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与否定：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思想研究及其政治斗争

自小阿瑟·施莱辛格的名著《杰克逊年代》出版以来，评论者对他运用周期理论来阐释美国历史的方法（包括老施莱辛格提出的“美国政治趋势论”）就褒贬不一。问题的焦点在于周期理论本身是否适用于解释美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对“美国政治周期论”持完全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虽然小施莱辛格的周期模式恰巧同国家政治中自1900年以来的趋势相似，但他的“周期—代”模式却缺乏预测力，因为很难在不断有婴儿出生的情况下来界定某一“代”人，因而用它来作为分析工具是没有说服力的，相比之下，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战这样的重要事件对国家情绪的影响显然要比“代”的更替更大。^[42]

小施莱辛格在《美国历史的周期》中对此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在学术研究中，人们使用的大多数分类都是如此，其中典型的如被学者们普遍使用的将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的做法。他认为，和根据经济状况划分的阶级一样，各个不同的“代”之间虽然也是重叠和交织的，但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在每一“代”之间划出了边界，而共同的经历使同一代人产生了共同的观念和想法。^[43]事实上，“代”的概念自从被学者提出作为历史分析的工具以来就不断遭到反对，上述看法是反对“代”理论的一种典型观点。赫伊津哈便认为用根据生物学特征来划分的“代”无法用于解释特定历史现象的演化阶段，它没有任何说服力。吕西安·费弗尔则认为，想用“代”来分析某种定义明确的文化现象，会使得任何一种根据年代进行的划分都会与某一特定的年龄群体发生交叉，即便两者恰好重合，也很难保证两者所具有的特征是相关的；而且把“代”作为历史分析的工具必然导致只考虑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年龄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比如青年法国知识分子的特征与同年龄的法国农民、工人或中国人就没有相关性，而如果要通过政治、思想、宗教、经济等变量来区分一代人内部的不同群体就需要极其精确和复杂的工作，从而把“代”这个原本意图解释一切的概念变成了“无用”和“寄生”的概念。针对此类反对意见，研究代理论的学者提出要“实证地”重建“代”，把它定义为在一个时间段内出生的群体，其成员所共有的习俗、集体惯例、传统和信仰决定了每个个人的真实社会存在；又用“决定性的代”（the decisive generation）这一概念回应了赫伊津哈和费弗尔式的质疑，它指“第一次清晰地具有新思想，完全理解其含义，已经不是先锋，也不再束缚于过去”的一代人，需要通过发现“一个全盛的新时代”中“最清晰地表达了主要时代特征”的个人来辨认或重建。这些学者指出，“代”作为分析工具并不比历史学家们常用的“社会阶级”“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具有更强的主观色彩。^[44]

褒扬者大多本身即是周期理论的支持者和研究者。他们属于不同的专业领域，从根本上认同周期理论，支持以“周期—代”的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其中一些学者在本领域进行相关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运用和解释周期理论的不同模式。其中较具代表性的除前述的阿尔伯特·O·赫希曼以及赫伯特·麦克劳斯基和约翰·左拉外，还有弗兰克·L·克林伯格和塞缪尔·P·亨廷顿。

克林伯格将周期理论运用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中。1952年他撰文指出，自1776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执行受到国内普遍“内向”和“外向”情绪的周期性影响，其中“内向”情绪阶段大约持续21年，“外向”情绪阶段大约持续27年。在内向阶段，普遍情绪强调重视国内事务；在外向阶段，普遍情绪则倾向使用外交、军事和经济实力推进和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虽然在一个阶段内会有暂时的舆论波动，但每个阶段的主要倾向是明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卷入国际体系的一般水平以线性的方式增高。其对周期进行分析和描述的方式同老施莱辛格如出一辙。杰克·霍姆斯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了克林伯格的理论。^[45]

亨廷顿则对使用“代”作为理解美国政治的分析工具表示了支持。1974年他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的“美国政治的范型：超越和谐论、阶级分析和多元主义”一文中就提出，理解美国政治的三种传统范型——进步主义、多元主义与和谐论都根据静止的社会结构来解释美国政治，并且认为政治行为和政治思想是社会经济利益的产物，无法解释美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历史阶段和问题，而政治理想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与代际之间的冲突可能提供超越现有美国政治研究范型的不同路径。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历史可以分为许多阶段或者人（peoples），与不同的“代”基本一致，即：建国者一代；出现于1810年及其后的西部政治领导人一代；出现于1840年及其后的关注地方主义和奴隶制的一代；内战后的政治家—富豪一代；平民主义—进步主义的一代；20世纪20年代的保守主义者；新政的一代；出现于“二战”后的冷战一代。^[46]惯常用于解释欧洲的冲突和变化的阶级分析虽然同美国经历也有些关联，但在美国更为重要的是“代”和代际差异的作用。比如20世纪上半叶公众舆论的巨大变化明显跨越了阶级界线，但如果按照“代”的变化来分析就很容易使人们接受：

每个阶段的领导者都出自不同的年龄群体，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和政策，反映出民众的高度共识。主要的政治斗争发生在新一代的前卫和其前辈的后卫之间。冲突主要在代际之间，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的冲突往往如此之短暂。代际冲突的性质是激烈但短暂的，因为在此过程中，一代人的共识取代了先前一代的共识。^[47]

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周期论”。在出版于1981年的《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美国政治学的三种传统范型几乎完全忽略了政治理念和信念激情的作用，而恰恰是它们在推动美国政治演进和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美国政治史的发展并不是一路凯歌，而是“开端与残局、承诺与幻灭、改革与反动的循环往复”。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失衡及人们对其做出回应的方式促使重大的信念激情现象每六七十年就会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一次，他称之为“信念的激情”时期，如美国革命、杰克逊年代、进步主义时代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信念激情期，人们被“唤醒的道德激情”支配，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冲动，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治政府等美国民主的理想重新被肯定，尤其是反对权力；从一个激情期到另一个激情期，很多东西会重演，互相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过在亨廷顿的周期里，以往被视为重大改革时期的新政并不属于信念激情期，这是因为其首要目标是恢复经济而非政治改革，因此它强调运用政府权力而不是打碎它；新政也完全不具有信念激情期的道德主义和清教主义色彩，并且这个时期的政治阵线按照阶级来划分，与信念激情期纵向分野的特点完全不同。^[48]

另外，还有不少学者用周期理论研究美国的政党问题、总统制问题以及利益集团问题，用“代”的理论研究政治问题、政治行为和苏联、古巴的政治问题以及工业社会等，不一而足。^[49](www.xing528.com)

20世纪90年代初，更有学者将西方思想史中的周期理论之源一直追溯到古典文明，并且认为周期理论的一大吸引力在于它可以预测未来，并且其方法比其他类型的理论要简单得多，学者们无须排列各类背景条件和变量，而只需要确定研究对象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并做出预测。他们认为周期的动力“是解开美国政治变化奥秘的钥匙”，周期理论除了能够提供对美国政治的新解释，还使学者们更能意识到历史的影响和政治、社会发展的模式与方向，这些因素在美国政治的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将损害对历史的理解。他们呼吁在发展研究战略的层面上对周期理论进行更为严肃的思考。在研究了11种周期理论后，作者指出，小施莱辛格的“美国政治周期论”不仅具有一个真正的周期理论的特征，为周期的重复出现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并且有充分的证据证实美国历史中确实存在他所描述的这些周期，因而是值得广泛运用的三种周期理论之一。作者列出的另外两种理论是亨廷顿的“信念激情”周期论和克林伯格-霍姆斯的美国外交政策周期论。^[50]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如查尔斯·洛克哈特指出，小施莱辛格所描述的周期虽然同美国政治生活的主要事件十分吻合，但他没有清晰地描述周期交替的内在动力，而仅仅陈述了他的周期变化是由外部的“触发性事件”导致的；另外，小施莱辛格将周期的变化同“代”的变化相关联，但究竟如何关联却没有阐释清楚。洛克哈特本人在研究了众多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二维三极模式来研究美国政治史中周期的运动。^[51]

对“美国政治周期论”的批评还集中于另一个问题，即学术同政治的关系。小施莱辛格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对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影响长期以来为许多政治评论家和历史学家所认可，但也有许多批评者因此将矛头对准了他的“美国政治周期论”。

有的学者并不反对周期理论本身，但对小施莱辛格用美国政治的周期来阐释整个美国历史的发展是否恰当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用“美国政治周期论”来解释美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显得过于简单化。威廉·洛克滕堡指出，以周期理论来分析长期的历史或许有用，但它显然不适用于分析较短的历史时期，《旧秩序的危机》一书的问题大多源自这一点。由于小施莱辛格实际上在为“自由主义”观点代言，导致他不自觉地扭曲了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史；并且由于他把这个时期看作好人（自由主义者、民主党人）反对坏人（保守主义者、共和党人）而产生的冲突，因此他笔下的“好人”似乎能够超越特定历史力量或历史条件的局限，而“坏人”即便仅仅是传达了时代的观点或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共同的看法也会受到批评。而这种分析框架的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缺点就是把美国文化和社会完全政治化了。在《旧秩序的危机》中，类似于梭罗这样的人物被冷淡地对待或根本不加关注，文学人物只有被认为在政治上重要时才加以研究。同样，小施莱辛格还忽视了这个时代的其他重要方面，如种族问题、排外主义、城市和乡村的矛盾、道德上的革命等，而这些问题同样有助于解释“旧秩序的危机”和新政的特征。^[52]

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批评小施莱辛格的历史研究关注面过于狭窄，非但没有黑人问题，而且有明显的地域主义，世界似乎围绕着波士顿—华盛顿轴心，几乎没有提到南方的问题，也没有提到西部、中部、乡村地区、下层阶级或郊区。美国的其他地方在小施莱辛格的著作中成为“阴暗的后台”，那里的问题和人物很少来到舞台上。在这些学者看来，小施莱辛格对政治的关注和积极参与对他的学术研究倾向造成了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导致他在思考美国历史经历的过程中采用了政治上的周期来作为阐释工具，这反映出小施莱辛格的治史理念是认为仅以政治现象便可说明历史的发展变迁，而忽视了美国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变化。^[53]

事实上，小施莱辛格本人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在继承了父亲的周期理论并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正的过程中曾经明确地表示：以周期理论来阐释美国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概括的方法和极端的简化。^[54]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如果小施莱辛格在《新政的来临》中像有些学者要求的那样以同等篇幅和精力来讨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话，那么用整整一打的书来研究该书所涉及的两年时间也是远远不够的。这个问题事实上是现代史面临的困境，也是当代史学家所面临的困境。^[55]

另外一些学者则直指小施莱辛格的学术研究完全是在为政治服务。有学者指责说在撰写历史时他的热情“经常失去控制”^[56]，“他所有的著作……都有点政治小册子的味道”^[57]。在《杰克逊年代》中，为了驳斥对新政的攻击，他将新政的传统之源一直追溯到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杰克逊时代正是他试图在杰斐逊和新政之间所寻找的“丢失的环节”^[58]；《罗斯福年代》则是小施莱辛格“反对艾森豪威尔时代的自满、麻木和自私的工具”。^[59]20世纪80年代，当自由主义在美国江河日下，自由主义的原则和自由主义的信条受到各方攻击的时候，小施莱辛格“用他对美国历史的学识来驳斥对手的理论，重整自由主义者的队伍”^[60]；他的书具有“高度的党派性”，他“继续从丝毫不加掩饰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来写作，用历史来宣传当今的政策”。^[61]”总之，由于小施莱辛格的学术研究中党派倾向过于明显，由于他的兴趣完全在于用历史支持他一贯的民主党人的观点，而不是再度体验历史，因此他对政治家的归类是不可靠的，他的周期理论在解释最近的政治史上也没有太大价值。

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小施莱辛格的著作中存有明显的党派色彩是无可厚非的，他的著作“应该不仅作为历史，而且作为寓言来阅读”^[62]，但小施莱辛格本人显然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历史学家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是时代的创造物，“是自身经历的囚徒”，因此并不认为史学家在历史撰述中能保持完全客观的态度。但是他同时又认为，在对历史进行重建时，史学家必须追求“无法达到的客观主义理想”，以准确和客观为自己的目标。他认为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自己只是在历史中辨认出了原来就存在但曾经被人们所忽视的模式，而并没有将任何人为的预设方案强加给历史。^[63]许多批评者仅从小施莱辛格积极从政又从未放弃学术，以史学家身份介入最高决策圈却始终钟情于政治史，便断定其著作中的种种瑕疵概因其以学术服务政治之故，这实在过于武断。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小施莱辛格关于历史周期论的专门论述和相关史著，而是将他更多的论著纳入考察范围，尤其是对他涉及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一些论文细加研读，就能更全面地理解他的观点。这种简单化的逻辑还导致他们进行另一种推论，即由于小施莱辛格是民主党人，他的历史著作中对民主党及其自由主义传统又有许多正面的阐发，便是一种辩护之作，同时贬抑共和党和保守主义，这种观点同样也失之轻率。这两个问题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分别加以讨论。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治周期论”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首肯，成为被政治学家、政治评论家等所认可和广泛接受的一种说法。美国学者丹尼斯·朗认为，美国政治符合循环的周期性已经成为“政治报道的最普通语言中深信不疑的东西”，有时已经支配了美国的政治辩论和文化生活。^[64]不少中国学者也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这一说法。^[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