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6年出版的论文集《美国历史的周期》中，小施莱辛格综合了自己此前对美国历史中周期问题的思考，提出了“美国政治周期论”这一理论框架。他认为，美国历史周期性地受到公共目标（public purpose）和个人利益（private interest）的左右。当公共目标占主导地位时期，自由主义思潮上升，政府推行积极干预市场的政策，社会中盛行“公共目标”的情绪，民众被号召为国家利益做出贡献；而在受个人利益支配的时期，保守主义思潮上升，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美国社会中盛行“个人利益”的情绪，民众对空洞的政治口号感到厌倦，开始追求自我实现。所谓的“政治周期”即整个国家在“公共目标与个人利益之间的一种持续不断的运动”。在整个周期中的每个阶段都会有内在矛盾产生，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某个历史事件便会成为导火索，引发美国社会中相反情绪的爆发，从而推动美国社会进入政治周期的下一个阶段。[1]
小施莱辛格所定义的政治周期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它是自生的、自动的，具有一种独立性。每一个阶段的条件和矛盾必然会导致一个与它具有相反特征的新阶段的产生，也必然会为自己在历史上再次出现做好准备。每一个阶段都会产生其特有的矛盾。在公共目标阶段，由于改善现状的努力在短时间内积累了过多的变化，因此国家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加以“消化”；另外，“一个国家致力于高度紧张状态的能力是有限的”，梦想破灭且疲乏不堪的人们需要时间来恢复精力，渴望沉浸于私人生活中。于是，“公共行为、热情、理想主义和改革后退了。公共问题被移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社会便进入了个人利益的阶段，这通常也是巩固的时期，公共目标时期所取得的创新被社会吸收和合法化。同样，个人利益的时代也会产生内在的矛盾。在贪得无厌的竞争中，一部分民众落后了，社会问题变得尖锐；同时，不需要对社会公共问题负责的时期恢复了国家的精力，“人们开始对自私的动机和前景感到厌倦”，从而“寻求超越自我的生活意义”。在某个问题的重要性不断积聚，对社会稳定的威胁不断增大，已超出了市场之手的解决能力时，便会导致美国历史进入又一个新的阶段。[2]
其二，政治周期中的阶段性变化不受外部事件的左右，无论是战争、经济危机还是通货膨胀，都仅会改变周期中的某些因素，或使周期的循环过程更为复杂，但周期性运行仍将持续下去，除非有世界性的重大灾难发生，否则周期将不会改变。举例来说，大萧条引起了新政，但进步主义时代则始于一个普遍繁荣的时期；1869—1901年间发生了两次萧条，却没有倒转保守主义的趋势。政治周期的独立性由于它同影响如此之大的事件如经济危机没有关联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3]
其三，这种政治周期不是在两个固定点之间的往复移动，而是呈螺旋形状态运动，每一次循环都在更高的层面进行，并且每一次循环都将使美国社会更为接近“公共目标”的一端。另外，在循环当中还有可能会出现各种新的因素。[4](www.xing528.com)
推动美国历史中这种周期性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每一代人的不同经历。小施莱辛格认为，人类历史变化的速度是不断加快的，同时，“民主的兴起使封建制度留下的社会识别弱化”，从而使年龄取代了社会地位而成为识别社会身份的符号；特别是在没有封建制度经历的美国，“代”已经成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工具。拥有共同经历的一代人会产生共同的观念和看法，即使同一代人中存在着不相容的观点，但他们彼此的共同之处却更多，“即使不是统一的意识形态，至少也是一种集体认同”。[5]
假定一代人的政治生命持续时间约为30年。每一代人会将其中的前15年时间用于挑战业已确立权力和地位的上一代，在后15年中自己便会掌握权力，此后它便开始受到新一代的挑战。由于人们一生的政治倾向都会受到他们开始具有政治意识之时发生的事件和当时理想的塑造，因此掌握权力的一代人对开始进入政治年龄的一代人有巨大的影响，而在这两代人之间则会出现强烈要求变化的对立的一代。每当新一代人取得权力时，都会抛弃被他们所取代的一代人的成就，并重演30年前自己政治理念形成时期的理想。[6]正因为如此，美国历史中的公共目标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周期性变化大约每30年便会出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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