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思想：冷战起源与修正派错误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小施莱辛格就在多篇评论文章中对“修正派”有关冷战起源的一些具体观点进行了驳斥。在“冷战的起源”中，小施莱辛格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指出了“修正派”在探讨冷战起源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根本性错误。在后来的一些文章中，他继续抨击“修正派”，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威廉·阿·威廉斯冷战研究的一些论点和方法。他指出，使美国卷入冷战的关键是地缘政治因素，美国的外交传统历来无法容忍整个欧洲被一个强国所掌控；但在修正派的著作中，冷战却成了长期以来美国的帝国主义冲动所产生的国际冲突中“最近的插曲”，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断地追求扩张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在“二战”后更欲将世界的其他地区都“综合”进美国的经济体制，由于苏联成为美国征服世界市场上的最大障碍，美国便迅速采取行动遏制苏联，其结果便只能是冷战。^[13]

由于冷战首先在东欧爆发，因此东欧便成为冷战史研究者特别关注的地区。威廉斯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二战”前就已经“渗透”到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就已经在东欧获得了明显的利益。当这些国家敢于拒绝美国的经济霸权时，美国商人便向华盛顿寻求帮助，华盛顿则通过外交照会以及直接和间接地施加经济压力来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根据门户开放政策的传统，试图将俄国人推回他们的传统边界，“重申”美国在东欧的影响，这自然被莫斯科视为对苏联安全的威胁，从而引发了冷战。小施莱辛格则指出，威廉斯的上述论断是没有根据的。他所谓“重要的”美国商业利益“即使用最温和的描述也只能称为幻想”，因为无论根据欧洲或苏联学者的研究，“二战”前美国在东欧的经济利益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正因为如此，美国资本家可以坐视纳粹占领这一地区而无动于衷。事实上美国非但没有试图将俄国人推回他们的传统边界，相反承认苏联在东欧占据支配地位是不可避免的，接受苏联对其西部边界应当有“友好政府”的要求。斯大林没有视门户开放政策为对东欧的威胁，美国施加经济压力则主要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如自由选举、人权等，而不是推进美国的贸易和投资。^[14]

小施莱辛格认为，“修正派”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其根本前提就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在美国外交史上是由于美国资本家坚持征服世界市场而导致了政府进行对外扩张的政策，这便是冷战的根源。而小施莱辛格指出，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并没有表明美国资本家在政府决策中有影响，甚至没有研究表明资本家十分关心外国市场。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二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并不依靠对外贸易的发展。美国商人没有坚持门户开放，反而拒绝杜鲁门的贸易自由化计划。事实是美国政府精心设计以赢得商业界对遏制政策的接受，讨好并说服了一些资本家。另外，美国政府内部关注的也是地缘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凯南著名的“长电报”在8000字中只有120个字谈到经济问题；被修正主义者称作“20世纪末美国帝国主义的经典表述”的NSC-68文件也丝毫没有谈到门户开放问题。此外“修正派”在逻辑上也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比如，“修正派”无法说明为何罗斯福和杜鲁门在对内政策中都坚持反对工商业界的兼并和扩张，在外交决策中却会遵从同一些人的指令。更无法自圆其说的是，“修正派”认为美国追求全球经济利益的政策必然导致对苏联的遏制。事实上，许多贸易扩张的积极支持者都反对遏制政策，他们认为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才是美国货物打开东欧市场的最有效手段。^[15]

小施莱辛格指出，“修正派”之所以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是由于他们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的谬误。从表面上看，“修正派”批评传统派的“美国中心论”，主张从苏联的角度观察“二战”后世界，实际上却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眼睛仍然“牢牢地盯着美国”，他们提出了反对传统派的论点，却没有深入挖掘苏联的史料，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修正派和他们所反对的传统派都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他们互相都是对方的“镜像”。更具讽刺意义的是，“修正派”否认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动机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却用它来解释苏联外交政策的动机。^[16]

以冷战及其起源的研究为契机，小施莱辛格进而对威廉斯及其弟子的外交史观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威廉斯主张美国外交史的一个主要命题就是美国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他批评有些美国史学家不承认美国是一个“帝国”，强调美国扩张外交政策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二是对美国外交政策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要素。他的学说影响了整整一代史学家。^[17]小施莱辛格则对威廉斯及其弟子，即他所说的“门户开放学派”提出的这两个基本特点都提出了异议。

首先，小施莱辛格反对威廉斯认为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观点。小施莱辛格虽然承认美国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扩张的国家，但他认为，美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威廉斯等人所说的支持扩张的举国一致，相反建立帝国的梦想在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都遇到了“一贯的漠不关心和反复的抵抗”，大部分是失败的。虽然确实有突发性的主战论爆发时期，如“缅因号”事件发生之后，但在美国，“帝国主义从来不是一场拥有广泛基础的大众运动”，即使在美国领土扩张的高峰时期，美国人也从未形成像英国或法国那样的殖民地观，未曾建立任何殖民地机构，没有训练过任何殖民地管理者，也没有主张海外扩张的上层阶级。^[18]“美国的帝国主义一直只是少数人的信念”，这些少数的帝国主义者“主要是一些以某种方式被挤出美国生活主流的人”，包括19世纪50年代在拉美煽动叛乱的冒险家、亡命徒、失望的寻金者、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退伍军人、厌倦了水手舱的纪律的海员。90年代的帝国主义者如西奥多·罗斯福、亨利·洛奇、布鲁克斯·亚当斯和马汉是另一种被挤出美国生活主流的人，他们的理论同主流文化的愿望相反，被熊彼特称为“新联邦主义者”，代表了过时的战争鼓吹者在美国社会中的隔代复兴，这些新联邦主义精英的帝国主义由于缺少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在美国是不能持续的。直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创造了一支巨大的军事力量，冷战又使其获得了永久性地位，才造就了新联邦主义者所缺乏的制度基础，美利坚帝国由此产生。^[19]但是这个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帝国如果同历史上的伟大帝国如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甚至是英帝国相比，就根本不能算是帝国。历史上的帝国都控制着它们的目标国家，而美国很少控制自己的目标国家，甚至无法控制最依赖它支持的政权，如以色列、萨尔瓦多、洪都拉斯、菲律宾等，也无法控制自己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虽然美国对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有影响，但与英帝国在19世纪对自己殖民地的控制，或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至于第三世界国家，虽然美国对它们的经济有很大影响，但很少对其政府有政治上的控制，联合国的投票结果就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小施莱辛格认为，20世纪的美国最多只能被称为一个“准帝国”或“非正式”的帝国。^[20]

小施莱辛格同样反对威廉斯所主张的经济要素对美国外交政策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他认为，威廉斯及其弟子将19世纪末由国务卿海约翰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解释为来自美国经济体制在结构上的需要，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在威廉斯看来，“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学天生是帝国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一直为一种“牢固的信念”乃至“宗教般的信仰”所主导，即美国国内的福利依赖持续增长的海外经济扩张，资本主义永远被迫去征服新的世界以逃避美国社会内部根本变化的威胁。小施莱辛格指出，这种论点表面上看是将列宁主义理论运用于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但是由于美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是一个资本引进国，因此门户开放学派便无法将美国帝国主义的产生归咎于到国外寻找投资出路的剩余资本，因此他们便转而用美国市场上产生的剩余产品寻找外国市场出路来解释帝国主义的产生。于是威廉斯在《美国外交的悲剧》中将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的帝国主义狂潮解释为企业主在萧条时期为产品寻找外国市场所致，后来在《现代美利坚帝国的根源》中又将扩张主义者的冲动追溯到19世纪初的农业生产过剩，并认为是农业的压力推动美国进入世界市场，并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重新定向。到19世纪90年代，新的萧条以及边疆的关闭不仅使农民，而且使城市中面临生产过剩危机以及经济、阶级矛盾的工商业者感到了危机，结果导致全国一致赞同扩张以获取海外市场。深植于经济结构中的扩张主义者的冲动促使20世纪的每一届美国政府都致力于帝国的扩张，抗拒美国经济入侵的国家便被定义为对美国自由的威胁，美西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越南战争都是因此而爆发。这样，门户开放学派便用“剩余产品征服世界市场”解释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所有问题。^[21]

但小施莱辛格指出，门户开放学派的论点与美国历史现实存在着重大的矛盾之处。他承认出口在刺激美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指出，所谓“天定命运”的伟大年代实际上出现在全国性的农业生产过剩之前，更早于工业生产过剩的出现。另外，当美国在内战后进入生产过剩阶段时，推进贸易和出口的热情反而已经下降，而没有像门户开放学派所认为的那样上升了。与此同时，美国派驻海外的领事数量减少，参与外贸的船只吨位下降；美国海军因为正在进行舰船更新而一度形同虚设，新增的蒸汽动力轮船均被分配到北大西洋舰队，而并非根据门户开放学派的逻辑被分配到太平洋或大西洋舰队。事实证明，同门户开放学派的观点相反，伴随着生产过剩时代的不是对商业征服手段的苦心经营，而是对它的明显忽视。^[22]

至于对国外市场的热情为何恰巧在美国进入生产过剩的年代时下降，小施莱辛格认为，其原因在于国内市场的扩张。到19世纪40年代，在出口中赚取的资本开始促使美国进入自给的经济增长阶段，而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减少了美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外贸在GNP中的比例到1850年下降到10%，到1860年下降到6%，与此同时，经过培育的国内市场则存在无限扩张的可能。事实上，美国经济增长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外国市场在美国人的商业意识中很少得到优先的考虑。一个鲜明的例证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美国钢铁业的巨头并没有转向国外市场，而是致力于推进国内市场合理化以保证全行业的利益。^[23]

另外小施莱辛格还指出，如果按照门户开放派的观点，寻求外国市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支配动机，那么企业主和农场主就必然会要求降低关税，但实际上美国的关税率自1861年的《莫里尔关税法》以后就一直在稳定地上升而不是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但1922年美国政府却将关税率提高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1930年，关税率再次提高。到1932年，出口已经下降到GNP的2.8%。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曾经提出降低关税，再次遭到工商业界反对。当国内市场在大萧条中崩溃时，凯恩斯提出实行赤字财政以恢复国内的需求。“二战”后，美国资本家仍然反对贸易自由化。在1920年后的半个世纪中，除了“二战”期间，只有1923和1947这两年出口超过GNP的6%，并且绝大部分是向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晚至1970年，出口和进口相加仅占GNP的8.5%。直到20世纪80年代，外贸才对现代美国经济呈现了真正的重要性，占到GNP的近20%。如果按照门户开放学派的论点，此时外国市场对美国经济应该是必不可少的，追求外国市场的帝国主义应该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事实却是，美国的对外政策确实采取了侵略的形式，但其目标却早已不再是夺取外国市场了。^[24](www.xing528.com)

因此小施莱辛格主张，支配美国外交政策，推进美国帝国扩张的主导性要素并不是经济，而是对国家安全的追求；美国历史上的帝国主义扩张动机主要来源于政治家、军人和政治评论家，而不是来自工商业界，新的职业军人阶级的出现尤其是一个促进因素；美国扩张的历史源泉有两个部分——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权力的不对称，以及白人针对欧洲对手保卫国家的决心。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通常为达到自己保证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目的而需要使用权力。贸易是权力体制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会积极地推进贸易，但他们仅仅将贸易视为权力的附属，是借以达到国家和公共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目的。美国的扩张本质上是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称为“预防性帝国主义”（preclusive imperialism）的产物：通过“路易斯安娜购买”（Louisiana Purchase）将法国从北美大陆上赶走，通过吞并加利福尼亚驱逐了西班牙，用门罗主义警告欧洲列强不要卷入西半球，得克萨斯和俄勒冈的吞并粉碎了英国在北美的阴谋，1846年美墨战争则消除了墨西哥对横贯大陆的扩张趋势的阻碍。小施莱辛格认为用追求外国市场来解释内战后的美国扩张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无论当时和后来，美国最重要的国外市场都在欧洲，而不是在政治家和军事家所觊觎的不发达地区。实际上，殖民地是强国之间政治斗争中的资源。而“预防性帝国主义”一直是美国政府海外扩张的动机，这鲜明地体现在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中，也体现在美国的远东政策中。^[25]

小施莱辛格认为，对国家安全的追求是独立变化的，不会随经济动机的改变而改变。“政治和战略动机，国家权力和国家安全，有其自身的生命和力量，独立于意识形态和所有制体制。”^[26]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现象，即使资本主义消灭之后帝国主义依然会存在。“美利坚帝国并非产生于要求扩张以维持生存的经济体制，而是产生于要求扩张以感到安全的政治状态；不是产生于对物质繁荣的追求，而是产生于对安全的追求；不是产生于寻求个人私利的商人和农民，而是产生于寻求国家权力的政治家和军人；不是产生于美国资本主义特有的世界观，而是产生于所有国家共有的raisons d'état。”^[27]最终，他指出：

不是资本主义的动力，而是权力的动力产生了帝国。帝国主义是强国遇到弱国、软边疆或权力真空时，运用优势力量为达到其目的而控制其他国家人民时发生的。动机、原则和过程依不同时代的文化和技术而变化。宗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动机，原则是另一个时代的动机，有时是政治，有时是经济。战争机器是帝国主义机制中最常见和不可缺少的，但权力的不均衡才是帝国主义产生的最初和最终根源。^[28]

小施莱辛格指出，门户开放学派的基本观点源于他们在方法论层面上存在的失误。他们在研究过程中过于教条主义，认为海外市场在解释美国外交政策时是万能的，对其他因素则视而不见。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们在史料使用当中存在着极大的问题。在他们的论著中，“任何寻找外国市场的人都会被定义为帝国主义者”。在论据不符合自己论点的情况下，他们会有意识地误用一些论据以支持自己的论点。比如威廉斯及其弟子在论著中列举了许多开国元勋对“帝国”一词的使用以证明美国人的扩张主义传统，但如果考查一下“帝国”一词在当时的使用就会发现，它在18世纪根本没有领土扩张的含义。又比如威廉斯在《现代美利坚帝国的根源》中说，格兰特总统在他1870年12月5日的国情咨文中第一次陈述了他认为圣多明哥因作为农业剩余产品市场的价值而应该被吞并，而事实上格兰特在提到圣多明哥应该被吞并时的唯一原因是“如果美国不行动，欧洲人就会行动”。在该书中，许多完全相反的政策同样被用来证明美国政府致力于征服国外市场。而在缺少论据时，他们则会将其解释为因为决策者“已经吸收了，并开始相信门户开放这一扩张理论的必要性和道德性。因此他们很少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手段进行解释或辩护”。^[29]小施莱辛格讽刺地写道，在门户开放学派的著作中：

如果政治家提到门户开放，证明了论点，如果他们没有提到门户开放，则证明他们“吸收”了这一论点。如果政治家为企业利益辩护，证明了论点；如果他们没有为企业利益辩护，证明他们非常狡猾，为长期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如果他们进入了一个有经济价值的地区，证明了论点，如果这个地区没有经济价值，比如越南，则证明需要保护对世界市场的整体控制。^[30]

类似的例子在门户开放学派的著作中还可以举出很多。

门户开放学派的另一个重要缺陷在于，他们的理论完全是“美国中心论”的。小施莱辛格指出，威廉斯等人认为世界上有许多问题都是由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引起的，潜藏在这种论点背后的是一种“美国万能的幻想”，认为其他国家都是消极和软弱的，它们的命运都要由华盛顿的决策来决定。门户开放学派对其他国家的经历丝毫不加关注，对其他国家的资料也不重视。威廉斯很少引用外国学者的著作或档案。在他的《现代美利坚帝国的根源》一书中的1700个脚注中，除学者们通常所引用的洛克、魁奈、亚当·斯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的著作之外，只有22个脚注引用了他国学者的著作、期刊或档案。在他的学生拉菲伯的《不可避免的革命：美国在中美洲》一书中的557个脚注中，只有7个引用了西班牙语著作。正因为如此，小施莱辛格认为，威廉斯及其弟子的学说是一种思想褊狭、资料贫乏、论证拙劣的观点，不是经得起检验的历史假设，而只能被视作“神学信条”。^[31]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以美西战争和门户开放政策为契机掀起了海外扩张的狂澜，成为美国外交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成为美国外交史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外交史学者对这一阶段美国海外扩张的研究兴趣经久不衰，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也不断推陈出新，但如何合理地解释美国人引以为荣的民主自由制度与其帝国主义扩张行为之间的悖论却始终成为外交史学者的“心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外交史学以“理想主义”流派为主流，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渊源来自“自由的赐福”，或认为美国外交的基础是开国之初所确立的民主、自决等原则，将19世纪末美国发动帝国主义扩张的现实归结为美国在不成熟时期中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对美国传统的“重大背离”。“二战”后兴起的“现实主义派”则认为，美国的外交行为无需用道德标准和国际公法来规范，而应以是否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来衡量，但同样无法解释美国海外扩张的历史逻辑性难题。20世纪60年代以威廉斯为中心形成的“修正派”史学家以风行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激进社会思潮为背景重新解释美国外交史，他们从研究国内社会经济入手探寻美国外交的历史渊源、主流和动力，认为美国自立国以来从未间断过扩张进程，并于19世纪末完成大陆扩张后迅即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而并非不可思议的“重大背离”。^[32]威廉·阿·威廉斯及其弟子反对传统史学只描述外交过程的治学风格和方法，也不赞同现实主义派只从国际均势和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利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作法；他们不讳言美国历史上的扩张主义，强调经济因素对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的主导作用，对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传统提出了挑战，也似乎找到了解开“背离”难题的钥匙。但不可否认的是，“修正派”在其学术研究中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一直为其他学者所诟病。小施莱辛格批评“修正派”片面强调经济因素，忽视其他因素在外交中的作用，对史料的掌握与使用不够精细、不够准确，在研究中视野褊狭、以美国为中心等，相当全面地指出了其致命弱点，在众多学者当中颇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