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著名的记者和专栏作家,由于在学生时期就表现出杰出的领导才能和社会活动能力,其同学和友人曾多次预言他未来必定会走上从政之路,成为州长或国务卿。但事实上,李普曼除了曾经短暂地为美国政府服务之外,后来终其一生都一直坚决拒绝参政。李普曼为何在多次接触权力边缘之后却没有进一步卷入政治,反而决心远离政治活动?小施莱辛格认为,这同李普曼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这一问题的看法密切相关。他在详细解读了李普曼的生活经历和他的相关著作后发现,李普曼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每一次观点的变化都源于他的个人经历,并随之体现在其相关著作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普曼的一生都在探求如何定义知识分子在自由社会政治体制中的地位,这是一个漫长且令他深感困扰的过程。
小施莱辛格认为,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这个问题,李普曼的总体看法十分明确,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职责便是“清晰地表达引导社会的信仰,使社会有条不紊、集中目标,使其成员能够有预期、有条理地实现自己的人生”。这种观点背后的哲学基础来自乔治·桑塔亚那,认为宇宙中存在某种根本的秩序和理性,根据这种秩序和理性,万物都会归于适当的位置。在假定宇宙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根本的秩序和理性之后,知识分子便面临着如何去说服世界认识到这种秩序和理性的任务,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即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应该“超脱”还是应该“履行义务”对社会最为有益?知识分子应该作为自由的个体,坚持严格的思想独立,还是应该参与并帮助掌控历史的伟大实践运动?[58]这是一个长期困扰着知识分子的问题,无疑也是困扰着李普曼和小施莱辛格的问题。
小施莱辛格认为,李普曼最初对政治的兴趣曾经十分浓厚,因此在完成哈佛学业并有机会担任桑塔亚那的助教之后不久便离开了校园。但他的第一份为斯卡奈塔第(Schenectady)市政府服务的工作很快便令他对政治深感失望,他发现政治的无用令人无法忍受,官僚机构的运转迟钝使问题堆积如山,细枝末节的问题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打断了思考,误解和歪曲使想象力枯竭。这段短暂的从政经历使李普曼认识到,政治显然不仅仅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将普遍原则运用到具体环境中那样简单,不久他便离开斯卡奈塔第并写下《政治序论》(A Preface to Politics,1913)一书。小施莱辛格认为,李普曼在此书中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作用重新进行了定义。李普曼看到,政治中的根本冲突是墨守成规与创造性之间的冲突,因而政治家的真正才能不在于维持秩序、保卫特权、管理现有的机构,而是预期社会需要、创造新的形式、为新的发展做好准备,但这一使命的行使受到两重障碍的困扰:一是知识分子能否掌握社会的复杂性;二是公众对社会问题存在偏见。对此李普曼的回答是,在现实世界中,行动不能总是等待思想,人们必须根据不成熟的学识、错觉或错误去行动,相信经验会把错误变成智慧;克服公众偏见的方法则是掌握资料的知识分子与掌握公众的政治家之间进行合作,知识分子不再直接介入政治,而是让政治家作为专家与选民之间的中间人。在写于1914年的《放任与驾驭》(Drift and Mastery)中,李普曼进一步阐明了他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的看法。他认为,人们对社会的控制不能依靠感情用事的信仰,而要靠科学,知识分子在社会控制自身演化的过程中就是科学的代言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要超脱于所有的目标和努力而成为单纯的思想者,“如果研究者仅仅是中立的,就是一个空谈家……真正的科学家受到理想的激励,而不会为其所害”,必不可少的并不仅仅是思想,而是“热情的思想”。[59]
不久,赫伯特·克罗利邀请李普曼加盟作为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主义喉舌的《新共和》杂志,李普曼由此得到了检验他关于知识分子和政治关系的新观念的机会。罗斯福最初对李普曼的评价很高,但他们的关系不久就由于政见分歧而恶化。小施莱辛格认为,正是这次经历使李普曼认识到,正如戏剧评论家无法享有同女主角的友谊,时事评论家也无法享有同政治家的友谊,此后他便放弃了知识分子能够成为政治家亲密的个人顾问的想法,并且再也没有同任何一个公众人物建立起如此密切的个人关系。不过由于《新共和》对威尔逊政策的支持,李普曼同威尔逊建立了较为友好的关系,当时他仍然认为知识分子可以作为专家同政治家进行合作,来对社会进行掌控。因此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李普曼离开《新共和》,开始了他在政府中“时间最长、也最重大的冒险”。他先是接替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任陆军部长牛顿·贝克的特别助理,后来又参加了凡尔赛和会的筹备工作,与弗兰克·考伯共同起草了《十四点》。小施莱辛格认为,凡尔赛和会的最终失败虽然没有使李普曼放弃关于知识分子是不可或缺的专家的观点,但它对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方式和舆论氛围提出了新的问题,这就使李普曼必须超越自己在《放任与驾驭》中的观点,再次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做出适当的定义。在出版于1920年的《自由与新闻》(Liberty and the News)中,李普曼对公众无法获得充足的信息表示了忧虑。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不仅共同的思想方法是必要的,有效事实的共同领域也是重要的,如果人民不了解事实,科学的普遍方法就无法发挥作用,人们便必然陷入困惑和屈从,“缺少用来发现谎言的信息,共同体就没有自由”,这就是凡尔赛和会失败的重要原因。自由其实便意味着能够获得完整的信息来源,因此为了确保获得没有受到过歪曲的事实,李普曼提议建立技术研究组织以帮助构建“日益独立于舆论的信息体系”。在这里,李普曼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已经从拥有“热情的思想”变成严守“中立的事实”。[60]
小施莱辛格指出,李普曼在《自由与新闻》中仍然坚持认为,如果获得了中立的事实,民众作为整体便能够理性地采取行动,但他很快就发现无法满足于这一假设,因为更好的新闻报道并不一定能解决民众的困惑和冷漠,由此对自己坚持区分“新闻”和“事实”也产生了怀疑。为了解决这些困惑,李普曼转向大众心理问题,出版于1922年的《舆论学》(Public Opinion)便是他思考的成果。在这本书中李普曼论证说,大多数人面对的政治世界是“摸不着、看不见、想不到”的,真实的环境被“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所取代,它由忽视、歪曲、传统、情绪、成见和被操纵的舆论构成,于是公众舆论便成为事实真相的“经过整理的道德化版本”。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使事实易于理解的手段,特别是为负责决策的少数人提供这种手段,因为他们是“局内人”,有权力和责任做出社会决策,而“局外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关注政治或对其做出判断的素养。知识分子的作用主要就是为这些局内人服务。[61]李普曼呼吁专家不要受权力的诱惑,而以“无私的平静”激励自我,致力于创造和组织一种知识机制,他们必须将自己局限于为决策者提供资料的范围之内,本身则必须严格置身于政策之外,因为“专家的力量取决于把自己同决策者分离,取决于他的‘专家自我’并不关心做出什么决策”。小施莱辛格指出,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李普曼心中一度是为所有人提供普遍模式,现在却变成仅仅为统治精英提供“中立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舆论学》代表了李普曼倡导知识分子脱离决策和社会价值观的又一步。并且当他思考“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分时,他发现大众的作用日益模糊和难以理解。李普曼对绝对性的怀疑使他开始怀疑民主背后是否存在最终的理性,并开始怀疑自己的一元论哲学和他长期以来追寻的普遍模式的存在。于是在《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1925)中,他对社会的希望转向程序方面,认为应该保持社会中的规则、契约和惯例体制,在此范围内通过政治家的智慧和专家的知识对紧迫的问题进行渐进的变革,但仍然对作为道德力量源泉的人的意志和公正的理想保留着期望。[62]
新政开始后,李普曼看到知识在公共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亦深得罗斯福器重,使他对社会理性的信心开始恢复。但到1935年年末,或许由于新政并没有达到他所主张的必不可少的客观公正,李普曼开始丧失对罗斯福政策的信心,且日益警惕其集中化倾向和相伴而来的自大以及带有惩罚性意图的倾向;他开始感到,认为一群人能够规划整个社会的未来、指导整个文明的事务,这不过是人类能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最大幻觉。他重申过去提出的绝对公正的要求,严厉地谴责“卷入决策和政府管理”的大学教授们。他认为:“只有自由获取的知识才是无偏私的。因此当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变成了决策者,变成了掌权的政府成员,变成了政治家和领导人,他们是忠于某一立场的,他们所说的便不能视为公正,他们所传授的也不能被相信是科学的。将知识的追求和政治权力的行使混合起来是不可能的,那些已经尝试这样做的人被证明是糟糕透顶的政治家,或者他们不再是学者。”[63]
李普曼的前半生是一个不断探求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进行更恰切定义的过程,他对这个问题的每一次阐述都是不断探索理性、科学与权力如何塑造社会进程的结果。对小施莱辛格而言,李普曼的思考和论述有些回答了他长久以来的疑问,有些则促使他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反思,对李普曼的研究成为小施莱辛格本人对知识分子作用的一次再认识过程。如果说在普通人看来,李普曼极富政治天分却终生不从政是最令人困惑的选择,最初让小施莱辛格疑惑的则是李普曼这样一个明显拥有极高思想天赋和前途的人同样也没有认真考虑过从事学术研究。最终他理解了李普曼的选择:“作为一个对周围思想力量错综复杂的状态极为敏感的思想家,他选择了帮助共同体产生公共理性的角色,而不是离群索居独自寻求真理。”[64]在这个过程中,李普曼曾经为知识分子设想过许多种角色,它们常常是表达某种一致理想的公正声音,但这种一致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过程,这是作为思想史家的小施莱辛格十分关注的。(www.xing528.com)
在哈佛时,李普曼曾经热衷于社会主义,虽然并不十分坚定,却足以使他对政治跃跃欲试。在当时的李普曼看来,通过理性的规划,人类社会的未来是清晰可见的;根据社会主义纲领和道路,知识分子可以集中目标,聚集社会的能量,充分发挥其作用。不过对政治现实的失望很快改变了他的想法。在撰写《政治序论》和《放任与驾驭》的时期,李普曼仍然认为只要知识分子能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需求,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可控的,文明的本质便是“用有意的意识取代无意识的挣扎”,而知识分子应当不懈努力,“在有冲突的地方引入计划,在无序的发展中引入目标”。但现在他认为这一驾驭的过程不应当是随心所欲、没有条理的,不理智的信仰比如社会主义,也不再足以掌控全局,“人们在专业中所需要使他们能够达成合作的,不是共同的热情,而是共同的准则”,而这一准则就是“科学”,“科学是可以确保人们从同一套事实得出近乎同样结论的唯一准则”,并且由于现代世界只有通过无数人的努力才可能文明化,因此科学才是“民主的准则”。[65]
然而李普曼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政治冒险不仅使他感到必须重新思考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方式,而且对他曾经信仰的统一秩序和理性也开始产生了犹疑。从《新闻与自由》怀疑公众能否获得充分的信息来了解事实,《舆论学》对公众舆论本身产生质疑,到撰写《幻影公众》时,李普曼已经不再寄希望于自己一直以来追寻的“一致的理想”,桑塔亚那的本质世界已经被威廉·詹姆斯的多元宇宙所取代,他现在开始承认一元论只是一种幻想,并且不再期望找到某种能够同化多样性的统一性,“寻找统一的目标,不如寻求调和不同的目标”。这时他开始强调另一个无法预言却是决定性的因素即人的意志,认为逻辑的分析虽然足以阐明人的意志及其作用于其中的环境,却无法预计人的意志对未来的影响。小施莱辛格认为,此时的李普曼虽然已经放弃了人类经验统一性的客观基础,开始把人的意志作为精神力量的源泉,认为人有能力洞察“公正的价值观”,公正是改变造成无序与破坏的激情的手段,可以实现人与自我和现实的和谐,但这种公正的理想其实仍然是他理性信仰的一部分。这表明此时的李普曼处于一种思想的矛盾之中,他怀疑统一的秩序与理性,又认为国家治理和民主制度需要某种确定的道德模式和更高的权威秩序,同时却显然不相信它们真的存在。[66]
新政的开始使李普曼逐渐恢复了对理性的信心,“计划社会有可能存在”,“一致的理想”也重新出现,“超越一切的目标”已经产生,它是人类追求“文明统一性”的强烈本能的重现。他支持新政,认为放任自由已经失败,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运行;他提出,认为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国家才能治理社会是“蒙昧主义”,这种观念只会妨碍人们直面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不过很快他就开始反对新政中表现出来的集中化倾向,并对这种模式的社会计划表示怀疑。[67]小施莱辛格认为,此时的李普曼仍然追求“一致的理想”,但它不再是“个人的公正”,而需要一个更广泛、更牢固的基础和更高、更客观的权威,现在他认为这应当是一种“共同的道德准则”,而不再是20年前自己曾经主张的“共同的科学准则”,为此他撰写了《良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1937)。在这本书中他对自由放任政策的看法与数年前几乎截然相反,以致当时许多人认为它是反对新政的,并且把它误读为李普曼为自己在1936年投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阿尔弗雷德·兰登(Alfred Landon)的辩解。但小施莱辛格认为,李普曼思想的变化源于哈耶克和冯米泽斯的影响,或许还有罗斯福对最高法院的攻击,他的本意其实是批判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末重读这本书会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恰恰证明了当时新政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他以自由主义的名义指控“极权集体主义”,但他所主张的并非人们误认为的古典自由主义,而他在书中提出的一系列自由主义主张其实正是一开始似乎被他抛弃了的新政政策。对李普曼撰写此书动机的误读,以及他在书中因反对“万能计划者”的幻想而迫切地想要寻找不受人影响的、自律的社会调节手段,使人们忽视了书中的这一层含义。[68]
小施莱辛格指出,李普曼在《良好社会》中把市场和法律神化为能够自我运行的社会调节手段,可以避免有局限性且易于犯错的人介入而导致的问题,同时他自己的论述却又清楚地表明,这两者远非自动运转的机制,相反都是人的冲突、情感和弱点的产物,因此都不是他一直寻求的“无瑕的公正”,也不可能保证社会的一致性,只是使问题重新回到了人本身。李普曼并没有在书中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但小施莱辛格认为他明显认识到了其中的悖论,因为此时他已经准备阐述关于存在某种超越一切的道德规范的观点,但它不再建立在人的道德构成之上,而是建立在世界的道德必然性之上。[69]之后他花了16年时间写作《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1955)一书来定义这一道德规范。这本书中的观点又一次与他过去的著作形成了对立,它从《幻影公众》一书的主要结论出发,却用它来证明一个全然相反的哲学答案。在《幻影公众》中,李普曼曾经主张以在程序上“保持原则、契约和惯例体制”来应对多元主义世界,现在这种程序“以某种方式实体化为超越一切的信仰——又被用来消灭了最初产生它的多元主义”,变成了“所有理智的人都同意的普遍秩序”,“一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共同的法律和秩序观念”,自然法或公共哲学。他现在认为,一个“巨大的多元社会”,“没有认识到超越它的多元利益存在一种理性秩序和更高的普通法”是无法治理的,公共哲学在这个多元化的分裂社会中成为前所未有的必要,而宣传这种公共哲学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如果读者刚刚想要质疑李普曼为何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自己所反对的危险立场,即试图逃离人的问题,寻找一种普遍秩序,那么会发现在其最新出版的《共产主义世界与我们的世界》(The Communist World and Ours,1959)中,李普曼又突然改变了立场:“我所理解的真理是从未有过一个世界,从未有过一种普遍状态或普遍宗教。”似乎他从未讨论过公共哲学的问题。[70]
于是在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思考和反复探索之后,对于知识分子应当为其代言的“一致的社会理想”究竟是什么,李普曼却似乎仍然没有得到确定的答案,甚至这种一致的理想是否有可能存在也成为疑问。不过这当然不意味着长达半个世纪的思想探询毫无意义。小施莱辛格敏锐地指出,李普曼的智慧并不在于他是技术专家或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而是启发人们思考。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思想天赋,就是敏感的洞察力,能够细致入微地体察到社会思潮的起伏变化。他利用这种思想天赋来捕捉时代的声音,然而并不是为了鼓吹自己的理论,吸引民众的追随,而是为民众提供必要的信息,促使其不断思考现状。从理性和秩序到人的意志,从社会主义、科学到共同的道德准则、法律与市场,再到公共哲学,从一元论到多元论,李普曼经常提出并详尽地阐释一套解决社会问题的设想,然后又自己来推翻它,令人感到他的自我充满了矛盾,同时也经常与流行的思潮相左。正如小施莱辛格所言:“人们很早就可以在他的思想中发现一种近乎反周期的性质,似乎他总是在针对当时社会中的主导观念来调整自己的思想平衡——有时正是在他本人赋予这些观念以最清晰有力的表达形式之后。”[71]在小施莱辛格看来,这恰恰是李普曼履行知识分子职责的最重要方式。
小施莱辛格指出,在经历了早年的政治积极主义后,李普曼逐渐开始将知识分子视为“最典型的参与思想而不参与行动者,他不同于决策者和实干者,他的责任一直是影响行动者并渗透于文化中”[72]。他认为李普曼最终也没有能够真正解决知识分子在自由社会中的角色问题,但尽管如此,他本人仍然出色地履行了知识分子的职责:每当理性与政治遭遇时,李普曼从未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回避,而是寻求不断地介入以使社会恢复到正当和理性的道路上;当人们夸大了一致的信仰时,李普曼强调多元主义,当人们似乎根本没有信仰时,他强调一元论;当人们过分放任时,他强调驾驭,当人们过分地强调驾驭时,他强调放任。“他的评论以永远的理性和优雅探索了社会的问题和哲学的问题,在充满仇恨的时代保持着宽宏大量,反对不公正的讽刺和攻击。他的精神既独立又充满同情心。最为重要的是,李普曼在时代的狂热和喧嚣中坚持长远观点的必要性。”他认为当世界处于危机中的时候,旁观者的冷静和长远眼光将使社会以最好的状态运行下去。[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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