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思想研究：理论源起与演变

小施莱辛格的“美国政治周期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思考、构建和完善的过程，既有对前人思想和理论的继承，又有新的构想和发展。在美国，关于历史是周期性循环的观念在18世纪就已经产生，被认为是启蒙思想对千禧年王国论的反驳。^[7]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等人都有过关于历史周期性波动的论述。爱默生早在1841年的“保守主义者”一文中就发表了对人类历史交替受保守派和革新派支配的看法。半个世纪后，亨利·亚当斯用“钟摆”的摆动来形象地比喻美国早期历史发展中联邦权力的集中与分散的周期性运动：“经验似乎表明，钟摆的摆动大约每12年一次。在《独立宣言》之后，需要12年来创建一部有效的宪法；形成对当时所创建政体的反对又需要12年；第三个12年将在（联邦权力）进一步集中的浪潮中结束；还会有几次这样的反复，即便孩童也可以计算出来。”^[8]

小施莱辛格的“美国政治周期论”则更多直接吸取了他父亲关于美国历史的理论“国家政治趋势论”（the tides of national politics）。该理论假设美国历史中存在着可以预测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时代的周期性变化。在出版于1922年的《美国史新观点》中，该理论已初具雏形，当时作者表述为“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时代交替出现”。^[9]老施莱辛格在1924年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此进行了阐述，后来以“美国政治趋势”为题刊于1939年的《耶鲁评论》，又经修订后收入其文集《源远流长》。在该篇文章中，老施莱辛格进一步在美国历史上确定了11个周期的存在：1765—1787年，从反印花税大会开始的“无节制的民主”时代；1787—1801年，制宪会议开启的保守主义时代；1801—1816年，杰斐逊的民主时代；1816—1829年，保守主义坚持的时代；1829—1841年，杰克逊民主的时代；1841—1861年，反对自由主义，奴隶制扩张的时代；1861—1869年，废除奴隶制的时代；1869—1901年，保守主义主导的时代；1901—1919年，自由主义收复领地；1919—1931年，保守主义再次占据舞台；1931—1947年，新政时代。老施莱辛格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来描述这11个周期内政府中的有效趋势，“它们可能意味着政党的更替，也可能不意味”。11个周期的平均长度是16.55年，其中主要的偏离发生在1861—1901年，其原因是由于“国家的非正常情况”加快了改革的节奏，而之后“反运动”的延长则是“恢复节奏的补偿形式”。“在任何情况下，两个时期的平均长度都是20年，仅仅偏离标准3.5年。”^[10]凭借这一理论，老施莱辛格多次准确预测了20世纪美国政局的更迭。在1924年的演讲中他便预言柯立芝型的保守主义将一直延续至1932年；1939年在自由主义思潮仍然盛行之时便在“美国政治趋势”一文中预测“自由主义情绪将在1947年结束”；在《源远流长》中他进一步预言：“始于1947年的自由主义的后退会在1962年结束，可能会提前或延后一两年。在此基础上，下一个保守主义时代将在大约1978年开始。”^[11]

小施莱辛格在学术生涯早期对父亲的“国家政治趋势论”几乎是全盘接受的。他在出版于1945年的第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杰克逊年代》中引用了父亲的理论，并以其来解释杰克逊民主的兴衰，他指出：

美国历史以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周期性摆动为标志。在怠惰的时期，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直到改革的需要变得无法抵抗。然后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执掌政权，水坝决堤，变化的洪流很快冲走了许多东西。在15年或20年后，自由主义的冲动消耗殆尽，“巩固”和怠惰的时期来临，保守主义再一次表达了整个国家的情绪，但通常用的是被它所取代的自由主义的措辞。杰克逊民主也是如此。它及时满足了大众对变革的需要。但当它发展起自己政党的既得利益，且其内部通向权力之路被阻断，有才华的年青一代……开始站到对立面。部分是由于这种新鲜血液的注入，部分是由于失败的教训，辉格党人不再坚持顽固的目标，开始借用杰克逊主义的措辞。他们为民众的反动做好了准备。他们的报偿是1840年的胜利。^[12]

在引起争议最多的“民主的传统”一章中，他阐释了美国民主的传统，亦即美国自由主义的基本含义，指出美国的自由主义便是社会的其他阶层对最强大的工商业界的权力进行制约的运动。这种传统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固有需要的产物，它有时会消退，但永远不会消失。每当自由主义解决了危机，恢复了国内局势的平静时，保守主义便会凭借政治中的周期性规律挽回权力，当危机再次爆发时，自由主义必须再次以国家的名义接管权力。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源自杰斐逊，杰斐逊主义从一开始就暗含有“强势政府”的思想。这种自由主义的传统一直在随着时代而发生变革，杰克逊主义便是以汉密尔顿的手段来达到杰斐逊主义的目的，20世纪则目睹了杰斐逊对自由主义所施加限制的最终消失。“西奥多·罗斯福的‘汉密尔顿式’进步主义开启了一个积极政府的时代。伍德罗·威尔逊更清楚地了解行政部门需要活力，政府需要采取行动。富兰克林·D·罗斯福比威尔逊更坚决地推进这些趋势，而新政把自由主义从杰斐逊神话的这一面解放出来。”他们的政策没有局限于过去的理论，而是以实用主义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仍然维护了民主的传统。^[13]

在以周期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美国历史发展进程进行思考和解释的过程中，小施莱辛格对继承自前人的理论进行了发展与完善。他认为周期理论假说能解释美国历史上的很多现象，但被如何描述周期的特征这一棘手的问题所困扰。他感到，爱默生将保守等同于保持现状的定义适用于大多数政治家，但却无法解释汉密尔顿和里根这样的人物。汉密尔顿“绝不是民主的朋友，但却是他自己时代的伟大改革者”；里根虽然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却不喜欢“事物的现状”。而亨利·亚当斯的模式适用于建国初年和20世纪的美国史，却并不适用于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他父亲的模式——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总体上适于所有的历史阶段，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概念定义众多，诸说纷纭。^[14]因此，他感到应该寻找一对更为合适的概念，作为工作术语来表述周期的特征。

在出版于1957年的《旧秩序的危机》中，小施莱辛格开始用“国家目标”“理想主义”“工商业至上”“压力和变迁的时代”等术语来分别描述处于周期循环不同阶段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的特征。在1959年发表于《进步主义者》的“美国政治的未来轮廓”一文中，小施莱辛格曾经使用了“积极政府”“消极政府”和从“成就卓著却最终使民众疲乏的紧张行动时期”“国家再度恢复活力，可以前进的时期”来表示周期的特征。^[15]20世纪60年代初，小施莱辛格又采用了一系列不同的新概念来表述受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主导的历史时期的特征。例如，他将两种思想主导的时期分别称为“前进的时代”和“巩固的时代”，或“行动的时代”和“被动的时代”，或是“迅速行动的时期”和“停滞的时期”。在自由主义主导的时代，特征是“国家目标优先”“目标的政治”，而保守主义主导的时代，特征则是“个人利益优先”“疲乏的政治”“利己主义”“麻木”和“随波逐流”的政策等。^[16](www.xing528.com)

198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O·赫希曼于将消费理论应用于政治，提出了另外一种循环模式。他认为，西方社会自工业革命开始就常常在个人幸福与公众幸福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目标之间不断移动，社会周期性地处于个人事务的时代和专注于公共问题的时代之中，赫希曼将其定义为“个人利益”和“公共行动”的两端。^[17]1984年，政治学家赫伯特·麦克劳斯基和约翰·左拉提出，尽管资本主义和民主在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贵族的革命中结成了联盟，并共同信仰个人自由、人民主权、有限政府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美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私有财产的神圣、利益最大化、崇拜自由市场、适者生存——和民主的价值观——平等、自由、社会责任与普遍福利等之间有着持续的斗争；在美国，资本主义包含民主，民主包含资本主义，但指向不同的方向，它们都不想消灭对方，但那些最坚定地坚持民主价值观者最少支持资本主义，而那些最坚定地坚持资本主义价值观者最少支持民主；这些价值观一直被美国人珍视，但其实践准则不断在变化，民主日益扩大，19世纪的放任自由主义经济也更多受到国家监管，不过这种变化并非直线式前进，在某些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得到强调而民主处于守势，如20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另一些时期民主得到强调而资本主义处于守势，如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初，并且国家情绪中的这种摆动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运动影响越来越小，“向民主方向的摆动却往往在美国人的生活中产生了持久的变化”。^[18]小施莱辛格认为，虽然这两位学者并没有采用“周期”的说法，但他们所指的正是一种周期现象。他从上述理论中吸取了以定义明确的两种类型的价值观来表述周期特征的思想，在具体表达上则部分借用了赫希曼的定义，将两种价值取向分别称为“公共目标”和“个人利益”；麦克劳斯基和左拉所指出的在国家情绪摆动中存在不平衡现象也给他以启示。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施莱辛格进一步吸收了卡尔·曼海姆和奥特伽·伽赛特关于“代”的理论。按照曼海姆的理论，同年龄的群体在社会中有共同的成长经历和感情，而在青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成为他们在一生中解释社会和政治事件并对其作出反应的基础，因此同年龄的群体会表现出同样的思维方式，在行为上表现出同样的历史类别，有着同样的历史地位，犹如同样的阶级有着同样的社会地位一样。作为一个“代”的成员对个人有持久的影响，每一代都倾向于坚持它青年时期的理想，任何前后相继的两代人必然会反对不同的对手。奥特伽·伽赛特则视每一代为“社会主体的新融合”和“历史发展运动的枢轴”。这种共同的“代经历”的存在，小施莱辛格认为是导致政治周期产生的主要原因。卡尔·曼海姆和奥特伽·伽赛特关于一代人的政治生命持续大约30年的观念也被小施莱辛格接受。^[19]

1986年《美国历史的周期》出版时，小施莱辛格的“美国政治周期论”已日趋完善。在书中，小施莱辛格用系统的政治周期论解释了20世纪的美国史，确认了五个政治周期的存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是公共目标的20年，美国先是经历了进步主义运动，接着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长时间致力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民主化和世界安全的公共目标使美国人民精疲力竭，他们对危机做出进一步反应的能力已经耗尽，“不再对纪律、牺牲和遥不可及的目标而着迷”。这样，在哈定总统当选后，“公共目标的政治”便让位于“个人利益的政治”。之后又是“行动和热情、理想主义和改革的20年”，美国经历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连年的危机再次使人们耗尽了所有的热情。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像20年代一样，公共目标再次后退，个人动机处于支配地位。当50年代结束时，“美国人再次感到需要使国家前进”，于是肯尼迪和“新边疆”、约翰逊和“伟大社会”以及“向贫穷开战”成为60年代的主题。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肯尼迪被刺、越战、水门事件等在短时间内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使人们过早产生了梦想的破灭和疲惫，因此到70年代末，美国人再一次厌倦了公共行为，这一次的保守主义周期在80年代里根当政时期达到了高峰。^[20]

然而20世纪的美国有几个时期并不符合这种周期规律，对此小施莱辛格进行了辨析：1908年当选的塔夫脱虽然是一位保守主义的总统，但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实际上实行了比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更激烈的反垄断措施；而1968年尼克松虽然当选，但仅获得了普选票的43%，这证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潮流仍很强大，甚至影响到他当政初期的国内立法；1976年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的当选也看似反常，但由于卡特“拒绝了当代民主党致力于积极政府的义务而成为自一个世纪前的克利夫兰总统以来最保守的民主党总统”，从长远看，卡特和里根之间的区别没有他们之间的连续性大。这样，“30年的周期既解释了公共目标的时代——1901年的西奥多·罗斯福，1933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1961年的约翰·肯尼迪——也解释了保守主义恢复的高潮——2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21]

小施莱辛格还据此做出预测说，在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时代形成政治理想的年轻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杜鲁门，在他们自己的成熟时期产生了新政和“公平施政”；而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形成政治理想的一代——肯尼迪和约翰逊，在他们自己的成熟时期产生了“新边疆”和“伟大社会”。以同样的方式，肯尼迪的时代感动和激励了新的一代，20世纪90年代将是他们的时代。因此1990年前后，在国家情绪和方向上应该发生一次突然的变化，其程度可以同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1961年肯尼迪就任后发生的改革相提并论。80年代将目睹最近一次保守主义上升的结束，里根时代，“像它50年代、2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版本一样，将消失在历史的记忆中”。^[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