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理论研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史学思想揭示

威廉斯及其追随者笔下的美国外交史，就是一部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史，无论对其观点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帝国主义”问题都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主题。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本身的历史已经相当复杂，到冷战时期更是带上了一层意识形态之争的色彩。^[33]小施莱辛格对门户开放学派的弱点虽已有较为全面的批判，但主要是在历史学研究方法论层面进行的。为了给自己的观点建立更为扎实的理论根基，他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与演变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由于帝国主义一词被赋予的诸多含义及其理论体系的复杂性，小施莱辛格首先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他认为尽管已有诸多论述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但它们都可以归入四种类型：自我辩解理论、经济解释、社会学解释和地缘政治解释。自我辩解理论的本质是欧洲的帝国主义者宣称西方负有文明开化的使命，认为白人有责任将西方的文化、技术和宗教带到蒙昧落后的地区。他们认为自己启蒙了落后者，发展了落后国家，保护了落后国家中的弱者，特别是妇女、儿童和奴隶，根除了落后的制度如一夫多妻和自焚殉夫等，废除了奴隶贸易，引入了学校、铁路、卫生设备和医院。这类理论后来往往被认为是利己且虚伪的，但小施莱辛格认为，自我辩解理论虽然掩饰了帝国主义者的丑恶目的，但它所说的“开化的使命”则不完全是一种虚构，推崇该理论的西方人前往世界各地，从早期的传教士、殖民地管理者到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队，他们在客观上起到了文明开化的作用，特别是将西方的独立、民族主义和民主的价值观带到了非西方社会。“当20世纪的殖民地用西方的道德推翻西方的统治时，西方殖民者的开化使命得到了讽刺性的证明。”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殖民主义的论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入这一类理论。^[34]

经济解释的第一个阐述者是美国金融记者查尔斯·A·科南特（Charles A.Conant）。他在发表于1898年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一文中认为，过度积累是工业国家经济困难和社会张力产生的主要原因。如果发达国家不希望经济秩序的结构被社会革命所动摇，那就要为过剩的积累寻找出路，但出路并非通过创造国内需求，而是在亚洲和非洲进行投资。霍布森也将帝国主义扩张的动机解释为寻找资本的出路，但同时谴责它是一种不必要的选择，主张解决过度积累的真正出路在于通过重新分配购买力而扩张国内需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小施莱辛格看来更多地来源于霍布森而不是马克思，因为列宁用霍布森的资料来说明帝国主义并非资本主义的自由选择，而是资本主义到达垄断阶段时的必然现象：由于垄断资本主义无法在国内投资剩余资本，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侵入不发达世界进行投资，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但是列宁的理论仅仅强调了资本的输出，却没能证明资本投资和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任何阶段或地理上的任何地区之间有一贯和必然的联系。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虽然作为政治宣传很有吸引力，但并不是一种严肃的理论。“二战”后兴起的依附理论也是一种经济解释，这种理论认为世界市场是不发达状态产生并持续的原因，表面上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实际上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违背。它迎合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和心理需要以及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贫穷有负罪心理者的需要，因此虽然流行一时，但甚至比列宁的理论更不堪一击。^[35]

由于经济解释在说明帝国主义的扩张动机上遇到了各种困境，其他类型的学说应运而生。约瑟夫·熊彼特是首先提出帝国主义的社会学解释的学者，他将讨论的中心从“帝国主义是什么”转向了“帝国主义者是谁”及其动机。熊彼特否认帝国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而是将帝国主义解释为一种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好战精神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延续，它像在古典帝国时期一样，为扩张而扩张，为战争而战争，为统治而统治。帝国主义者是一些由于继承了前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和勇气而在商业社会中难以立足者。帝国主义的工具则是好战精神在“战争机器”中的制度化，即职业军人等级。^[36]

第四种类型是对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学解释，它将帝国主义归因于均势的错位。地缘政治学派认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受到霍布斯所说的“对权力的永久和不息渴望”的驱使，这种对权力的渴望是一种决定性的动机，也是一种独立的动机，不是国内经济体制的功能，这就是为何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早已有之。地缘政治学派认为，国家的首要职责是自卫，如果它在追求国际地位时落后于其他国家，影响力就会下降。根据地缘政治学派的观点，帝国主义在19世纪末的复兴同资本主义到国外寻找市场或投资出路几乎没有关系，而更多反映了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在不发达世界的继续。一个国家攫取殖民地并不是因为它的经济价值，而是为了防止对手得到它，因此帝国主义主要是像威廉·兰格所说的“预防性帝国主义”，对政府的压力来自在获取土地中必然得益的军人和官僚阶级，而不是可能得益的工商阶层。这与列宁所主张的国家是应资本家的要求采取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理论恰恰相反。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阿诺德·伍尔弗斯（Arnold Wolfers），史学家威廉·兰格、A·J·P·泰勒（A.J.P.Taylor）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都是这种观点的代表。^[37]

如前所述，小施莱辛格在分析美利坚帝国的形成时主张，推进美国帝国主义扩张的主导性要素并不是经济，而是对国家安全的追求，美国的扩张本质上是“预防性帝国主义”的产物；美国历史上的帝国主义扩张动机主要来自政治家和职业军人阶级。他强调权力的不均衡是帝国主义产生的最初和最终根源，国家对权力和安全的追求是完全独立的动机，与意识形态和所有制体制无关。可见在帝国主义的四种经典理论中，小施莱辛格主要接受了熊彼特对帝国主义的社会学解释和地缘政治学派的影响，而反对以经济动机解释帝国主义的扩张。在经济解释的代表人物中，他尤其反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列宁的理论仅仅强调了资本的输出是帝国主义的动机，却没能证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他对列宁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

如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如何说明建立帝国的热潮爆发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初期这一事实？当时既没有出现国内的垄断，也没有出现资本过剩和过度积累的压力。如何解释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强国为何即使在晚些时候也没有出现垄断的经济结构？如果垄断资本需要殖民地来进行投资和作为市场，如何解释资本主义国家在列宁所说的时期扩张到投资和市场前景都有限的赤道非洲和波利尼西亚这一事实？如何解释富国在其他富裕国家的投资比殖民地要多，同其他富裕国家之间的贸易也较多？如果是资本的过剩驱使国家向帝国主义发展，如何解释资本缺少的国家如葡萄牙、俄国和美国在19世纪的扩张和日本、意大利在20世纪30年代的扩张？如果没有殖民帝国的资本主义注定要衰落，又如何解释资本主义在殖民地自治化时代的惊人复兴？^[38]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在批判前人错误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合理因素而形成的科学理论，而小施莱辛格对其提出的疑问亦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他之所以会得出与列宁相反的理论，究其原因在于他在“帝国主义”的定义这一根本概念上与列宁不同。小施莱辛格认为帝国主义“是强国遇到弱国、软边疆或权力真空时，运用优势力量为达到其目的而统治其他国家人民时发生的现象。动机、原则和过程依不同时代的文化和技术而变化”。^[39]很明显，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是一种对外扩张的倾向，一种侵略其他国家的政策，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会出现，只要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权力的不均衡，同资本主义则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指的则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状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两种概念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从表面上看，古代的奴隶制或封建制帝国的扩张，以及在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到海外掠夺殖民地都是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这种对外侵略、征服其他民族、掠夺资源和财富的主张和活动，自从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从未间断过，而小施莱辛格对帝国主义的这一定义似乎是对历史现象的客观反映，但实际上他看到的却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国家的侵略扩张行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这一本质区别。

事实上，“帝国主义”一词的出现虽然由来已久，但它被广泛作为论述和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对外扩张的概念则只是现代的事。小施莱辛格对这一区别十分清楚并进行了阐述，但在分析过程中却仍然将帝国的古典和现代含义混淆了起来。这也是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的通病，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将罗马和大不列颠，将古代的帝国和现代帝国主义混为一谈。其代表性人物就是熊彼特，他将帝国主义的历史追溯到更早，认为公元前11世纪到7世纪在近东建立庞大帝国的古代亚述人的扩张活动就是帝国主义的史例之一，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阶段。^[40]他的思想对小施莱辛格的影响是极大的。这些西方学者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性，却不肯承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从而达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目的，这也是他们理论的局限性所在。

小施莱辛格接受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经典理论不论是赞扬、解释还是谴责帝国主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关注“西方的、白人的、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视殖民地人民为消极被动的角色，他们在帝国主义的经典解释中是“看不见的人”。^[4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人民开始进入学者的视线，但帝国主义理论的“欧洲中心阶段”仍没有结束，依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市场如何注定穷国永远贫穷，“文化帝国主义”则解释西方文化如何注定殖民地在精神上永远被阉割。而事实上，政治和经济侵略不一定伴随有文化侵略。殖民地管理者和一些帝国主义的辩护者通常寻求保护当地的文化乃至传统宗教不被西方化，其中一些人是出于对当地文化固有价值的尊敬，另一些则是认为殖民地人民从遗传学角度看无法上升到西方文明标准的种族主义者。因此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往往是“有界限的、功利主义的”，只是认为西方国家比非西方国家强大，而不针对殖民地社会的思想和心灵。相比之下，文化帝国主义则坚持认为西方的价值观优于非西方价值观，因而对殖民地社会更具摧毁作用，这就是为何看似“最无害也最无私”的西方入侵者——传教士、医生、教育家和社会改革者——有时会激起最大的愤恨。^[42]

小施莱辛格认为，在这些入侵者中，传教士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传教是西方国家中出现最早、也是最强烈的扩张动机，而在所有形式的文化征服中，宗教征服是最令被征服者感到耻辱的，但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却普遍地忽略了传教士在扩张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霍布森强调国外市场和投资出路对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性，也不否认其他动机在帝国主义扩张中的作用，认为帝国主义动机中有清晰可辨的思想和感情线索，尤其是社会和人道动机，比如渴望推进文明和基督教，改善低等种族的经济和精神状况，废除奴隶制等，但他认为此类动机尽管是真实思想的表达，却建立在重大的谬误之上，因为它们假定宗教和其他文明社会的创造物是可以携带的商品，将其输送到落后国家是西方人的责任，以某种方式将其强加于落后的民族也是合法的。熊彼特等认为帝国主义者是西方社会中“被取代的人”，但并没有把传教士包括在内。地缘政治解释认为传教士有自己的政治要求，为政府在殖民地国家的行动提供了借口，但总体而言对传教士的作用是描述的而不是分析的。总之，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很少提到传教士，即使注意到其存在，也仅仅将其视为经济或政治机器的附属。于是，传教士便成了费正清所说的“美国历史上的隐身人”。^[43]

小施莱辛格认为，要认识传教士在帝国主义扩张中的地位和作用，史学家不仅必须重建其生活和活动的细节，而且要将其作用与整个西方国家扩张的过程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首先必须承认西方的传教士尽管与经济和政治入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传教动机仍然是一种独立的动机，“对拯救灵魂的渴望仍然区别于扩大权力、获得荣誉、赚取金钱或探险的渴望”，而且在扩张的过程中，即使用一种动机就足以解释许多参与者的行为，但每一个行为者“都有可能是在对多种动机作出反应”。^[44]因此他分别分析了宗教动机同经济、政治、文化动机的关系。

小施莱辛格认为，宗教和经济动机是两种不相关的独立动机，西方帝国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传教热情与世俗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传教士常常被认为是对商业冒险的最大障碍。而人们之所以通常认为传教事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便利经济扩张的手段，一方面是因为基督教教义本身就包含了使扩张合法化的内容，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传教士曾帮助进行商业交易，他们的资金也大多来自商人，并且有意无意地暗示异教国家的基督教化会产生巨大的商业利益。但如果详加研究就会发现，西方人的传教路线与贸易路线之间没有太多的对应关系，传教士对商业的促进作用只是偶然的行为，传教士本身仍然是独立于，甚至常常是反对白人商人和殖民者的力量。^[45]如果说宗教和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且独立的动机，那么宗教和政治动机在传教士身上则常常是合而为一的，传教士充满了爱国热情，将基督教和民主自由、爱国主义紧密结合的美国人则是其中的典型。美国传教士常常作为翻译和文书参与外交活动，为保证传教利益往往比商人更早要求政府直接进行保护性干涉，因此为本国政府提供了扩张的借口。中国政府的衰弱和它实行的排外政策使传教士更多地利用世俗力量克服传教过程中的障碍，正所谓“武力挖开泥土，宗教播下种子”。不过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多数传教士由于担心政治手段可能威胁传教的目的，普遍接受传教应该同政治手段分离的观点。^[46]但同时，传教士中也出现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社会环境的转变，个人宗教信仰的转变也将是不成功的，因而在拯救灵魂的同时也必须使当地社会发生变革，这种方法更为人性，也将带来更大的成功，于是传教士开始更多地干涉非西方社会中被他们认为是异端的制度。与此同时，属于传教士的财产，包括学校、诊所、医院、住所和礼拜堂、印刷所等日益颇具规模，使他们开始具有财产意识，也日益相信政治或军事干涉可以作为他们赖以拯救个人和社会的手段。美西战争的胜利使宗教界看到了土地掠夺中的新机会，也更为依赖政府。直至19世纪末，自由主义神学的发展开始承认非基督教宗教的价值和尊严，促使基督教减少同其他信仰的摩擦，传教士才开始放弃可以用武力推行信仰的传播及传教与国家有共同目标的立场。^[47]

通过分析传教士的宗教活动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小施莱辛格得出结论，传教士们有意识推进的是宗教而并非西方的政治或经济制度，因此也是本国的思想和价值观结构最具渗透力的推进者，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对在非西方社会占据核心地位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攻击。小施莱辛格认为，传教士好胜心理极强，他们对自己的宗教绝对信仰，为了确保它的传播甘愿冒任何危险，摧毁任何事物。他同意威廉·詹姆斯的观点，认为灵魂的拯救者有许多特殊的优点，但他们的宗教狂热是无节制的，他们的思想是狭隘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保护异教国家免受上帝的诅咒，为此他可能谴责其他白人的经济和政治侵略，但对自己的精神侵略却不加限制。他们挑战古老的习俗和权威，剥夺异教徒的精神遗产和认同，即便他们并非有意识地改变当地的文化，却仍然无意中导致了这一后果，西方价值观和科学技术的引入使静止的非西方社会迷失了方向。^[48]“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为了证明当地居民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传教士，最想要摧毁其文化认同。”^[49]因此，传教士以自己的方式成为西方对非西方社会进行攻击的代理人，他们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另一种“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50]

另外小施莱辛格指出，美国传教士在对非西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对本国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可能比它对非西方社会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文化侵略不仅威胁到被入侵国家对自己的看法，而且满足了入侵者的自以为是。美国人长期以来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传教士的信仰激起了征服的渴望，他们在全世界进行圣战的冲动使美国实现了自己的作用，促进了其世俗形式即帝国主义的形成。美国进入越南的因素之一便是源于这种冲动，美国认为自己受上帝的委托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中扮演法官、陪审团和执行人的角色也是源于这种冲动，“文化侵略最终反过来影响到侵略者”。^[51]正是因为传教士在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以及东西方文明相遇的过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小施莱辛格认为必须在帝国主义理论中为传教士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综观小施莱辛格对帝国主义扩张的研究，他虽然未能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否认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他仍然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特别是文化帝国主义在非西方国家传统社会制度和文化中的巨大破坏性。另外，他还强调在研究帝国主义的过程中要像新社会史那样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取代“自上而下”的视角，寻求从“自内而外”而不是“自外而内”的视角来描述西方对东方的影响^[52]，这在当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注释】

[1]Arthur M.Schlesinger，Jr.，“Origins of the Cold War，”Foreign Affairs，Vol.46（October，1967），pp.22-52。后收入其文集《美国历史的周期》（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6）中“冷战为何爆发？”（“Why the Cold War？”）一文第一部分。

[2]Arthur M.Schlesinger，Jr.，“Why the Cold War？”pp.167-169.

[3]Ibid.，pp.169-173，178-180，186.

[4]Arthur M.Schlesinger，Jr.，“Why the Cold War？”pp.187-190.

[5]Ibid.，pp.192-193.

[6]参见白建才：“苏联解体后美国学术界对冷战史的研究”，《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陶文钊：“关于冷战起源的新解释”，《世界历史》1998年第2期；戴超武：“‘新冷战史’与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7]Arthur M.Schlesinger，Jr.，“Why the Cold War？”pp.192，190，186.

[8]Arthur M.Schlesinger，Jr.，“Why the Cold War？”pp.167，175-178，181.

[9]Ibid.，pp.173，175，192.

[10]Hutmacher and Susman，eds.，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Waltham，Mass.：Ginn-Blaisdell，1970.该书汇集了劳埃德·C·加德纳、小施莱辛格与汉斯·摩根索论述冷战起源的三篇文章以及三位作者分别对其他两篇文章所作的评论及回应，三位作者分别新被认为是“新左派”“自由主义”和“中间派”的代表。

[11]参见Arthur M.Schlesinger，Jr.，“Why the Cold War？”pp.209-215.

[12]参见Melvyn P.Leffler：“冷战是如何开始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112页；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

[13]Arthur M.Schlesinger，Jr.，“Why the Cold War？”pp.202，194.

[14]Arthur M.Schlesinger，Jr.，“Why the Cold War？”pp.194-199.

[15]Ibid.，pp.199-201.

[16]Arthur M.Schlesinger，Jr.，“Why the Cold War？”pp.212-213，206.

[17]参见杨生茂：《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原载《历史教学》1982年第12期，后收入杨生茂：《探径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

[18]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 and Empire，”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p.151-152.

[19]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 and Empire，”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p.152-153.(www.xing528.com)

[20]Ibid.，pp.161-162.

[21]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 and Empire，”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p.129-130.

[22]Ibid.，pp.130-132.小施莱辛格特别指出，棉花生产是一个例外，但棉花市场主要在英国。

[23]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 and Empire，”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p.132-135.

[24]Ibid.，pp.134-136.

[25]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 and Empire，”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p.153，142-149.

[26]Ibid.，p.149.

[27]Ibid.，p.141.raisons d'état，法语，意为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理由。

[28]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 and Empire，”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55.

[29]Ibid.，pp.136-139.

[30]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 and Empire，”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41.

[31]Ibid.，pp.139-141.

[32]参见王玮：“美国史学对19、2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思考与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33]参见E.M.Winslow，“Marxian，Liberal，and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Imperialism，”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39，No.6.（Dec.，1931），pp.713-758；Daniel H.Kruger，“Hobson，Lenin，and Schumpeter on Imperial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16，No.2.（Apr.，1955），pp.252-259；Helge Jordheim and Iver B.Neumann，“Empire，Imperialism and Conceptual Histo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Vol.14，No.2.（2011），pp.153-185。

[34]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 and Empire，”pp.119-120.

[35]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 and Empire，”pp.120-125.

[36]Ibid.，p.126.

[37]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 and Empire，”pp.126-127.

[38]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 and Empire，”p.122.

[39]Ibid.，p.155.

[40]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1986，p.118；参见蔡中兴：《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蔡中兴：《当代帝国主义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8—40页。

[41]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 and Empire，”1986，p.155.

[42]Ibid.，pp.155-157.

[43]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Imperialism，”in John K.Fairban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337-342，366.

[44]Ibid.，p.342.

[45]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Imperialism，”in John K.Fairban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343-346.

[46]Ibid.，pp.346-352.

[47]Ibid.，pp.353-356，359.

[48]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Imperialism，”in John K.Fairban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360-363.

[49]Arthur M.Schlesinger，Jr.，“America and Empire，”p.156.

[50]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Imperialism，”p.372.

[51]Ibid.，pp.372-373.

[52]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Imperialism，”p.364.戴维·A·霍林格的“海外传教活动对20世纪美国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