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阿瑟·施莱辛格：知识分子在权力交叉点为社会服务

1961年，小施莱辛格受邀担任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这类与权力接触的知识分子历来会引发各类评论，更何况小施莱辛格正身处美国的最高权力殿堂中。虽然有机会离开学术的象牙塔而在政治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一直是他的渴望，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同时又成为在政府中工作的史学家，他十分清楚自己必须为这一新地位的合法性提供证明。为此小施莱辛格连续撰写过数篇文章，讨论“作为参与者的史学家”这一问题，指出自己的新角色使他能够接近政治权力并且具有观察它的独特视角。斯蒂芬·德普认为，这是小施莱辛格在试图维护并强化他作为职业史学家的客观性或可信度，这种立场反映了小施莱辛格的两个思想前提。一是认为知识分子能够成为官僚体制中的有效行为者，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多篇杂文和《一千天》一书中都表露了这一观点。此时小施莱辛格的角色模型已经不再是告诫知识分子要保持独立并声言“我们一定不能期望社会由教授们来左右”的李普曼，而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伯纳德·德沃托，“他们将批评社会的能力同致力于通过政治渠道改善社会的行动结合起来”。小施莱辛格相信知识分子可以在思想和权力的交叉点上为社会服务，比如他在《一千天》中曾经表示，即便“仅仅是为了政治界和知识界之间的联系，知识分子也有充分的理由倾向于参与治理”，称肯尼迪“渴望使权力世界和思想世界结成联盟”，并警告同行们，如果他们“决定将政府交给非知识分子，那么只能为得到的结果责怪自己”。^[89]二是小施莱辛格认为史学家可以提供视角独特、意义非凡的当代事件记录。作为在政府内部工作的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打破了传统观念，即认为史家只能是发生在遥远过去的事件的冷静旁观者。为了给自己处于决策“内部”的新地位辩护，小施莱辛格指出，早在历史学职业化之前，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就源于他们的亲身经历。他认为，涉足历史记录的客体对史学家来说是有益的，“参与公共事务，闻到战斗的烟尘和血汗无疑会刺激和扩展历史的想象”；他承认从内部解释事件可能会带来偏见，从而影响到历史分析和判断的客观性，“卷入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它在许多情况下就是把自己抵押给政党、政策或个人。参与事件织起了一张义务之网，可能将事件的记录者禁锢在看不见的束缚中”，但仍然认为这样做所能得到的补偿超过了它可能带来的危险，因而决定通过对合法的历史研究进行重新定义来保持自己的学术地位。^[90]

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小施莱辛格不久之后也离开了白宫。担任总统特别助理的经历使他从局内人的角度看到了美国政府决策的过程，也认识到知识分子面对庞大官僚机构时的无奈，因此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位于决策圈内时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时的小施莱辛格已经不认为学者对政治的义务是吸引人的或值得向往的。不必说在政府中工作的知识分子的意见通常不会直接被决策者采纳，就如他所亲身经历的那样；即使政府官员确实接受并利用了史学家，他们的影响力也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清晰可见。另外，小施莱辛格也不像其他政治积极分子那样，认为如果政治家能够听从为他们准备好答案的史学家，世界将变得更美好。他认为：“历史决没有揭示未来的秘密，而是赠给我们另一件礼物：它令我们，或应当令我们理解，认为未来会如此轻易地屈服于我们，这种想法不仅几乎没有可能实现，而且包含着思想危害和道德自大。”^[91]小施莱辛格主张：“如果时间距离远，历史还能勉强回答问题，时间距离近它就无法有信心、有把握地回答问题。”可是决策者很少对长远观点感兴趣，而他们对历史提出的问题经常是历史最不适合回答的。“历史远远没有提供获得透视力的捷径，而是教给我们，未来充满了惊奇，远非我们所谓的必然性能够预见。”^[92]

迈入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似乎正是小施莱辛格此言的生动注脚。表面稳定繁荣的50年代却孕育着危机的种子，很快使美国进入了20世纪最动荡不安的10年，它不仅陷入了难以脱身的对外战争，也越来越难以应对一波又一波的国内危机，种族之间的分歧、富裕与贫穷的分裂、衰败和骚乱的城市、文化上的内战、环境的报复，以及接踵而至、令人窒息的暴力事件，除了奴隶制与内战之外从未经历过痛苦挣扎的美国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历史的免疫力，正在经历一场自我信心的危机。在小施莱辛格看来，这种信心的危机其一部分根源需要从思想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演变中去探求。^[93]在1969年出版的文集《信心的危机》中，他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同时亦是对当时“左”派知识分子谴责学者卷入政府使其自身失去独立性并帮助维持权力秩序、威胁自由的回应。在尚未有学者比较全面地研究这个主题的当时，这堪称是一部微型的美国知识分子史。

他首先对不少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普遍观念，即知识分子应当游离于体制之外并负有攻击和批判社会的责任提出了质疑。现在他开始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考察这个问题。如果从世界文明史的进程来看，当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无疑应当从“思想者”与“权力世界”的关系来思考，古代东西方文明中都出现过“身处权力世界中的思想者”，因此这显然并非一种新的历史现象。思想与权力问题的现代形式则出现于18世纪，因为在这个世纪，由于世俗化、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思想者和文人（他们是现代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尤其是与民族主义的结盟使知识分子从社会边缘来到了权力的中心，为自己披上了某种合法性的外衣。随着工业主义的扩散使社会秩序更为复杂和专业化，思想者除了哲学功能外也获得了技术功能。^[94]这里小施莱辛格提出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以普遍理念为自己思考领域的人。与许多学者不同的是，小施莱辛格认为应当把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区别开来，在他看来，前者思考的是抽象的普遍理念，而后者拥有的则是某种具体的知觉；同时也要区别提供思想的人和提供智力服务的人，“前者以思想为生，后者利用某种思想达到实用的目的；前者以思想为乐，后者仅以其作为工具”。因而在19世纪因生活水平提高和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新专业人士——律师、教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记者、经理、知识官僚和各类技术人员，都是“提供智力服务的人”，其中只有一部分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也并非所有真正的知识分子都只存在于这些“准智力职业”中，而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甚至在政治家、银行家、码头工人和家庭妇女中间，“知识分子的标志是对重大理念的不带功利的热忱，而不是出于职业需要运用无关紧要的思想”。^[95]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从古希腊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思想的承载者，他们也早已进入权力世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家导师，柏拉图的哲人国王都是这种理念的表达，“在古老的亚洲文明中，思想家经常自然地成为权力世界的一部分”，“婆罗门构成了印度最高级种姓之一；中国用竞争性的考试招募它的文人，委任他们作为行政官员管理国家”。^[96]

小施莱辛格指出，美国的建国便与知识分子的作用密不可分，她是一个奠基于理念之上，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那些组织独立斗争，创造新共和国的人是政治家—知识分子，有能力同时进行最实际的政治调遣和最深奥的思想分析”。^[97]当时的西方知识分子，从杜尔阁、伏尔泰和斯特鲁恩西到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斐逊，都认为同权力的合作是“事物的自然秩序”；“政治家毫不犹豫地求助于思想，而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并无任何特别之处，这不过是其社会和时代对思想家的期望。那个时代的设想是思想和责任并行不悖——思想的世界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渗入权力的世界”。^[98]但是到了19世纪，思想的世界与权力的世界却开始分离，美国知识分子不再参与公共事务，约翰·昆西·亚当斯成为19世纪任职于白宫的“最后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小施莱辛格反对传统史学将两者的分离和随之而来的“民主信条的堕落”归因于1828年亚当斯的失败和杰克逊民主的兴起，认为这主要源于超验主义的影响，受其熏陶的知识分子主动选择退出了公共事务，并且开始认为自己应当永远站在国家的对立面；反智主义与思想本身所固有的倾覆性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在进步主义时期，知识分子才开始回归权力世界，而美国在此后面对的历次社会危机和国内外的重大挑战无不需要思想和知识分子的帮助，20世纪美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迁已经使知识分子拥有了影响公共政策的新力量。^[99]

但奇怪的是，美国政府与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召唤此时却遭遇了思想界的拒绝。小施莱辛格认为，知识分子对权力将如何利用思想怀有戒心，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权力其实并不需要“作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即那些批判和思考普遍理念者，而只是需要技术专家为其提供智力服务，“这种情形让一些当代知识分子自发且坚决地不信任权力，并且认为负起政治职责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清白，丧失了其知识分子的权利。思想与国家之间的疏离僵化成了教条。美国如此，欧洲亦如此”。^[100]小施莱辛格认为，朱利安·本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对这种观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人们已经认识到自己对权力的贪恋，权力的邪恶与促生妥协与腐败的本质，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今天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日益得到重视，这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如果说旧日的贫穷威胁了学者的安全，那么新时代的丰裕则威胁到他的自由。现在他常常面对的问题是，应当做自己想做的事，还是他的基金会或政府想让他做的事。”^[101]结果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应当远离权力，并且认为自己的这种立场会令整个社会都受益。针对知识分子中长期流行的这一观念，小施莱辛格认为首先应当明确人们反对的究竟是什么。没有人会荒谬到认为所有知识分子都应当投身公共事务，真正的问题也并非“是否任何知识分子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而不背叛他的职业”，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反对参与政府并不是因为反对“参与”而是反对“政治”，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果知识分子确实参与了公共事务，他们会被允许扮演决不妥协地反对以外的任何角色吗？如果他们接受政治方面的职责，就必须受到思想放逐的谴责吗？”^[102]他认为当代“左”派的知识分子观受马尔库塞和乔姆斯基的影响极大。马尔库塞认为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之间有明确的界线，知识分子的职责便是支持前者，反对后者。乔姆斯基则把美国知识分子分为两大群体：“显贵”（Mandarins）和“反抗者”（Resistance）。“显贵”指那些利用工业社会需要的知识和技术在同国家的合作中获取个人权力者，他们是精英、改革者、实用主义的，反对民众运动和大众参与决策，轻视原则、道德问题和人权，不忠于真理和正义，而是忠于权力和对权力的有效使用；他们出现在所有发达社会中，其中最糟糕的一些就在美国；“反抗者”则民主、人道、坚持原则、反对组织化社会、维护地方共同体，致力于真理、公正和探寻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在乔姆斯基眼中，前者是“坏的”知识分子，而后者是“好的”知识分子。然而小施莱辛格指出，马尔库塞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思想自由，而乔姆斯基则把政治分析简化为道德判断，并且两者都被权力的本质所困扰。权力本身其实是中立的，它可以用于坏的目的，同样也可以用于好的目的，如果因此便绝对否定思想与权力的联系，恐怕与知识分子偶然与权力相勾连比较起来是对知识分子职责的更大背叛。更何况权力并不是政治中唯一会腐败的东西，政治信念、宗教信仰或者意识形态与对权力的贪恋相比，都可能是更大的威胁。^[103]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小施莱辛格的回答是“没有唯一的答案”。他认为，知识分子共同体力量来源的一部分就在于其多样性，有人会参与权力世界，有人则批评或谴责，有人会留在自己的领地精心耕耘，还有一些人会尝试所有这些角色，“如果理性要教化权力，知识分子中不同的观点和行动是必不可少的”。^[104]在小施莱辛格看来，认为知识分子必须疏离于社会的观念与认为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无条件支持国家的立场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只允许知识分子发挥一种作用，这束缚了思想自由，限制了对思想多样性和自发性的信仰，“它们是错误的，还因为这种所谓的作用或者否认了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即探求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或者预先设定了结论而妨碍了这种探求”。^[105]他指出，一些新左派学者的观点其实有违其初衷，他们反对知识分子介入权力世界恰好契合了反智主义者的宣传，放弃了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他认为这些左派学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对于思想与权力关系的认识过于简单化，认为只要思想与权力相结合，权力就必然占据优势，而妥协就意味着腐败；但现实政治中权力的行使往往是需要妥协的，尤其在民主社会中。事实上人们完全有可能在政治实践中妥协而不放弃原有的思想和价值观。他指出：

那种认为权力会无情地败坏思想的观点反映了对事实、思想和理性力量之信心的重大缺失。长远来看，思想会开始颠覆权力，这是趋势。虽然国家尽量利用知识分子作为技术人员，并让他待在幕后，但无法永远忽视作为普遍理念载体的他。思想的习惯是具有传染性的；当它开始潜入政府时，就会影响政府，正如政府会影响它一样。……他们影响政府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学习公共关系的艺术，不是把自己变成政治评论家或广告商；不是组织压力集团或向华盛顿进军，而是努力思考根本的问题，提供根本的答案。思想家在思考时才是最强大的。^[106]

小施莱辛格承认，参与权力世界的知识分子永远只会是少数人，他也承认知识分子和任何人一样都有人性的弱点，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对权力的屈服，也不希望这仅仅成为学者与政治家之间的互相利用，而是希望以当代的方式恢复早期共和国时期的那种思想与权力之间的合作关系，正是它使早期共和国在美国的历史上熠熠生辉。在他看来，只要思想者忠于自己的使命，就无须担忧在权力世界中生存和行动的能力。而那些远离权力世界，希望通过自己的监督和谴责来保护自由、维持正义的知识分子则应当把热情与理性结合在一起。“最终，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将更多取决于他们思想的价值而不是他们讨论自己并不掌握的问题时的热情。……没有热情的理性是贫瘠的，没有理性的热情是歇斯底里，在有效的公共行为中两者必须结合起来。”^[107]

回顾小施莱辛格的经历可以看到，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这个问题上，他所尊敬的几位知识分子，班克罗夫特、尼布尔、李普曼和德沃托都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和实践。小施莱辛格羡慕班克罗夫特出色地扮演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双重角色，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他自己的时代，小施莱辛格则羡慕那些有机会贡献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对国家的未来负有责任的新政派。由于没有机会亲身参与这一伟大的事件，小施莱辛格拿起了知识分子的武器，用自己的笔为罗斯福“新政”提供历史合法性的证明，记录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不断进行重塑的历程，努力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的代言人，坚决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20世纪60年代初步入权力的殿堂后，他最初的理想似乎获得了实现，终于能够像班克罗夫特那样既创造历史，同时又撰写历史，但是在核心决策层的亲身经历使他对政治有了更为现实和清醒的认识。他开始像李普曼一样重新定义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并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多元化的答案：知识分子生命的重要性在于知识分子角色和兴趣的无穷多样性，他们无疑可以远离权力世界，冷眼旁观或慷慨进言，但也绝不应当放弃对政治的参与，而在象牙塔内高谈阔论，拱手将国家事务的管理交给律师、银行家、商人和将军。他本人由于历史的机遇，参与塑造并且记录了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最终选择了学术生活，并以多种方式履行了知识分子的职责。^[108]也恰恰是权力世界中的这一段人生旅程使他进一步认识了政治、社会与历史的复杂性：权力固然危险，但它绝不是政治中唯一可能腐败的东西，而腐败当然也不是国家政治所独有的，“学界的政治完全与国家的政治一样虚伪、自私、不诚实且腐败”。^[109]因此远离权力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是对知识分子责任的一种背离。政治运作和国家治理千头万绪，危急时刻更需要当事人有超乎寻常的智慧和勇气，混乱和错误往往难以避免，妥协和寻求补救常常成为摆脱困境的良策；人或许是易受诱惑、愚蠢、容易堕落的，但同样会被理性与思想的强大力量所引导；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思维和“为批判而批判”的政治态度只能把政治变成非理性的狂热对抗，减少解决现实问题的机会，“把我们的社会交给那些最得心应手、最无情的弄权者”。^[110]只有像李普曼、尼布尔和德沃托那样，以学者的敏锐头脑和洞察力去透视时代的思想潮流，启发民众理性思考，知识分子的话语才能真正成为时代的呼声。

2009年秋，美国著名左翼刊物《异议》邀请一些著名知识分子举行了“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美国”座谈会。其编者认为，面对已经极大改变的经济和文化前景，美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在理解和解决当代美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远远称不上明确”。E·J·小迪奥尼（E.J.Dionne，Jr.）开篇便引用了托德·吉特林15年前的一个精辟比喻：“左”派正在“向英语系进军”，“右”派却占领了白宫。他指出，人们常常指责“左”派的思想和文化研究过度政治化，而右派却更精于制造能够影响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思想；“左”派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是对民主政治不负责任的表现，他们需要加入“历史行为者”的行列。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在反思知识分子影响力缺位时则深感，“左”派缺少能够捕获公众注意力的语言，无法接近媒体，也几乎没有能力塑造公众舆论。^[111]耐人寻味的是，被认为是美国知名“左”派知识分子的乔姆斯基在“9·11”事件之后发表的一些言论并不受美国公众的欢迎，甚至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无法认同；而似乎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政府时毫不留情的乔姆斯基同时却颇为精通资本主义的“生意经”，并且他卷入资本主义机制并非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只是迫不得已，甚至连半推半就都不是，而是在其中如鱼得水”。^[112]

知识分子究竟应当扮演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他们与权力世界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是否只能站在既存制度的对立面？半个世纪已经过去，让美国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每当美国社会面临重大的变迁，这样的问题便尤为引人关注。在面临困惑的时候，重温前人的争论或许不无裨益。

【注释】

[1]Marcus Cunliffe，“Arthur M.Schlesinger，Jr.，”in Marcus Cunliffe and Robin Winks，eds.，Pastmasters：Some Essays on American Historian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9，p.349.

[2]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nocent Beginnings，1917-1950，Boston，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0，p.123.

[3]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nocent Beginnings，1917-1950，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0，p.126.

[4]Ibid.，p.129.

[5]Ibid.，p.124.

[6]Ibid.，p.125.

[7]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nocent Beginnings，pp.126，131.

[8]William E.Leuchtenburg，“What Makes Arthur Tick？”American Prospect，Jan.29，2001。小施莱辛格在ADA的活动参见Steven M.Gillon，Politics and Vision：The ADA and American Liberalism，1947-198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9]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86页。

[10]George P.Hunt，“Schlesinger and John F.Kennedy，”Life，July 16，1965，转引自Stephen P.Depoe，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4，p.70。

[11]Alfred B.Rollins，Jr.，“Review of A Thousand Days：John F.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53，No.3（Dec.，1966），pp.643-645.持相似观点的还有William E.Leuchtenburg，“Review of A Thousand Days：John F.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2，No.1（Oct.，1966），pp.339-340。

[12]William E.Leuchtenburg，“Review of A Thousand Days：John F.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2，No.1（Oct.，1966），pp.339-340；John Major，“Review of A Thousand Days：John F.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4，”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2，No.3（Jul.，1966），pp.552-554.

[13]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前言。

[14]Stephen P.Depoe，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pp.78，86.

[15]Ronald Steele，“The Cool Way out，”Book Week，March 5，1967，p.19；Irving Howe，“A New Turn at Arthur'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23，1967，pp.13-14，转引自Stephen P.Depoe，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p.87.

[16]莱昂内尔·特里林：《目前美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知性乃道德职责》，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279页。

[17]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

[18]莱昂内尔·特里林：《目前美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第281页。

[19]Diana Trilling，“A Communist and His Ideals，”Partisan Review，July 1951，pp.437-438，转引自Alexander Bloom，Prodigal Sons：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03。

[20]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Highbrow in American Politic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220.

[21]Arthur M.Schlesinger，Jr.，“Time and the Intellectual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230.

[22]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Highbrow in American Politics，”p.227.

[23]Ibid.，p.229.

[24]Arthur M.Schlesinger，Jr.，“Time and the Intellectual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p.230-232.

[25]“Parnassus：Coast to Coast”，Time，June 11，1956，p.65，转引自Alexander Bloom，Prodigal Sons，p.207.

[26]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394.

[27]Arthur M.Schlesinger，Jr.，“Time and the Intellectuals，”pp.232-233.

[28]Ibid.，p.234.

[29]Arthur M.Schlesinger，Jr.，“Time and the Intellectuals，”P.236.

[30]Ibid.，pp.233-234.

[31]Arthur Schlesinger，“Bernard DeVoto：American Patriot，”New Republic，November 28，1955；“Reinhold Niebuhr：His Religious，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in Charles Kegley and Robert Bretall，eds.，Reinhold Niebuhrs Role 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Life，Macmillan Company，1956；“Walter Lippmann：The Intellectual vs.Politics，”in Marquis Childs and James Reston，eds.，Walter Lippmann and His Times，Harcourt，Brace＆World，Inc.，1959.

[32]Arthur Schlesinger，Jr.，“Review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Historians，”History and Theory，Vol.7，No.2（1968），p.219.

[33]Ibid.，p.220.

[34]Ibid.，p.221.

[35]Arthur Schlesinger，Jr.，“Review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Historians，”History and Theory，Vol.7，No.2（1968），pp.221-222.

[36]Ibid.，pp.222-223.

[37]Arthur Schlesinger，Jr.，“Review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Historians，”History and Theory，Vol.7，No.2（1968），pp.223-224.

[38]Arthur Schlesinger，Jr.，“Review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Historians，”History and Theory，Vol.7，No.2（1968），p.224.

[39]Charles W.Kegley and Robert W.Bretall eds.，Reinhold Niebuhr：His Religious，Social，and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56，p.ⅹⅰ.

[40]Arthur M.Schlesinger，Jr.，“Reinhold Niebuhr's Role 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Life，”in Charles W.Kegley and Robert W.Bretall，eds.，Reinhold Niebuhr：His Religious，Social，and Political Thought，pp.127-132.

[41]Ibid.，p.132.

[42]Ibid.，pp.132-133.

[43]Arthur M.Schlesinger，Jr.，“Reinhold Niebuhr's Role 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Life，”in Charles W.Kegley and Robert W.Bretall，eds.，Reinhold Niebuhr：His Religious，Social，and Political Thought，p.133.

[44]Ibid.，p.134.

[45]Arthur M.Schlesinger，Jr.，“Reinhold Niebuhr's Role 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Life，”in Charles W.Kegley and Robert W.Bretall，eds.，Reinhold Niebuhr：His Religious，Social，and Political Thought，pp.134-136.

[46]Ibid.，pp.136-137.

[47]Arthur M.Schlesinger，Jr.，“Reinhold Niebuhr's Role 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Life，”in Charles W.Kegley and Robert W.Bretall，eds.，Reinhold Niebuhr：His Religious，Social，and Political Thought，pp.137-139.

[48]Ibid.，pp.139-140.

[49]Arthur M.Schlesinger，Jr.，“Reinhold Niebuhr's Role 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Life，”in Charles W.Kegley and Robert W.Bretall，eds.，Reinhold Niebuhr：His Religious，Social，and Political Thought，pp.140-143.

[50]Ibid.，pp.142-143.(www.xing528.com)

[51]Arthur M.Schlesinger，Jr.，“Reinhold Niebuhr's Role 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Life，”in Charles W.Kegley and Robert W.Bretall，eds.，Reinhold Niebuhr：His Religious，Social，and Political Thought，pp.143-144.

[52]Ibid.，pp.145-146.

[53]Arthur M.Schlesinger，Jr.，“Reinhold Niebuhr's Role 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Life，”in Charles W.Kegley and Robert W.Bretall，eds.，Reinhold Niebuhr：His Religious，Social，and Political Thought，pp.146-147.

[54]Ibid.，pp.147-148.

[55]Ibid.，pp.148-149.

[56]Arthur M.Schlesinger，Jr.，“Reinhold Niebuhr's Role 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Life，”in Charles W.Kegley and Robert W.Bretall，eds.，Reinhold Niebuhr：His Religious，Social，and Political Thought，pp.146-147.p.150.

[57]Ibid.，pp.149-150.

[58]Arthur M.Schlesinger，Jr.，“Walter Lippmann：The Intellectual vs.Politic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p.126-127，129.

[59]Arthur M.Schlesinger，Jr.，“Walter Lippmann：The Intellectual vs.Politic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p.129-131。斯卡奈塔第是美国纽约州东部城市、工业中心。

[60]Arthur M.Schlesinger，Jr.，“Walter Lippmann：The Intellectual vs.Politic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p.133-136.

[61]Ibid.，pp.136-137.

[62]Arthur M.Schlesinger，Jr.，“Walter Lippmann：The Intellectual vs.Politic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p.137-139.

[63]Ibid.，pp.144，147.

[64]Arthur M.Schlesinger，Jr.，“Walter Lippmann：The Intellectual vs.Politic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128.

[65]Ibid.，pp.128，130-131；李普曼所赞赏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典型的费边主义，参见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

[66]Arthur M.Schlesinger，Jr.，“Walter Lippmann：The Intellectual vs.Politics，”pp.135-142.

[67]Ibid.，pp.144-147.

[68]Arthur M.Schlesinger，Jr.，“Walter Lippmann：The Intellectual vs.Politics，”pp.148-149.

[69]Ibid.，pp.149-150.

[70]Arthur M.Schlesinger，Jr.，“Walter Lippmann：The Intellectual vs.Politics，”pp.150-152.

[71]Ibid.，p.128.

[72]Arthur M.Schlesinger，Jr.，“Walter Lippmann：The Intellectual vs.Politics，”p.152.

[73]Ibid.，p.154.

[74]Arthur M.Schlesinger，Jr.，“Bernard DeVoto and Public Affair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p.155-156.

[75]Ibid.，p.159.

[76]Ibid.，pp.159-160.

[77]Ibid.，p.158.

[78]Arthur M.Schlesinger，Jr.，“Bernard DeVoto and Public Affair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160.

[79]Ibid.，p.162.

[80]Ibid.，p.161.

[81]Arthur M.Schlesinger，Jr.，“Bernard DeVoto and Public Affair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p.162-163.

[82]Ibid.，pp.164-165.

[83]Arthur M.Schlesinger，Jr.，“Bernard DeVoto and Public Affair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p.165-167.

[84]Ibid.，pp.167-169，171.

[85]Ibid.，pp.171-174.

[86]Arthur M.Schlesinger，Jr.，“Bernard DeVoto and Public Affair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p.175-177.

[87]Arthur M.Schlesinger，Jr.，“Bernard DeVoto and Public Affair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3，pp.178-181.

[88]Ibid.，pp.181-182.

[89]Stephen P.Depoe，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pp.62-63.

[90]Stephen P.Depoe，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pp.63-64.

[91]Arthur Schlesinger，Jr.，“On the Inscrutability of History，”Encounter 27（November 1966），p.17.

[92]Ibid.，p.15.

[93]Arthur Schlesinger，Jr.，The Crisis of Confidence：Ideas，Power and Violence in America，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9，pp.ⅸ，53.

[94]Ibid.，pp.53-57.

[95]Arthur Schlesinger，Jr.，The Crisis of Confidence：Ideas，Power and Violence in America，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9，pp.57-58.

[96]Ibid.，pp.53-54.

[97]Ibid.，pp.59-60.

[98]Ibid.，pp.60-61.小施莱辛格所指的斯特鲁恩西可能是丹麦政治家约翰·弗里德里希·斯特鲁恩西（Johann Friedrich Struensee，1737-1772）。

[99]Arthur Schlesinger，Jr.，The Crisis of Confidence：Ideas，Power and Violence in America，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9，pp.66-68，72-82.

[100]Ibid.，p.83.

[101]Ibid.，pp.83-84.

[102]Ibid.，pp.84-85.

[103]Arthur Schlesinger，Jr.，The Crisis of Confidence：Ideas，Power and Violence in America，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9，pp.85-93.

[104]Ibid.，pp.93-94.

[105]Arthur Schlesinger，Jr.，The Crisis of Confidence：Ideas，Power and Violence in America，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9，p.94.

[106]Ibid.，pp.95-96.

[107]Arthur Schlesinger，Jr.，The Crisis of Confidence：Ideas，Power and Violence in America，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9，pp.97-98.

[108]小施莱辛格在多家史学专业组织和其他文化机构中担任过职务，他还曾先后为多家杂志担任电影评论员，1964年曾应邀担任戛纳电影节评委。

[109]“An Exchange of Views：Arthur Schlesinger Jr.and Ronald Radosh：The Historian and Power，”Nation（August 20，1977），p.148.

[110]Arthur Schlesinger，Jr.，The Crisis of Confidence，pp.97-98.

[111]E.J.Dionne，Jr.，et al.，“Intellectuals and Their America，”Dissent，Winter 2010，pp.25-30.

[112]秋风：“乔姆斯基的生意经”，《中国海关》2006年第12期。参见Peter Collier and David Horowitz，eds.，The Anti-Chomsky Reader，San Francisco：Encounter Book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