系，另一种用意识形态的视野；一种认为美国也有所有社会都具有的不足和弱点，另一种认为美国是拥有完美智慧和完美道德、负有拯救人类使命的幸福帝国。前者建立在“试验”观的基础上，是现实的、历史的；后者建立在“天命”观的基础上，是理想主义的、反历史的。这两者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经历即可从上述两种思想之间存在的张力来理解。意识形态对现实的这种教条主义简化将永远同现实的复杂性处于斗争中，意识形态在美国历史中有持续的、间歇性的表现，在某些时刻会愚弄某些人，但与宪法及国家精神是完全不相容的，与美国人的国民特性也是不相容的。这两种思想的竞争在20世纪由于两个事实而变得更为复杂化：一是美国成为世界强国；二是世界均势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威胁，即法西斯主义和苏联。这些威胁的存在要求美国进行对外干涉，并使孤立主义传统永久终结，美国实力的增长也使相信美国负有“天命”的救世主义者更为坚定，真实威胁的存在则鼓励了美国到处寻找新威胁的可怕倾向。美国人应该从意识形态热中清醒过来，回到传统的现实主义。[93]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中的复杂关系是许多学者所热衷于讨论的对象，两者之中究竟谁是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代表，学者们往往各执一词，有的学者不否认美国具有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同时认为理想主义也同等重要；有的学者则认为现实主义是长期以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还有的认为现实主义至少是19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特征。众多学者之间的分歧恰恰说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传统中都有着重大影响，小施莱辛格的理论把两者的关系放在历史的视野中观察，揭示了这两种传统周期性主导美国外交的现象及其辩证关系，使学者们能从历史的深度来理解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另外，多数学者关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均止步于外交政策层面，小施莱辛格则将这种讨论从浅表的政策层面深入美国国民特性乃至思维方式的层面，令人信服地阐明了两者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意识形态、道德主义和国家利益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小施莱辛格用“周期论”对美国外交史进行的解释不但使自己的历史解释框架更为完整，而且对长期以来被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奉为圭臬的“天定命运”说和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中一些唯意识形态至上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在出版于1986年，代表小施莱辛格对美国历史的宏观认识与总结的《美国历史的周期》一书中，小施莱辛格解释了美国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和美国对外关系史中的周期现象之间的联系。他指出，“公共目标—个人利益”与“试验—命运”这两对概念所各自描述的现象之间有着部分的相互重合而不是完全一致的。举例来说，罗斯福这样的实践主义者和威尔逊这样的天定命运论者都执着于“公共目标”；而艾森豪威尔这样讲求实际的人和里根这样的空谈家都致力于“个人利益”。这两组关系互相交织，形成了美国历史的复杂结构。外交周期和国内周期或许不一致，但国内周期与外交政策之间仍是有联系的，因为国内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按照它自己的价值观界定国家的利益，并且每一个阶段都会用外交政策在海外实现这些价值观。“公共目标”的时代往往将民主思想、改革、人权、公民自由、社会变迁、积极政府等整合入外交政策；这样的时代会表现出在海外偏爱民主的中左派体制的倾向。而“个人利益”的时代则往往根据资本主义、个人投资、市场的力量、保护美国海外企业来考虑国际事务；这样的时代会表现出偏爱承诺保护私人资本的右翼和极权主义体制的倾向。[94]这样，小施莱辛格最终将“历史周期论”的两个部分整合了起来。
小施莱辛格的“历史周期论”在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对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提出了宏观的认识，获得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领域众多学者的认可，这在历史学科发展日益“碎片化”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小施莱辛格并不仅仅满足于为美国历史的宏观发展过程勾画出一个框架，而是力图在这个框架中塑造一个国家的传统和认同。他的“周期论”表面上意在说明两种思想倾向交替支配美国历史与社会的现象，但正如小施莱辛格在文章中所明示的，其中之一是“传统”，另一个则是“反传统”——在美国自身历史发展中，自由主义倾向是“传统”，保守主义倾向是“反传统”；而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中，以“试验”观为基础的、经验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倾向是“传统”，以“天命”观为基础的、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是“反传统”。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对立统一的。
在塑造国家认同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矛盾和悖论现象是“传统”与“反传统”所无法囊括，却又是必须说明和解决的。在此，小施莱辛格所提出的“试验”观作为与“天命”观相对的立国理论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美国的历史是美国人民力图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民主共和国的一场没有终点的试验，正因为如此，这场试验中出现诸多问题和反复都是十分正常的，也允许出现失败，比如种族主义就是民主的美国试验中最大的失败。但这些问题、矛盾、反复和失败的存在并不会影响这场伟大的试验继续进行下去，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在试验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探索，最终都会得到解决。美国的历史迄今为止是一场十分成功的民主共和国的试验，这既说明了美国之所以伟大，又可以说明美国历史与社会中各种与民主自由相悖的现象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只会暂时地存在。同理，经过试验后被证明成功的美国现代自由主义也是合理的。
如果说“历史周期论”思想的始作俑者是老施莱辛格，那么小施莱辛格则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发，并将其从一个仅用于解释美国政治进程的论点不断完善和延伸，发展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对国家的历史发展历程提出了宏观的理解。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开始反思历史撰写的碎片化，追求新的综合，那么小施莱辛格作为传统史学家的代表，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这一使命。探寻国家历史发展的独特因素，塑造国家认同，提高社会的凝聚力，这是一位学养深厚，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并且极为珍视自己社会责任的历史学家的最高期望。
【注释】
[1]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Politics，”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6，p.27.
[2]Ibid.，pp.27-29.
[3]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Politics，”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6，p.27.
[4]Ibid.，p.31.
[5]Ibid.，pp.29-30.
[6]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Politics，”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6，p.30.
[7]Stow Persons，“The Cyclical Theory of Hist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American Quarterly，Vol.6，No.2（Summer，1954），pp.147-163.
[8]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Politics，”pp.24-25.
[9]Arthur Meier Schlesinger，“Radic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American History，”in 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n History，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7，p.123.
[10]Arthur M.Schlesinger，Paths to the Present，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4，pp.93-96.
[11]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Politics，”pp.24-25.
[12]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Age of Jackso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45，p.391.
[13]Ibid.，pp.505-523.
[14]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Politics，”p.25.
[15]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oming Shape of American Politics，”The Progressive（Sep.，1 959），p.23，转引自Alan p.Grimes，“Contemporary American Liberalism，”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44（Nov.，1962），p.27。
[16]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New Mood in Politic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p.81-93.
[17]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Politics，”p.25.
[18]Ibid.，pp.25-26；Herbert McClosky and John Zaller，The American Ethos：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1-2，161-162，290-293.
[19]Margaret M.Braungart and Richard G.Braungart，“The Effects of the 1960s Political Generation on Former Left-and Right-Wing Youth Activist Leaders，”Social Problems，Vol.38，No.3（Aug.，1991）；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Politics，”pp.29-30.
[20]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Politics，”pp.31-32.
[21]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Politics，”p.33.
[22]Ibid.，pp.33-34，45-47.
[23]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Politics，”pp.30-31，45.
[24]参见Arthur M.Schlesinger，Jr.，“On Heroic Leadership，”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3，pp.3-22。
[25]Arthur M.Schlesinger，Jr.，“Democracy and Leadership，”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420.
[26]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ecline of Greatness，”in The Politics of Hope，pp.27-28；Arthur M.Schlesinger，Jr.，“Democracy and Leadership，”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420.
[27]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ecline of Greatness，”p.28.
[28]Ibid.
[29]Arthur M.Schlesinger，Jr.，“Democracy and Leadership，”p.420；参见Arthur M.Schlesinger，Jr.，“On Heroic Leadership，”p.8；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ecline of Greatness，”pp.28-29。
[30]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ecline of Greatness，”p.30.
[31]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Daedalus，Vol.100，No.2（Spring，1971），p.353.
[32]Arthur M.Schlesinger，Jr.，“On Heroic Leadership，”pp.4-5.
[33]Arthur M.Schlesinger，Jr.，“On Heroic Leadership，”p.6；Arthur M.Schlesinger，Jr.，“Democracy and Leadership，”pp.428，430.
[34]Arthur M.Schlesinger，Jr.，“On Heroic Leadership，”p.8；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ecline of Greatness，”p.30.
[35]Arthur M.Schlesinger，Jr.，“Democracy and Leadership，”pp.422，419.
[36]Ibid.，pp.421-422，430；Arthur M.Schlesinger，Jr.，“On Heroic Leadership，”pp.20-21.
[37]Arthur M.Schlesinger，Jr.，“Rating the Presidents：Washington to Clint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2，No.2（Summer，1997），p.186.(www.xing528.com)
[38]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Age of Jackso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45，p.43.
[39]Arthur M.Schlesinger，Jr.，“Rating the Presidents：Washington to Clinton，”pp.186-187.
[40]Arthur M.Schlesinger，Jr.，“Rating the Presidents：Washington to Clinton，”pp.187-188。小施莱辛格对里根的评价参见Arthur M.Schlesinger，Jr.，“After the Imperial Presidency，”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293。
[41]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Vital Center：The Politics of Freedo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p.251；Arthur M.Schlesinger，Jr.，“Democracy and Leadership，”p.430；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Imperial Presidenc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3，p.418.
[42]James T.Patterson，“Review of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4，No.1（Jun.，1987），pp.141-143.
[43]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Politics，”pp.29-30.
[44]Alan B.Spitzer，“The Histor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8，No.5（Dec.，1973），pp.1355-1358.
[45]Frank L.Klingberg，“The Historical Alternation of Moo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Vol.4，No.2（Jan.，1952），pp.239-273；David Resnick，Norman C.Thomas，“Cycling Through American Politics，”Polity，Vol.23，No.1（Autumn，1990），pp.15-16.
[46]Samuel P.Huntington，“Paradigms of American Politics：Beyond the One，the Two，and the Man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89，No.1（Mar.，1974），p.24.
[47]Ibid.
[48]Samuel P.Huntington，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中译本《失衡的承诺》，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49]Andrew S.McFarland，“Interest Groups and Political Time：Cycles in America，”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1，No.3（Jul.，1991），pp.257-284；William R.Klecka，“Applying Political Generation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Behavior：A Cohort Analysis，”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35，No.3（Autumn，1971），pp.358-373；Mark R.Beissinger，“In Search of Generations in Soviet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8，No.2（Jan.，1986），pp.288-314；Keith R.Billingsley，“Clyde Tucker，Generations，Status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A Theory of Operant Conditioning，”Political Behavior，Vol.9，No.4（1987），pp.305-322；Maurice Zeitlin，“Political Generations in the Cuban Working Clas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71，No.5（Mar.，1966），pp.493-508.
[50]David Resnick，Norman C.Thomas，“Cycling Through American Politics，”Polity，Vol.23，No.1（Autumn，1990），pp.1-21.还可参见Larry Cuban，“Reforming Again，Again，and Again，”Educational Researcher，Vol.1 9，No.l（Jan.-Feb.，1990），pp.3-13。
[51]Charles Lockhart，“Political Culture，Patterns of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and Distinctive Rationalities，”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63，No.3（Summer 2001），pp.517-548.
[52]William E.Leuchtenburg，“Review of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1919-1933，”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73，No.3（Sep.，1958），pp.460-463.
[53]Hugh Brogan，“The Uses of American History，”American History，Vol.15，No.4（Dec.，1987），pp.521-526；W.R.Brock，“Review of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No.1（1958），pp.89-91；埃里克·方纳主编：《新美国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54]Arthur Schlesinger，Jr.，“America：Experiment or Destin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2，No.3（Jun.，1977），p.506.
[55]Thomas H.Greer，“Review of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Vol.46，No.2（Sep.，1959），pp.338-339.
[56]Clarke A.Chambers，“Review of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Vol.44，No.2（Sep.，1957），p.379.
[57]Hugh Brogan，“The Uses of American History”，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Vol.15，No.4（Dec.，1987），p.522.
[58]Russel B.Nye，“Review of The Age of Jackso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1，No.3（Apr.，1946），p.512.
[59]Hugh Brogan，“The Uses of American History，”p.522.
[60]Ibid.
[61]James T.Patterson，“Review of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4，No.1（Jun.，1987），p.141.
[62]Stephen P.Depoe，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4，p.29.
[63]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8，p.52；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Innocent Beginnings，1917-1950，Boston，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0，pp.449，362.
[64]Dennis Wrong，“The Rhythm of Democratic Politics，”in Lewis A.Coser and Irving Howe，eds.，The New Conservatives：A Critique from the Left，New York：Quadrangle Press，1974，pp.90-94，转引自 Stephen P.Depoe，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p.ⅹ.
[65]如张立平：“论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任晓、沈丁立主编：《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48页；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2—205页。
[66]参见戴维·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35页；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第205—215页。
[67]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 1968：The Politics of Violence，”Harper's，237（August，1968）；“The Dark Heart of American History，”Saturday Review，51（19 October，1968）；Violence：America in the Sixties，New York，1968；“Violence as an American Way of Life，”in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Ideas，Power and Violence in America，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9，pp.1-52.
[68]Arthur M.Schlesinger，Jr.，Violence：America in the Sixties，pp.ⅴ，25，31，29.转引自James A.Nuechterlein，“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Discontents of Postwar American Liberalism，”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39，No.1（Jan.，1977），pp.29-30。
[69]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p.140.
[70]Henry Adams，“The Rule of Phase Applied to History，”in The Tendency of History（New York，1919），p.167；Henry Adams，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Boston，1918），ch.ⅲ，ⅹⅹⅹⅳ，转引自 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ⅹ。
[71]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ⅹ.
[72]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Velocity of History，”Newsweek，6 July，1970，pp.32-34.转引自Nuechterlein，“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Discontents of Postwar American Liberalism，”pp.31，37-38。
[73]Arthur M.Schlesinger，Jr.，ed，The Almanac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83，pp.10-11.
[74]Henry Adams，Letters，ed.Percy Lubbock（New York，1920），I，13，转引自Arthur M.Schlesinger，Jr.，“Foreig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51。
[7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01页。
[76]转引自Wilfred M.McClay，“Ideas，”in Stephen J.Whitfield，ed.，A Companion to 20th-Century America，Blackwell，2004，p.430.
[77]Arthur M.Schlesinger，Jr.，ed.，The Almanac of American History，pp.11-12.
[78]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79]Arthur M.Schlesinger，Jr.，“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American Tradition，”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6，pp.69-73.
[80]Arthur M.Schlesinger，Jr.，“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American Tradition，”pp.73-74，76.
[81]Ihid.，p.70.
[82]Ibid.，p.77.
[83]Arthur M.Schlesinger，Jr.，“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American Tradition，”pp.80，86.
[84]Ibid.，pp.70，75.
[85]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Experiment or Destin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2，No.3（Jun.，1977），pp.505-507.
[86]Ibid.，pp.507-513.
[87]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Experiment or Destiny？”pp.514-515，517.
[88]Ibid.，pp.517-518.
[89]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Experiment or Destiny？”pp.519-521.
[90]Arthur Schlesinger，Jr.，“Foreig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Foreign Affairs，Vol.62，No.1（Fall 1983），pp.1-2.
[91]Ibid.，pp.2-4.
[92]Arthur Schlesinger，Jr.，“Foreig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pp.6-11，16.
[93]Ibid.，pp.2，4-5，15.
[94]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Politics，”pp.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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