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哪种更好？》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美国史学界关于多元文化问题就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派是同化论者（assimilationist），另一派是社会或政治结构论者（social or political constructionist）。两派的冲突在60年代的两部著作中首次展现出来。米尔顿·戈登的《美国生活中的同化》（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1964）是前者观点的代表。他认为，不同族裔的人在离开了家庭、教会等初级的社会组织，进入第二级社会组织的关系如政治、公共教育、雇佣时，同化就会发生；虽然这种同化是不平等的，但它已经发生并将一直持续下去，有助于形成普遍的“美国”认同。戈登认为，“族裔分离”（ethnic separation）不能进入公民领域（civic arena），否则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内森·格莱泽和丹尼尔·莫伊尼汉的《熔炉之外》（Beyond the Melting Pot，1963）则代表了后者的观点。他们认为，种族、宗教和族裔早已进入公民领域，成为大众的、政治的概念，虽然不同族裔之间的同化已经发生并将继续下去，但种族、宗教与族裔之间的差异仍将是政治问题的根源所在。^[22]在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已经发展到白热化的20世纪90年代，又有学者提出，传统的赞成和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两派由于对“统一”和“分歧”没有清晰的定义，因此徒然造成了一片“理想主义者的迷雾”，根本无法说明问题，因而需要重新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根本概念加以界定。^[23]也有学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者与反多元文化主义者之间实际上非常相似，都认为文化是美国当前问题的源头和解决方法。^[24]小施莱辛格的《美国的分裂》的出版在不同派别之间也引起了争论。

坚持传统价值观的学者认为，小施莱辛格作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在关于历史在美国教育中地位的争论当中“有力地阐明了传统的观点”。面对被种族纷争和部落冲突所动摇的冷战后世界，很少有人能够反驳小施莱辛格所提出的观点，即“美国的创造力在于它使来自完全不同种族、宗教、民族的人民形成了一个国家”，以及必须重建美国对民主信仰的坚持等^[25]，小施莱辛格的这本著作将像他以往的著作一样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也将对公众舆论造成重大的影响。^[26]较为温和的批评者同意小施莱辛格对种族中心主义的担忧是有根据的，认为过于强调“身份政治”会引起社会的分裂，随之产生的偏执的“政治上正确”会窒息严肃的争论，而接受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历史和文化教育也不会改善任何少数族裔成员的生活，同时也对其提出了一些批评，指出小施莱辛格认为接受种族中心主义的课程会导致鼓励“美国生活的分裂、种族隔离复活和部落化”是一种过度反应，因为经过修订的课程虽然可能具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但并没有实际影响，多元文化主义者对课程改革的强调恰恰说明他们在校园之外尚无其他的针对性目标。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其他批评者一样，小施莱辛格对激进的“非洲中心论”这个稻草人的攻击转移了他对争论中存在的更为严肃的文化和思想问题的注意力，比如忽视了美国史研究中的新成果和新方向。^[27]

“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自然对小施莱辛格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这些言论归纳起来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直接对小施莱辛格的反“多元文化主义”立场进行了批判，认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种族的融合，而现在又在《美国的分裂》中构建了一部过分简单化的“同化主义者版本”的美国历史。在这本书中，移民“想忘记可怕的过去，拥抱充满希望的未来”，他们“希望成为美国人”，而作为“东道主”的美国社会也希望将他们融合进美利坚民族。小施莱辛格虽然认识到同化的过程对有色人种来说更为复杂，“因为民权运动之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使他们不能完全参与政治”，但同时又否定了民权运动的合法性，因为他认为当黑人开始进入政治领域时，同化过程已经脱离了正轨，族裔政治运动的领导权被对族裔身份有特殊兴趣的理论家所攫取，形成了所谓的族裔崇拜，视美国由拥有根深蒂固的族裔特性的群体组成，使两百年来的“熔炉”受到威胁并极有可能导致美国的巴尔干化。^[28]

有的学者对小施莱辛格的一些具体观点进行了批判，劳伦斯·莱文反对小施莱辛格等人认为西欧文明仍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西欧文明的主导地位只是在美国文明的起源阶段，而起源仅仅是整部美国历史的一个部分。他也反对小施莱辛格等人将“多元文化主义”当作任由“非洲中心论”者支配的分离主义，将其谴责为“政治上正确”和对国家传统“有害”，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会导致美国社会的分裂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代史学家都会根据自身的身份和经历、时代关注的焦点来重新解读美国过去的文本。美国的人口和文化构成日益复杂化，构成了当代史学家观察过去的一面新的“多棱镜”，这就是“多元文化主义”历史产生的客观原因。“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是历史学的新趋势，是对美国社会和种族、族裔的持续不断的碎片化所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导致美国社会碎片化的原因。他反对小施莱辛格认为美国只能在“一个民族”或是“国家共同体的分裂、种族隔离、巴尔干化、部落化”之间选择其一的观点，指出美国在历史上就一直包含有相互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的族裔团体而生存和繁荣，认为“共同体要建立在现状而不是某些人愿望的基础上”。他还反对小施莱辛格所提出的认为美国黑人同西非祖先之间存在联系是受“生物决定论”影响的观点，认为小施莱辛格的这一观点与许多学者经过慎重研究的学术结论相悖，也没有在详尽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他学者的观点进行驳斥，因而毫无说服力。^[29]

还有的学者对小施莱辛格在《美国的分裂》一书中对社会、文化和种族等概念的使用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以小施莱辛格为代表的“反多元文化主义者”坚决拒绝区分“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和“共同社会”（common society），和许多普遍主义的支持者一样简单地认为前者对后者是必须的，而不愿承认“文化”之于“社会”有任何相对的自主性，因此才会认为如果美国人不重申共同的理想、信仰和梦想，“多元文化主义”便会促使美国分裂为不同的地区和族裔集团。虽然“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争论之中，但在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著作中，“很少有像《美国的分裂》这样对种族、族裔和国家之间的概念关系如此混淆”。^[30]莱文还指责小施莱辛格在《美国的分裂》中没有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而是扮演了一名预言家的角色，将自己对未来的希望与对历史的理解混淆了起来。^[31]

上述这些评论者对小施莱辛格及其《美国的分裂》一书的批判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它们却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众所周知，“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没有统一定义的概念，建立在一个如此多变的概念之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同样没有明确和普遍认同的定义。我国旅美学者王希曾将当代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归纳为四种情况，认为它首先是一种教育政策和思想，其次也是一种历史观，另外还被视为一种与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并列的文化批评理论，以及一种冷战后的新世界秩序的理论。^[32]在实践中“多元文化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严格的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象征，它的支持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共识，但他们在谈论这个概念时的所指和各自关注的现实问题往往是不同的。而“多元文化主义”之所以能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与其内涵的这种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也是分不开的。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多元文化主义”的模糊性和多价值性正是其象征作用的本质所在，它允许不同的支持者给同一个政治象征赋予不同的意义，激励拥有不同利益的支持者并将其团结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下，这对政治象征的有效性是十分重要的。通过这种价值多元的象征，各种运动能够由于不同的，甚至互不相容的原因而吸引不同的群体、利益和个人，“使他们团结起来的不是同样的动机，而是共同的情绪”。^[33]

在“多元文化主义”运动内部存在多样性和模糊性的同时，“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分野也很难说是清晰的。虽然不少人都会表明自己是“支持”或者“反对”多元文化主义，但如果让他们陈述自己的具体立场，则可能两者之间有许多观点和看法是相近甚至相同的。就以劳伦斯·莱文和小施莱辛格两人为例，虽然前者支持“多元文化主义”而后者反对“多元文化主义”，但两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是一致的。比如说，小施莱辛格和莱文在对西欧文明的认识上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强调西欧文明在美国文化起源中的主导作用及其后来在同其他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都强调作为整体的西欧文明并不是一种同质文化，而是由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所组成的。小施莱辛格和莱文都赞同在研究多元文化与研究西欧文化之间没有冲突，既要研究西欧文化传统，也要研究其他族裔文化。小施莱辛格和莱文都反对“非洲中心论”者将历史作为“治疗”手段，用以抚慰或满足少数族裔，使他们感觉良好，而是要理解美国文化的性质以及它发展到今天和继续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他们两人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小施莱辛格坚持传统的“熔炉”说，认为各种文化应该融合成为一种新文化，“美国的想法是吸引其他的文化而不是保护和保留它们”，而莱文则主张不同族裔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联合”而不是“同一”。与此相似，美国政治中的两大对立阵营——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在“多元文化主义”问题上也有一些观点是相近的。^[34]

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有两种派别，激进派常常转向反欧或仇欧的立场，其中一些人寻找另一种伟大的传统，提出了新的“中心论”如“非洲中心论”；而温和的或“批判的”多元文化主义则要求将各种文化都包括在内，警告不要将任何一种文化神秘化为“唯一”或“最好”的文化，无论它是欧洲的或非欧洲的，要避免将多元文化主义等同于某种“文化上特殊的纲领和惯例”，而“应该始终认准朝多群体联合发展的努力方向”。^[35]而反多元文化主义亦有保守派和温和派之别。保守派如布鲁姆在批判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国心灵的封闭》一书中提出，多元文化主义者追求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间平等的做法是反历史的一厢情愿，注定要失败，因为“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是同时拥有高低贵贱等不同内容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弗朗西斯·福山、沃尔特·麦克杜格等人的呼应。另一些人的批评则比较温和，他们认同多元文化主义的许多主张，承认过去的教育大纲中对少数族裔和种族、妇女及其他群体的表述不够；但他们认为社会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质疑多元文化主义的广泛应用，担心多元文化主义将会鼓励美国社会趋向分裂。^[36]可见，支持和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两个“温和派”之间的观点实际上是十分接近的。

正是由于上述这种现象的存在，笔者认为，尽管小施莱辛格本人在《美国的分裂》一书中并未对他所指的“多元文化主义”做出具体的界定，但笼统地将小施莱辛格的立场认为是反“多元文化主义”而加以批判的做法仍是值得商榷的。而作为一个评论者，完全从个人的观察角度出发，根据各自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从《美国的分裂》中寻找同自己观点的不符之处对其进行批判，而不对该书的立场、内容和观点进行比较全面的理解和评价则更不值得提倡。如果说一些短小的书评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做到全面的评价尚情有可原，那么一些长篇的专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则是有所偏颇的。这也就是为何那些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人会反对小施莱辛格对族裔中心主义的公开指责，坚持认为他没有考虑到民主理想与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生活现实之间的鸿沟，认为《美国的分裂》的立场属于纯粹的传统主义，而保守主义者却认为小施莱辛格在支持文化多元主义方面已经走得太远，并拒绝他认为“美国信念”最终将会胜利的乐观看法。

实际上，小施莱辛格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如一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站在保守的传统势力一边，也并不是代表白人主流文化的立场。他所反对的并不是普遍的“多元文化主义”，而主要是作为一种教育政策和思想、作为一种被歪曲了的历史观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极端形式，特别是“非洲中心论”，以及这种极端形式的“多元文化主义”所滋养的种族自我隔离和随之而来的种族间的敌对。他的这种立场实际上和有些美国学者归纳为“温和的”或“批判的”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立场是相同的，因此简单地将其作为“反多元文化主义者”加以批判本来就不甚恰当。另外，小施莱辛格本人就出生于非“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来自德国的移民。他的父亲作为新史学的倡导者，一贯要求认识到非盎格鲁-萨克逊人在美国国家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重视新来者超越其血统成为美国人，并且丰富和改变盎格鲁-萨克逊遗产的过程，他认为美国的国家认同并无最终的固定形式或内容，而是由于移民的不断迁入而永远处于形成过程之中。老施莱辛格是《黑人历史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是“黑人生活与历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gro Life and History）理事会成员，还是“美国印第安人权利、自由和责任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Rights，Liber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American Indian）的成员，他与《黑人历史杂志》的主编、著名史学家卡特·武德森（Carter G.Woodson）以及许多黑人学者都是好友。小施莱辛格本人也是《黑人历史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他历来支持黑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就曾指出，认为美国能在一夜之间改变社会习俗和根除偏见，这是愚蠢的，但不坚持对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进行不懈的攻击，则是致命的；后来更是多次强调民权问题的重要性，包括在白宫任职期间，即便肯尼迪当时并不愿意听到此类意见。^[37]60年代末他在“黑人生活和历史研究协会”年会上对黑人史研究取得的进步深表赞叹，强调这对了解真正的美国历史极为重要，并指出它面临着新的任务——把研究推进到美国历史中黑人经历的方方面面，同时也要加强历史研究的批判性标准。^[38]小施莱辛格也并不完全反对新的课程改革，他认为80年代以来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的新课程改革都是很好的多元文化改革，代表了明智的多元文化主义。他反对的是90年代以来一些多元文化主义者提出的进一步的“改革”。^[39]他确实将这一“文化的争论”视作“文化的危机”，但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是出于担忧“权力的丧失”和“文化统治地位的丧失”。^[40]作为一名德裔美国人的后代，小施莱辛格虽然早已融入主流社会并成为公认的知名知识分子，但他同许多曾经是非主流文化群体的成员一样，仍然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自己在其中既能对美国表示忠诚、又能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的美国。

另外，小施莱辛格在批判“多元文化主义”的过程中，并不是从主流文化的利益和权力得失出发，而始终是站在少数族裔的立场上思考“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利弊的。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将不利于少数族裔融入美国社会，不利于少数族裔青年在美国社会中的发展。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已经很少有美国黑人认为同非洲的联系是生活中的主题，而多元文化主义却使美国黑人重新认识到自己同非洲的联系。他质问：“取非洲名字，穿非洲服装，重复非洲的仪式，通过音乐和圣歌、节奏和打击来学习，拒绝标准英语，听到自己由于心智不同而不适于一流的教育，这些对美国黑人青年有什么好处？这样的训练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民主吗？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美国生活吗？”^[41]对黑人而言，没有一种形式的教育比非洲中心论更能对心理产生“可怕的毁灭性效果”，剥夺他们从生活中获得的机会，非洲中心论的无节制行为还威胁到整个非裔美国人研究领域的权威性。多元文化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双语运动”则偏离了初衷，正在阻碍而不是促进拉美裔孩子融入英语世界，而在美国使用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人们注定只能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二等公民。^[42]小施莱辛格进一步指出，虽然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是少数族裔，但保持美国的统一并不仅仅是少数族裔的责任，而是所有美国人的责任；如果自视为正统的美国人认为来自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移民是不可同化的，那么出现少数族群对主流社会和文化的排斥以及族裔崇拜的行为就并不奇怪。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仅他们必须要同化和融合，我们也必须要同化和融合”。^[43]

小施莱辛格在《美国的分裂》中不但揭示了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可能对美国社会造成的现实影响，而且指出它还有更深层面的危害性，就是对美国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根本思想和根本原则的背离。首先是违背了个人主义原则。小施莱辛格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的根本哲学，美国宪法是根据个人权利而不是集体权利制定的，“‘美国信念’拟想的是一个由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并对自己负责的个人组成的国家，而不是以不可侵犯的种族共同体为基础的国家”。^[44]但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人们会认为或者被导向认为自己首先不是作为一个个人，而是作为社会中某个少数群体的成员而存在，从而使个人主义受到威胁。这种情况导致个人不是首先对国家表示忠诚，而是首先对群体表示忠诚。小施莱辛格认为，当少数派承诺对自己所属的群体表示直接的忠诚时，不论这个群体是种族的、性别的、宗教的或是政治的，都会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产生威胁。^[45]对此我国学者钱满素曾评论道：“以族裔为单位来划分人，就和划分阶级成分一样，是把每个人分门别类格式化，个人的独立和特点被否定了，这显然是一种倒退。……更何况，阶级还有变动的可能，族裔却完全是先天的，是以更僵固的尺度来衡量人，简直有点种姓制的味道了。”^[46]

其次是违反了民主政治制度。美国的民主被认为是多元性的制度化，个人、群体和政府各部门都拥有各自的权利和权力；这种制度化的多元性受到正式的保护，使社会不受任何单一的种族、性别、宗教、文化群体或意识形态的控制。^[47]小施莱辛格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极端形式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政治正确”情绪不断蔓延发展，反对任何与其相异的观点，分明已经带上了意识形态色彩。在这种氛围下，即使是大学校园这个本应是自由的思想探询和表达最不受约束、公民权利最受尊重的地方也不再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哈佛的两位著名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和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被学生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仅仅是由于塞恩斯特罗姆在一门人口史课程中使用了“印第安人”而没有用“土著美洲人”，使用了“Oriental”这个被认为是“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词汇，而贝林在课程中推荐学生阅读奴隶主的日记而没有推荐奴隶的叙述。最终塞恩斯特罗姆由于“政治上不正确”而不得不放弃了这门课程。这种做法不禁令人回想起意识形态弥漫、人人自危的麦卡锡年代。^[48]

再次是抛弃了美国以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治和人权等为中心的、统一的民主政治理想，而代之以对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的强调。小施莱辛格认为，美国应该如戴安娜·拉维奇所言，“有一个多元文化的共同文化”，统一的政治理想与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共存，无论在族裔问题抑或是其他方面，美国人民都在共同的政治约束下自由地按照自己的选择生活。美国的民主原则要求在容忍差异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它通过争论、抗议、自我批判而实现，是一种不断进化的哲学，是将所有美国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也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学习的。令所有的美国公民接受民主的价值观在历史上已经花费了很长时间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需继续努力使其实现，而不是转而强调会导致群体间隔离和冲突的族裔文化。^[49]

当然，《美国的分裂》一书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作者对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对欧洲文明的重要性过于强调以至于带有辩护的意味等。^[50]但是在正常地讨论种族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学术和言论自由日益受到“政治上正确”的影响时，小施莱辛格能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上，敢于表明自己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态度，是令人钦佩的。《美国的分裂》既是小施莱辛格学术观点的阐发，也是他履行自己知识分子职责的又一次具体实践。他像以往一样，用自己的呼声帮助社会恢复到正当和理性的道路上，在时代的热烈和喧嚣中坚持一名知识分子的长远观点，在美国社会可能出现危机的时候用旁观者的冷静和长远眼光使社会以最佳的状态运行下去。如果了解这一点，再考虑到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充满了论战的性质，就不难理解小施莱辛格著作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和略显极端的观点。

【注释】

[1]参见Gary Gerstle，“The Protean Character of American Liberal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9，No.4（Oct.，1994），pp.1043-1073；王希：“何谓美国历史？——围绕《美国历史教学标准》引起的辩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和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陈华：“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教育和美国的文学教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陈华、王庆奖：“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评析”，《学海》2003年第1期；朱世达主编：《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202页。

[2]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8，pp.10-13.

[3]Ibid.，pp.13-15，53-54.

[4]Ibid.，pp.18-19.

[5]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8，pp.19-20，47-49.

[6]Ibid.，pp.20-21.

[7]Ibid.，p.21.

[8]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尤为突出。具体表现有：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高校少数种族的教师和学生比例都有较大上升；强调少数民族和妇女研究的学科和学术研究在高校兴起；80年代后期开始，以席卷美国各大学校园的课程改革为先导，又迅速波及中小学的课程改革。1994年围绕《全国（中小学）历史教学标准》的颁布，更是引起了美国社会对美国历史和历史教学的一场大辩论，具体见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一文。

[9]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p.22-23.

[10]Ibid.，p.59.

[11]Ibid.，pp.59-61.

[12]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p.65-71.

[13]Ibid.，p.80.

[14]Ibid.，pp.80-85.

[15]Fredric Smoler，“What Should We Teach Our Children About American History？”American Heritage，Feb/Mar92，Vol.43，Issue 1.（EBSCO）

[16]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p.86-90.

[17]Ibid.，p.74.

[18]Ibid.，pp.93-100.(www.xing528.com)

[19]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p.105-116.

[20]Ibid.，pp.18-19，42.

[21]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p.59-61，19-20，134-138.

[22]Terrence J.McDonald，“History Under the Sign of Assimilation，”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Vol.22，No.2（Jun.，1994），p.358.

[23]Michael Berube，“Disuniting America Again，”The Journal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Vol.26，No.1，Cultural Diversity（Spring，1993），pp.31-32.

[24]Jack David Eller，“Anti-Anti-Multiculturalism，”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99，No.2（Jun.，1997），pp.249-251.

[25]Robert A.Divine，“Review of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f a Multicultural Societ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8，No.2（Summer，1993），p.335.

[26]Hugh Brogan，“Review of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f a Multicultural Society，”International Affairs（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Vol.69，No.3（Jul.，1993），pp.624-625.

[27]Ellen Schrecker，“Review of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9，No.4（Mar.，1993），p.1565.

[28]Terrence J.McDonald，“History Under the Sign of Assimilation，”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Vol.22，No.2（Jun.，1994），pp.358-359。重点号为原作者所加。

[29]Lawrence W.Levine，The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Canons，Culture and History，Beacon Press，1996，pp.159，163-165。莱文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教授，曾于1993年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他在此文中列举了证明他上述观点的大批论著目录。其他学者也曾指出《美国的分裂》一书篇幅过小，过于注重时效性，缺乏有力的学术研究支撑的观点。参见Ellen Schrecker，“Review of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9，No.4（Mar.，1993），p.1565；Michael Berube，“Disuniting America Again，”The Journal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Vol.26，No.1，Cultural Diversity（Spring，1993），p.38。

[30]Michael Berube，“Disuniting America Again，”The Journal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Vol.26，No.1（Spring，1993），pp.36-37.

[31]Lawrence W.Levine，The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p.167.

[32]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

[33]Dennis J.Downey，“From Americanization to Multiculturalism：Political Symbols and Struggles for Cultural Divers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Race Relations，”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Vol.42，No.2（Summer，1999），pp.252-253.

[34]如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旗手的欧文·克里斯托尔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悲剧”一文中就曾指出，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治愈教育不足和相关的社会病状的战略，其成功希望是极其渺小的。黑人孩子的问题是家庭和环境的产物，是可怕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教育问题，它不是在学校中出现的，也无法在学校治愈。学校的课程改革绝不是教育的改革，而是教育的悲剧。克里斯托尔在文中阐发的这些观点与小施莱辛格的主张都如出一辙。参见Irving Kristol，“The Tragedy of‘Multiculturalism’，”in Irving Kristol，Neoconservatism，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The Free Press，1995，pp.50-53。

[35]Jack David Eller，“Anti-Anti-Multiculturalism，”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99，No.2（Jun.，1997），p.250.

[36]参见王希、陈华、王庆奖前揭文。

[37]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Vital Center：The Politics of Freedom，New Brunswick，1998，pp.190-191；Kevin Mattson，When American Was Great：The Fighting Faith of Postwar Liberalism，Routledge，2004，pp.168-169.

[38]Arthur M.Schlesinger，Jr.，“Nationalism and History，”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Vol.54，No.1（Jan.，1969），p.19.

[39]Fredric Smoler，“What Should We Teach Our Children About American History？”

[40]Jack David Eller，“Anti-Anti-Multiculturalism，”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99，No.2.（Jun.，1997），p.254.

[41]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99.

[42]Ibid.，pp.99-100，112-113.

[43]Ibid.，pp.23-24。重点号为原作者所加。

[44]Ibid.，p.142.

[45]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p.118-119.

[46]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4页。

[47]William Dean，“Religion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Philosophy，”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Vol.1，No.1（Winter，1991），p.55.

[48]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pp.113-116。还可参见Dinesh D.Souza，Illiberal Education：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New York：Vintage Books，1992。

[49]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p.144-146.

[50]小施莱辛格认为，正如吉本所言，历史不过是人类罪行、愚行和不幸的记录，无论是欧洲还是其他文化都有自己的罪恶，西方的罪恶并不比亚洲、中东或非洲的更坏。他还认为，西方传统与其他文明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区别：西方的罪行产生了自身的“解毒剂”。并且无论欧洲犯有什么特殊的罪行，它终究还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治、人权和文化自由这些组成我们最有价值的遗产、并为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所追求的自由观念的唯一源头。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者隐匿了这些事实。见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pp.126-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