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加速度与两个美国悖论揭秘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既是一个丰裕、繁荣、进步的美国，也是一个动荡的美国。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经济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此前历史上的任何阶段，联邦政府在发展国民经济、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国民福利、提高教育水准方面有许多的施政举措，尤其在取消种族隔离和民权立法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继肯尼迪的“新边疆”之后，约翰逊宣称他的“伟大社会”将帮助美国人超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而实现更多的自由，并且认为美国人既能创造国内的繁荣和进步，同时又能担负起对世界的责任，这一时期美国自由主义所带有的乐观情绪在约翰逊的思想中表露无遗。

但是，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虽然以深入解决社会弊端为初衷，其直接以贫穷的城市黑人为目标的计划所附带的政治后果却极大地伤害了自由主义者。由于约翰逊视“伟大社会”为自己政治生涯的里程碑，轻率地构思了过多的计划，又过快地贯彻执行，结果在尝试把利益带给每个人的同时，却损害了有工作的穷人和通常意义上的中层美国人的利益，这使约翰逊失去了他最为理解而且最明显认同的团体——工人和中产阶级白人的支持。另外，“伟大社会”虽然有着宏伟的目标，总数仅为几十亿美元的预算却显然过低，加上项目执行过程中官僚机构的浪费、腐败和敷衍了事，使“伟大社会”的许多项目收效甚微。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同时进行消除国内贫困和在东南亚的战争也成为不可能。1965年后，随着种族骚乱的接连发生，反战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公然反对和拒绝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美国社会面临着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社会危机。所谓的战后自由主义共识被认为已经破产，或者其理论中存在着某些先天不足，无法解决当前复杂的社会问题。1966年年底，民主党已经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众议院的47个席位。1969年夏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1963年秋自认自由派的人尚占49%，此时已下降至33%，而自称为保守派的人在1963年秋仅占46%，此时已增长到51%。在这种氛围下，尼克松以“沉默的多数”的名义提出“法和秩序”口号吸引了多数选民，赢得大选也就不足为奇了。^[66]

自由主义再次陷入困境促使小施莱辛格开始进一步思考自己对美国历史的阐释方式。他意识到，“美国政治周期论”仅仅解释了以“自由主义共识”的存在为前提下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绪对美国社会的交替支配，却尚不足以解释美国社会中一些更为深刻的矛盾现象，比如对平等的肯定和对不平等的容忍，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共存等。1968年，美国社会的混乱状况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著名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引发了一连串的城市骚乱，不久反对越南战争升级、主张黑人权益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又遭到暗杀，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民主、自由、法治的美国社会中暴露出来的这种暴力倾向使小施莱辛格十分震惊，迈克尔·哈灵顿的《另一个美国》已经令美国人认识到在一个富裕的、白人的美国之外还存在一个贫穷的、黑人的美国，难道在民主与法治的美国之外还存在一个“暴力的美国”吗？

在罗伯特·肯尼迪被刺的第二天，小施莱辛格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美国人是“这个星球上最可怕的民族”，后来小施莱辛格又在多篇文章中重申了这次讲话的主题。^[67]“我们首先是可怕的民族，因为我们在国内或国外犯下的暴行甚至到现在也几乎没有触动我们公开的自以为是，或削弱我们对自己道德上绝对正确的先验信念。”“我们终究是作为一个杀死红种人、奴役黑种人的民族起步的；虽然无疑我们在这样做时常常拿着《圣经》和祈祷书。”他认为，美国人从事非理性战争的热情表明在美国人的民族心理中有内在的仇恨和暴力冲动，这种冲动要寻找出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8]显然这些评论并不是对暗杀的暂时性情绪化反应，而是同他对历史的重新思考结合在一起而阐发的。如何解释这种邪恶的冲动以及美国社会中的一系列矛盾会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如此集中的爆发，自由主义又应当如何重构自己的信仰，来应对人们对其基本原则的指责，小施莱辛格再次求助于亨利·亚当斯的“历史加速度说”。

亨利·亚当斯是美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小施莱辛格曾将他和威廉·詹姆斯、西奥多·罗斯福一同列为20世纪初对美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三位伟人之一。^[69]亚当斯生活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时期，正如不少学者将自然界的“物竞天择”用于解释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竞争现象，亚当斯也曾经用物理学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加速发展的，“世界在1800年到1900年间的运动并没有成倍或三倍地增长，但用任何科学已知的标准衡量——用马力、卡路里、伏特、任何形式的质量——社会的张力、振动、容量和所谓的进步在1900年至少是1800年的一千倍以上”；“加速度的法则像任何力学规则一样明确和永恒不变，不可能假定它会为了适应人类的便利而减少其能量”。^[70]亚当斯诉诸科学规律来解释历史发展在小施莱辛格看来既是浪漫的，也是讽刺的。他认为，亚当斯将历史简化为精确的物理学的想法“是一种幻想，或可能是一个精巧的玩笑”，但作为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比喻，“历史的加速度”却同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十分符合，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1]

在《核心》一书中，小施莱辛格曾经使用这一概念分析了“焦虑时代”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批判。现在，他再次借助于亚当斯提出的这一概念，认为当代美国社会的危机如此严重是因为历史加速发展的变化过程脱离了控制，这使得作为科学技术领先的进步国家的美国遭遇到尤为强烈的“现代性危机”，从而进入了“早期碎片化”的混乱状态，而这种状况由于传统社会制度的衰落而显得更为不确定。^[72]小施莱辛格对美国社会矛盾根源的这一分析同当时美国社会的现状是十分符合的，同时又将当代美国社会存在的不满与矛盾解释为来自“历史的加速度”这一非人力所能抗拒的因素，从而既回答了“两个美国”的悖论，又规避了人们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指责。在这一意义上，“历史的加速度”成为小施莱辛格解开“两个美国”悖论的钥匙。

后来小施莱辛格又进一步阐发了“两个美国”的悖论这一思想。他归纳出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六种矛盾和悖论及其具体表现。第一个悖论是美国人热衷于“试验”，同时又易受意识形态影响。一方面，美国人在生活中和社会中信仰试验的方法，注重实践的结果，在尝试和错误中发现真理。因此华盛顿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视共和国政府的命运最终“系于委托于美国人民之手的试验”，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国家需要的是“勇敢的、持久的试验”。这种国民气质被威廉·詹姆斯归纳为“实用主义”或“激进的经验主义”。而与此同时，美国人又极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深受堪称有史以来最深奥意识形态的加尔文教的影响，因此必然热衷于抽象，这就是为何19世纪的约翰·卡尔霍恩会以抽象的思维方式建立使奴隶制合理化的意识形态，而20世纪的约翰·杜勒斯要建立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教条的嗜好同样也可以解释一些人所支持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与实用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现实之间的差距。

第二个悖论是美国人肯定平等，同时又容忍不平等的存在。美国人在杀害红种人、奴役黑种人、拒绝黄种人的同时不可能不受到种族优越论的影响。为了保持认为自己的历史是纯真的幻想，美国人求助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抑制”过程——从意识中排除令人不快的内容。美国史学家虽然提供了关于印第安战争、奴隶制和排华政策的详尽叙述，但只是将其作为过去的孤立事件，而很少认为它们与美国社会存在有机的联系，不过种族问题却在文学中得到了无意识的表现。(www.xing528.com)

第三个悖论是美国生活中秩序与暴力之间的持久张力。一方面，美国人一直以致力于建立法治社会为荣，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历史中却充满战争、叛乱、暴动、暴民、决斗、谋杀和私刑。林肯是美国暴力和仇恨的最伟大的反对者，也是最伟大的受害者。20世纪的美国仍没有暴力减少的迹象，在日本投掷原子弹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毁灭行为。从街头暴力、城市骚乱，到对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的刺杀，各种暴力形式在60年代的美国纷纷登场；在美国人指责其他民族倾向暴力时，诉诸暴力却成为美国特性的一个部分。

第四个悖论是美国社会的一致性和多样性。美国社会中存在着导向一致性的强大社会压力，这种压力包括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的暴政”，也包括永远沸腾着的“熔炉”，它们抹去了所有的族裔、区域和哲学的差异，留下了温和、无区别的大众。但同时美国又是一个巨大的、多样化的国家，大城市中有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语言、食物、衣着和习俗方面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其多种形式和紧迫程度到20世纪60年代几乎使社会分裂。

第五个悖论是美国生活中的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美国人热爱金钱和成功，无论美国人自己还是外国人都将美国视为资产阶级的胜利，贪得无厌，物质主义，俗不可耐。但美国人又很明显会受理想主义的极大激励。历史上没有别的国家用自己如此多的财富帮助过其他国家，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将如此多的资源和热情投入慈善和非赢利事业，和平队和美国标准石油公司都是美国精神的忠实反映，而后者还建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

最后一个悖论是关于美国试验的性质本身。许多美国人视自己为上帝的选民，而美国是“救世国”，因此美国的动机和命运都不同于其他所有国家，这是清教徒的想法，也是赫尔曼·梅尔维尔、伍德罗·威尔逊和罗纳德·里根的想法。但另一些美国人则对美国是否对于诱惑和堕落有神圣的免疫力，美国在性质上是否不同于其他国家提出了疑问。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美国人和地球上的其他居民都尚未达到完美智慧和道德的王国；威廉·詹姆斯指出“善良的冲动和破坏的欲望分裂我们的心，正如它们分裂其他国家的心”；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则对试图在历史上扮演上帝角色的“救世国”幻想发出了警告。^[73]

美国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充满了矛盾的国家，历史上曾经有不少学者都表述过这一观点。亨利·亚当斯曾经写道：“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命运是复杂的。”^[74]托克维尔则指出，美国人的观念“不是非常特殊和非常明确，就是非常一般和非常模糊，而在两个极端之间，则有空档”^[75]。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在他的经典之作《儿童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1950）中写道：“无论人们认为什么是真正的美国特征，都可以找到同样鲜明的相反特征。”虽然在许多国家的文化中都可以发现这种两极性，但埃里克森坚信这一特点在现代美国尤为突出，其他大国居民中的对比都不如美国人这样极端，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像在美国那样会强烈感受到个人主义与团结、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开放与封闭、世界主义与排外之间存在的张力。^[76]但对美国历史和社会中存在的这种矛盾和悖论现象进行比较系统的归纳和阐述的史学家，小施莱辛格可以说还是第一个。当然，小施莱辛格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这一现象进行阐述和总结的层面上，而是进一步指出了应当如何理解美国历史中存在的这一系列悖论，以及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意义。他认为，理解悖论的最重要一点是要牢记，每一个悖论中共存的两个对立面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美国历史的真实反映。从这一系列的悖论之中，截然相反的两个美国的形象凸显出来，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的、暴力的、同质性的、物质主义的、上帝选择的美国；另一个是通过试验生存的、平等的、公正的、多样化的、理想主义的、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的美国。两种形象都反映了某个阶段的真实的美国。这些存在于美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种种悖论反映出在美国理想和美国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它们的存在正是对威廉·詹姆斯在《实用主义》中所谓的“常识的世界”的反映，“在这世界里我们看到事物有一部分是关联的，一部分是不关联的”，对它的不解之谜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致力于解决这些矛盾，缩小美国理想与美国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在美国生活中真正实现美国理想的决心就成为美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动力。美国人民已经看到了这种差距的缩小，并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77]

更重要的是，小施莱辛格还力图将这种判断综合到自己现有的理论体系中去，以期对美国历史的发展作出更完善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外交事务成为美国政府决策的重中之重和人们关注的中心，小施莱辛格在对美国外交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对冷战起源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探索之外，还开始尝试把美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囊括到自己的历史解释框架之中。而“美国悖论”这一现象不但在对外关系中有着极为明显的表现，为众多学者所关注，而且它在美国历史中的存在形式同小施莱辛格继承自前人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美国政治周期论”的运行模式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据此，小施莱辛格以他运用于“美国政治周期论”的分析方法，在他从美国外交史中发现的悖论现象中的两个对立面之间寻找类似于周期循环的关系，从而将“美国政治周期论”延伸到外交史研究中。当然，这一延伸部分还不具备“美国政治周期论”那样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比如还没有像“公共目标”和“个人利益”那样一组概括能力极强的中心概念，也没有具有规律性特征的循环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