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施莱辛格认为，具有英雄特质的领袖在经典民主理论中一直构成一种反常现象。民主理论在思想体系的层面上拒绝强调领袖地位和领袖作用，因为这种强调似乎便是暗示，在社会中一些人应当领导别人而另一些人则应当服从，从而与民主致力于平等和多数主义（majoritarianism）的传统互相冲突。民主理论在道德层面上也拒绝对领袖的强调，认为它忽视了民主认为权力必然腐败的理念。民主理论在感情层面上同样拒绝对领袖的强调，因为它会激起民主中的平民主义，通常表现为对超常人物的嫉妒。最重要的是，民主理论在实践的层面上拒绝领袖，因为它似乎鼓励民主被侵蚀。而在卢梭、卡莱尔和列宁那里，领袖的重要性虽然得到强调，却进一步同精英哲学联系在一起，成为保守主义者或反对洛克式民主革命者的武器，并常常导致对自由的压迫、极权主义体制的建立和对民主的摧毁。[32]
然而在实践中，作为一种政体形式的民主却已经接受了英雄特质的领袖。小施莱辛格认为，民主之所以在实践中采用了它在理论上所否定的制度，有几个原因：首先，民主对强大的领袖有功能上的需要。当权力被赋予大众时，就会出现决策和目标分散的危险，除非有领袖能够阻止这种政治权力分散的趋势，这种需要与日益复杂的工业社会需要“专家”来提供专业化的技术服务是完全不同的；另外大众在结构上是无法直接自治的，他们必须将权力委托给代理人。因此领袖非但不是自治的敌人，而且是使它得以顺利运转的手段。[33]其次，民主对强有力的领袖还有道德上的需要。对领袖的否定表明了对个人历史作用的否定，最终导致历史决定论。这样一种历史哲学以剥夺个人应对其行为负责的想法而剥夺了历史的道德维度，同时也隐含着同民主对人的自由、尊严和责任的信仰的互相冲突，因此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必然要反对决定论，同这种可能麻痹大众民主的传染病斗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英雄领袖，必然将趋于顺从历史的趋势；而有了这样的领袖人物，在历史条件允许人类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他们将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34]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变迁都由天才人物造就，人类社会的物质环境已由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方式所设定并有其独立的运转方式，但如果没有领袖，历史的运动将会极为缓慢。领袖是真正使世界运转起来的推力。[35]
但是小施莱辛格同时指出，英雄特质的领袖并不必然导向民主，领袖人物在促使人类向个人自由、社会公平以及宗教和种族宽容方面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也要为使人类蒙羞的最可怕的罪行和最无节制的愚蠢负责。能否领导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取决于领导人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以及人民允许或鼓励他做什么。当领导人的目标是增进个人权威、保护贪欲及特权或振兴帝国时，不会为民主制度带来任何益处；而当他们的目标是废除奴隶制、扩大穷人和无权者的机会、解放妇女和少数族裔、保护言论和反对的权利时，必定会增进人类的自由和幸福。[36]
在小施莱辛格的周期论中，这种英雄特质的领袖就是遵循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总统。他引用亨利·亚当斯的话说，美国总统“像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轮船的指挥官。他必须有用来操纵的舵，有前进的航向，有要去寻找的港口”。宪法为每个总统提供了掌控船只的舵，但有无航向和港口是其能否成为伟大总统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伟大的总统必须胸怀理想美国的图景，并且满怀热情地想要确保国家这艘航船在正确的航道上前进。伟大的总统也必然同人民的需要、忧虑和梦想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欣赏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我们所有伟大的总统在国家生活中的某些理想需要被阐明的时刻都是充满智慧的领导者。”这样看来，华盛顿实现了联邦的理想，杰斐逊和杰克逊实现了民主的理想，林肯实现了统一和自由的理想，克利夫兰则实现了诚实的理想。为了取得成功，总统必须寻找一个港口，必须使国会和选民确信他们的航向是正确的。[37](www.xing528.com)
小施莱辛格认为，时势会造就英雄，国家的危机对总统成为伟人是十分重要的，华盛顿、杰克逊、林肯、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总统，都是因为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响应了人民的呼唤，“像伟大的民族英雄那样领导他们脱离困境”。[38]战争无疑是最重大的一种国家危机。工商业界对国家权威的挑战也是一种国家危机，杰克逊时期对南卡罗来纳州和第二国家银行的斗争和西奥多·罗斯福时期反托拉斯的斗争就是这两位总统对应对国家危机的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国家的危机扩大了总统进行自由选择的范围，但并不会自动使其成为伟人：南方叛乱的危机并没有激励布坎南使他成为领袖，大萧条的危机也没有把胡佛变成一个有胆识的总统。[39]
伟大的总统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认识到“统治即选择”。美国历史上的那些伟大总统们都不惜冒险追求自己的理想，寻求改变国家前进的方向。他们知道自己的行动必然会疏远那些从现状中得益的人，但仍然坚定地勇往直前，并且在国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除华盛顿之外，他们在用新的共识重新统一国家之前都分裂了国家”。每个总统无疑都希望受到每个国人的爱戴，但仅以追求民众拥戴为目的而牺牲了信念与理想的总统并不会成为真正伟大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幽默地表示：“通过我的敌人来判断我。”尽管杜鲁门在他总统任期结束时的民意支持率仅有31%，但在1996年的民意调查中，他在所有总统中却排名第八位。在排名最前的九位总统中没有一个是走中间道路者。对此小施莱辛格评论说，中间道路或许是赢得竞选的好方法，却是通向平庸治理的必然之路。当然，里根这样保守主义的代表虽然具有成为“好”总统的能力，却无法成为伟大的总统。[40]
在肯定伟人作用的同时，小施莱辛格也没有完全否定大众的作用。在他看来，普通大众虽然不像伟人那样可以在历史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也绝不是愚昧无知的多数，他们在民主政体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大众是保卫自由政体、拒绝极权主义的重要因素，是民主和自由社会的希望，如果人民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失去了挑战的勇气和精神，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专政的出现。在民主政体内部，大众也必须履行自己的严格义务，他们不能盲目地崇拜伟人，因为没有人是绝对正确的。大众的职责就是时刻保持警醒，使领导人的行为限制在严密的宪法界限之内。如果民众由于盲目地崇拜领导者而无意识地接受其违反宪法的行为，那么仅仅依靠宪法是无法保证民主的。最终，宪法只有当它体现了人民的精神时才是活的，人民本身是使宪法实行人民意志、促进民主的保证。[4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