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德沃托：激进主义与相对主义

伯纳德·德沃托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史学家、批评家、小说家、自然资源保护论者，是施莱辛格全家的好友，也曾是小施莱辛格在哈佛的老师。小施莱辛格从德沃托身上获益良多，当然这种影响远远不仅来自德沃托在哈佛讲授的写作课程，也来自他对西部的热爱和他热情又独立的人格。

德沃托于1897年出生于犹他州奥格登（Ogden）的一个摩门教—天主教家庭，小施莱辛格认为这对理解他的生涯至关重要，地域使他成为一个西部人和一个平民主义者，家庭则使他成为一个相对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成长经历留下的印迹使他的一生都在行动主义与怀疑主义这两极之间摇摆。他早年就表现出一种不墨守成规者对自由的热爱、平民主义者对不公正的愤怒和社会活动家的热情，同时他也有相对主义者对一切教条和天启的厌恶以及实用主义者对所有理论家和预言家的不信任，“这两股相背离的思想力量在他内心斗争，直至生命中最后几年他才将其融合为有效的整体”。^[74]

德沃托在犹他大学时便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1927年来到哈佛时他内心仍然是一个西部激进主义者，小施莱辛格指出，正是这种风格在他任编辑期间使原本老成持重的《哈佛研究生杂志》一度变得生气勃勃。不过这也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他的激进主义逐渐开始服从于相对主义，这一变化明显表现在他对萨柯-万泽蒂案的态度上。^[75]1927年8月，两名意大利移民、反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柯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在存在一系列司法缺陷的情况下被以谋杀罪判处死刑。对这一“司法谋杀”和“失败的公正”，德沃托表示自己并不惊讶，他“无法想到，也想象不出曾经防止或者能够防止它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小施莱辛格认为，德沃托最好的小说《我们欣然接受》（We Accept with Pleasure，1934）便流露出这种夹杂着愤怒与默许的情绪，不过却是短暂的，最终起作用的仍是历史的无情力量。对此他同意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的评论，即德沃托1932年后发表的文章已经“充满了对计划社会和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的嘲弄，并常常认定试图改革任何东西是完全无用的”。1936年德沃托在第一部文集的前言中表示，自己曾经完全支持改革，但“像所有改革者一样，我过度简化了问题。今天我了解得更多……我知道多数计划的改革是不受欢迎的，实际上它们都不可能完成，而且必然产生比它们意图治愈的病症更坏的情况”，是对他当时立场的最好证明。^[76]不过小施莱辛格认为，这时德沃托的思想中仍然带有鲜明的平民主义色彩，从他1934年在《哈泼斯周刊》发表“劫掠之地”（“The Plundered Province”），激烈抨击东部对西部丰富资源和财富的掠夺及东部对西部的控制便可见一斑。^[77]

为何在多年后美国自由主义重新掌握政治权力之时，德沃托的思想却明显向政治右翼摆动？小施莱辛格认为，实际上这两种变化非但不矛盾，相反密切相关。德沃托天性不愿墨守成规，总是反对社会中流行的东西，喜欢纠正人们习以为常的错误观念，这种倾向使他必然会在新政全盛时期聚焦于自由主义的无节制之处，而且提出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理论，把改革理念同先验的意识形态而非实用主义和社会实验联系在一起。^[78]小施莱辛格指出，这一时期德沃托作为《星期六文学评论》的编辑，经常批判当时文学界的一些人固执地倾向于归纳而非事实，建立起“抽象的表达结构作为反对经验的堡垒”；他也反对文学史家根据某种先验的观念来勾勒历史，追求一致性、秩序和简化。小施莱辛格引用了德沃托当时的一篇评论：这表明在德沃托看来，社会改革的理念与这种思维与有着某种相通之处，都是先验的、不切实际的思想的产物。小施莱辛格认为，德沃托的这一思想转变与他在哈佛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一度受哈佛大学著名生物化学家亨德森（L.J.Henderson）的影响而接触了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帕累托的思想，这加强了他的怀疑主义，促使他放弃了激进主义，并一度夸大了对改革的不满。^[79]

用某种不存在的东西作为标杆来衡量确实存在的东西——测量的结果命令我以指定的方式做出判断和行动，命令一位小说家或诗人用指定的方式写书或别的什么，命令社会根据逻辑推理来重建自身……理想主义，无论是道德、哲学或文学的，都可以定义为通往心理病态、贝希特斯加登和圣巴托罗缪之夜的捷径。绝对就意味着专制主义。^[80]

在小施莱辛格看来，上述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德沃托对新政的看法。他最初对新政表示谨慎的赞同，因为当时主要的新政举措并未与他的既有观念相冲突，他对边疆的了解早已使他放弃了对个人主义的幻想，而且新政没有导致社会混乱，令他不由感叹“这在一位史学家看来简直难以置信”。他称赞新政的经济、农业、劳工、环保和救济政策，尤其对联邦作家计划赞赏有加。这些都促使他在1932年和1936年两次投票支持罗斯福，但也日益激烈地反对新政被一些自以为是的理论家所掌控。^[81]1937年当罗斯福继企图扩大最高法院后又想重组行政部门时，德沃托在《哈泼斯周刊》上发表“逃离新政”（“Desertion from the New Deal”）一文，表达了激烈的反对意见，指责罗斯福是美国革命的托洛茨基。小施莱辛格认为，该文其实并不代表德沃托对新政的最终看法，因为他后来并未将它收入自己的文集，但无疑表露了他一段时间内的思想倾向。埃德蒙·威尔逊因此把德沃托归入右翼，小施莱辛格则认为，这种立场只有在面对自由主义时才显得保守，而与保守主义相较则明显偏左，这正如德沃托本人对威尔逊的回应：“我是一个多元主义者、相对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我们必须避免确定性、统一性、幻想和不正当手段。”因此德沃托虽然怀疑罗斯福的政治手段，但仍然在1940年大选时投票支持罗斯福和新政，因为他认可民主党所发挥的历史功能，认为它在历史上“周期性地被美国民主的力量所利用，使革命的目标得以和平地在我们的政治制度框架之内完成”，这才是德沃托对新政的最终立场。^[82](www.xing528.com)

小施莱辛格认为，1940年大选前后政治平衡的变化同样也是改变德沃托20世纪30年代中期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的重要因素。新政退居守势，保守主义则开始复兴，这使得一贯反对流行观念的德沃托开始重新定向自己的思想。另一个因素则是对西部的兴趣重新在其思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自“劫掠之地”以后，德沃托虽未再发表关于西部的文章，但他却始终关注着西部。30年代的德沃托在专注文学的同时也一直在酝酿他的西部三部曲，他想要借此书表达自己对西部资源保护问题的关注，由此对自由主义改革者的形象也有了新的理解。他曾经认为改革者都是执着于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者，这些“自由主义者”远远不是他认为的“尝试把逻辑和经验知识运用于社会问题的人”，现在却开始认为改革者是温和、明智且实用主义的，正如他在30年代末重新“发现”的现代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奠基人约翰·韦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他认为鲍威尔具有“社会理想”，却不是空想家，他的理想并非来自抽象逻辑和完美思想，而是基于严谨得出并付诸实践的学识，这样的理想才可能成为改革的真正基础。在鲍威尔身上，德沃托看到了自由主义的积极改革精神能帮助建设一个“与自然条件相一致的拥有充分安全和尊严的社会，纠正愚行，恢复社会健康”。^[83]如果说回归西部把德沃托从30年代的无所作为中解脱出来，那么促使他恢复激进理想主义更重要的因素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他从未怀疑过美国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或其世界责任，坚决反对孤立主义思想，但是现在他内心的两种力量不再互相冲突，鲍威尔帮助调和了他的理想主义与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他也在罗斯福身上看到了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平衡，并在1944年第四次投票支持罗斯福。^[84]

“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在物质上变得丰裕的同时，政治与思想氛围变得日趋保守，小施莱辛格指出，这使一贯反潮流的德沃托变得越来越激进，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立场。他在政治上反对杜鲁门政府的保守政策，甚至在1946年中期选举中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他讽刺保守主义者对社会福利政策的贬损，也先于许多人开始批评“丰裕社会”所造成的有意浪费。他在30年代曾经认为保护企业家追求利润的动机不受“华盛顿的计划狂热”影响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动机至少是真实的而不是空想，但当他发现企业主掠夺财富的欲望不再受到自由主义政府的限制时，便开始予以谴责。^[85]小施莱辛格认为，由于反对“丰裕社会”对物质和利益的强调，德沃托极力主张自由个体的必要性，并且这对他而言是“一切”个体，“黑人问题”因此并不仅与南方人有关，“也是我们的事务，是全国性的问题”。但他对个体性最精彩的辩护当属公民自由领域。德沃托在战前就经常谴责言论审查制度和以爱国为名牟取私利的行为，在他看来，政治爱国主义的功能就是掩盖拙劣的理由。他谴责众议院成立非美活动委员会，反对战后美国政府侵犯个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行为。1945年当得克萨斯大学校长霍默·雷尼（Homer Rainey）因一系列事件，尤其是反对校董事会禁止教师在教学中使用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而遭解雇时，他迅速撰文进行批评，并预言“同样的攻击会在许多大学一再发生”。《权利法案》遭侵犯几乎成为他40年代末的主要论题，他抨击可能威胁公民自由的一切敌人，无论是绝对主义、权威主义、独裁或暴政。在麦卡锡主义肆虐美国之前德沃托便已开始保卫公民隐私权的斗争，发表了著名的专栏文章“通知FBI”（“Due Notice to the FBI”），告诫美国公民不要因为所谓的“爱国主义”而变成秘密警察的线人。约翰·埃德加·胡佛不得不回应说他不会“用否认或解释来抬高德沃托先生的欺骗性陈述、不准确的言辞、曲解和不真实的报告”。麦卡锡主义爆发后他继续以自己的笔作为武器，讽刺和鞭挞这种现象，称之为“我们时代的病态，我们时代的疯狂，每个人的疯狂”，因而被麦卡锡及其追随者指责为“亲共分子”，当然他们从未认识到称一个在此前20年就曾批评过共产党的人为“亲共分子”是多么讽刺。^[86]

在小施莱辛格看来，德沃托战后激进理想主义中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保护国家资源的斗争。1940年以后，西部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中心，他完成并出版了西部三部曲并编纂了《刘易斯和克拉克日记》The Journals of Lewis and Clark，1953），这一时期他唯一的一部小说也命名为《山的时代》（Mountain Time，1953）。这时的德沃托对西部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46年他连续在《哈泼斯周刊》发表文章，提出了西部在自身被掠夺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问题，指出东部剥夺西部资源和财富的体制得到西部许多富人的合作，西部自身的弱点令它低估并背叛了自己，这种立场是它一直受东部剥削的重要根源，“因此根本的问题在内部”，即便东部没有破坏西部的资源，西部自己也会这样做，这种对西部公共资源的蓄意掠夺完全来自西部自身并且是公开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将完全摧毁西部。这种认识促使德沃托开始了从西部自身出发拯救西部的运动，成为近半个世纪中第一位在全国都赢得了追随者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保护自然资源的斗争使德沃托开始投身政治实践，与众多的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合作，并对阿德莱·斯蒂文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87]

小施莱辛格认为，在战后保卫公民自由、保护自然资源的斗争和与斯蒂文森的合作中，德沃托的激进理想主义逐渐走向成熟。他没有变成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所厌恶的先验自由主义者；他一直保持着怀疑主义，不过是用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他认识到了民主的限制，这或许是他能够与斯蒂文森建立亲密关系的根本原因。小施莱辛格认为，德沃托发表于1935年的一次关于他最喜爱的作家马克·吐温的演讲最好地表达了他对民主的理解：“在我们的时代，民主希望的新耶路撒冷已经死亡。……它开始逐渐认识到，无论人或者社会，其自身都并不包含完美的种子。”民主不可能高于它的创造者，即人本身，德沃托认为马克·吐温是最先理解这一点的人之一。对于马克·吐温是悲观主义者的看法，德沃托评论道，“悲观主义只是意志薄弱者对智慧的称呼”，与其说马克·吐温为悲观主义者，不如说他清楚地认识到人并非天使，“人心反复无常，有如黑暗的森林；不如说他最终的态度不是否定而是调和——他坚信民主并不是必然的路径，而不过是人类在同自己进行的无休止较量中必须遵守的法则”。德沃托认为，这便是民主的含义，而他无疑同样认为，这场较量对于人类文明而言是必须进行的。^[88]

在解读和剖析尼布尔、李普曼与德沃托思想生涯的过程中，他们的困境、思索和转变使小施莱辛格对知识分子在民主社会中作用开始有了新的理解，不过这一阶段对他影响更大的显然还是班克罗夫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