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起源：小施莱辛格史学思想与观点探讨

冷战是“二战”后国际社会的主旋律，也是美国公众和学者、政治家高度关注的主题。在冷战史研究当中，其起源问题是引起学者激烈争论的重要领域，为什么会有冷战，是谁挑起了冷战，各大国在冷战起源中分别起到了何种作用等，都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

小施莱辛格在1967年10月发表于《外交》杂志的“冷战的起源”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1]他认为，在冷战起源问题中，关键的时段是自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至1947年7月2日苏联退出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复兴计划会议的筹备会议这段时间。而在重新评价冷战起源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因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外交中的交流问题，即一方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语言或者行为传递给另一方的信号；学者不但应该重新评价美国是否正确理解了苏联的信号，也必须从苏联的视角重新考虑苏联是否误解了美国的信号。二是政治家支配形势的能力受到环境的制约，除了领导人的性格以及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目标之外，“二战”期间及战后的军事形势也是决定未来的重要因素。三是由于战事的紧张和不确定性，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未及过多考虑战后安排，更谈不上有战略上的一贯性或者他们有意利用某些不确定因素来保持自己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权，因此难以对“他们中的任何人在任何特定场合所说的任何话”做出解释。理解冷战的关键在于应当认识到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存在着两种互相冲突的观点：普世主义观点和势力范围观点。普世主义观点认为，所有国家在一切世界事务中都有共同的利益，国家安全要由国际组织来保证；势力范围观点则认为，每个强国在自己的特殊利益地区享有主导地位，这种主导权应当得到其他强国的承认，国家安全由各国之间的权力均势保证。这两种观点在实践中可能是相容的，但如果抽象地理解则包含着尖锐的冲突。^[2]

小施莱辛格认为，虽然美国在西半球也有划分势力范围的举动，但在国际事务中主导的传统思想仍然是普世主义，即威尔逊主义的，当时也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苏联则由于历史上多次遭受侵略，因此为了保护西部边界而将建立势力范围视为唯一的解决方案。小施莱辛格认为，美国拒绝以划分势力范围来稳定世界局势并不是威尔逊主义战胜主张均势的现实主义的结果，而是得到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共同赞成，这是因为势力范围的解决方式被认为有许多固有的弱点：一是它具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二是它可能影响一个更为广泛的普遍安全体系即联合国的建立和有效运作；三是它可能成为孤立主义者的避难所，他们会以美国不参与欧洲或亚洲事务作为支持美国参与西半球事务的条件；四是它被认为背叛了《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的原则，美国人也不能坐视一个被认为是彻底专制的国家成为“国际警察”；五是它由于未尽力拯救东欧不被极权主义国家控制而不会得到美国选民的支持；六是它允许苏联毫无争议地控制东欧，导致苏联有越过界限的危险。由于美国认为自己的利益是世界性的，并不限于北美洲、南美洲和太平洋，由于美苏两国都认为未来的国际稳定局势只能建立在自己所认可的一套世界秩序之上，也由于双方对战后世界秩序的理解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因此一方感到被迫采取的政策均被另一方认为是对根本和平原则的威胁，从而不得不进行防卫。“这样，俄国别无选择，只能巩固他们在东欧的安全。而美国人则认为东欧是通向西欧的第一步，以宣布他们在俄国人认为对自身安全十分重要的地区拥有利益作为反应。俄国人据此断定，西方在继续老一套的资本主义包围政策……”每一方在追求自己的根本原则时，都加深了另一方的恐惧，误以为对方在准备侵略。因此冷战并不是大国决策的产物，而是悖论的产物。^[3]

至于是什么使冷战没有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相反在短短两年之内迅速升级，小施莱辛格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赋予苏联领导人的世界观，所有的社会必然沿着它指定的路线，经过指定的阶段到达无阶级的大同世界，任何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存在都被认为是对苏联的威胁。只要美国是最主要的资本主义民主强国，苏联就必然会以美国为敌，不管美国采取何种政策。国家间的合作本是正常意义上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但列宁主义和极权主义产生的思想和行为结构使战后俄国和美国的合作在本质上成为不可能。斯大林的生性多疑为他赢得了绝对的权力，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美国的怀疑，也成为战后世界格局中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小施莱辛格认为，修正派的根本谬误就在于他们将苏联当作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又将斯大林当作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看待，忽视了冷战起源中的这两项重要因素，因此他们的分析是不完全的。^[4]

在究竟是谁应该对冷战的开始负责的问题上，小施莱辛格认为，虽然不可能将冷战视为美国进行侵略而苏联作出被动反应的事件，但是也难以将其视为完全是俄国侵略和美国被动反应的事件。在冷战中，冲突的双方都遭受了损失，但双方都有合理的道德力量，这就是冷战的悲剧性因素。而苏联对己方意识形态的坚持则使“可能的悲剧”变为“必然的悲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采取最理性的政策也无法避免冷战的发生。^[5]

冷战是战后世界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关于冷战的研究成果在全世界浩如烟海。仅在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就先后经历了“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分别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冷战结束后，学者们既面临着新的挑战，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接触和利用来自“冷战另一方”相关史料的便利条件，新的机遇使美国外交史学界认为有必要重新研究整个冷战史，被称为“新冷战史”的学术潮流开始涌现，在研究方法、研究范畴、研究视角以及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均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在新的史料不断出现，学者的方法和视角不断更新，研究日渐深入的过程中，旧的结论不断被新的结论所取代，而即便是同时代的学者依据同样的史料，仍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仅以冷战起源问题为例，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美国学者对冷战的起源大体有三种解释：“正统派”学者将苏联视为“邪恶强权国家”，认为共产主义的扩张与专制制度、斯大林的革命狂热和领土欲望结合在一起，使西方震惊，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修正派”则认为，冷战的爆发该由美国负责，美国决策者担心苏联与共产党国家会使它们的国家与世界经济体系相隔绝，冷战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而发生的。“后修正派”认为，冷战的起因主要在于美苏双方对于对方对外政策目标的误解，两国对冷战的发生都负有责任。在苏联解体后，前苏联的部分档案开放，为澄清许多重要历史问题提供了机会，但同样根据这些新解密的档案，学者们仍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关于冷战起源的传统观点是正确的，苏联决策者不知道自我约束，企图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进行扩张，对其他国家的安全需要不加考虑，因此应将冷战的主要责任归之于苏联及斯大林。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冷战既不是苏联的革命热情也不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战后的国际体系使苏联和美国决策者都感到对自己不利，感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的威胁，意识形态又加强了他们的受威胁感。在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动员国内公众对外交政策支持的过程中，国内政治派别的力量得到了催化，这些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势力限制了决策者的灵活性，使他们难以摆脱冷战的驱动力。这样，尽管冷战的参与者都不想要冷战，冷战最终还是爆发了。^[6](www.xing528.com)

在冷战史研究的发展进程中，每一位态度严谨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都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都是冷战学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和学术界研究视角乃至范式的转换，不同的观点经常处于新旧更替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评价一位学者在某些问题上的具体观点是否正确已经不是十分重要，更有意义的是看他在研究过程中所选取的视角是否更为全面、更具前瞻性。从表面看，小施莱辛格认为在冷战的爆发中苏联应负主要责任，这种观点似乎可以归之于正统派，但如果对其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则会发现，小施莱辛格的观点事实上与正统派是有区别的。正统派认为“二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是追求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企图通过世界革命使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统治整个世界，认为苏联是冷战的发动者，美国仅仅是对苏联的扩张做出必要的反应，以防止“极权主义”的蔓延，从而保障“自由世界”之安全。而小施莱辛格虽然同样认为苏联力图在东欧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且在列宁主义、极权主义和斯大林疯狂心理的影响下，即使美国采取最为理性的政策也无法阻止冷战的发生，但他更倾向于认为冷战的源起是由于美国与苏联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理解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互相冲突所致，既不是苏联对美国侵略的反应，也不能说是美国对苏联侵略的反应，而是这种原则上的冲突导致双方被迫采取的措施都被对方认为是对自身根本和平原则的威胁，从而不得不进行防卫而导致的；正因为如此，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悲剧”。^[7]这一观点又同“后修正派”有相似之处。

另外，无论是“正统派”“修正派”还是“后修正派”，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观点不同，对冷战的起源、性质和过程都有各自的描述和解释；随着有关档案材料的不断增多，他们对冷战的研究日渐深入；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三个学派对冷战的观察角度和评判标准也在不断变化，但实际上他们的思维方式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强烈的“美国中心论”色彩，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资料的搜集利用，还是论证的过程，都以美国为关注中心。而小施莱辛格在研究中所依据的资料虽然同样几乎完全来自美国及其他主要西方国家，但他的研究视角却不同于同时代的学者。他多次强调在冷战史研究中应该重视“另一方”的视角，不但要考虑美国自身的立场，还要考虑苏联的立场，考虑美国的立场对苏联领导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从苏联的角度观察形势就会理解，苏联由于历史上多次被敌人从西部边界侵入，因此“二战”后它的主要目标就是保证西部边界不受侵犯，从而确保自身的安全，斯大林追求的是他心目中对国家安全最低限度的要求。“换句话说，他的最初目标很可能不是征服世界而是俄国的安全。”^[8]

小施莱辛格指出，在冷战爆发的过程中，美国的一些做法也使它无法完全摆脱干系。比如英美在1943年7月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后将苏联排斥在受降国之外，没有坚持自己公开提出的普世主义原则，从而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而这一事件后来也成为斯大林在东欧排斥英美占领时所援引的先例。在冷战开始后，美苏双方都产生了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对彼此的成见和自私的绝对主义，他们的很多表现是相似的；处于压力之下的美国抛弃了实用主义和多元主义的传统，自命为上帝指定前往拯救无知和罪恶的人类的使者，成为同苏联一样的追求以自己的标准重塑世界的国家，因此美国对冷战的升级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9]

这种观察问题的理性和全面的视角使小施莱辛格在冷战史学的各学派中显得特立独行，也引起了外交史学者的关注。他于1967年发表于《外交》杂志的“冷战的起源”一文后来作为冷战史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被收入《冷战的起源》一书。^[10]他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论点以及对“修正派”的批判当时虽然遭到“修正派”的激烈反驳，但后来在相继解密的多国文件中得到了证明。^[11]他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的一些观点，如强调领导人个人的作用，重视特定制度下领导者的行为逻辑，理解偶发事件对于领导者决策取向的影响，苏东阵营自始就存在着分歧与冲突而并非铁板一块等在世纪之交由“新冷战史”的领军人物再度提出。^[12]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方才涉足外交史研究的小施莱辛格，其研究成果能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充分体现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