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阿瑟·施莱辛格：政治参与与总统竞选

小施莱辛格同自由主义的联系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的祖父是一个民主党的坚决拥趸，父母也都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政治信仰带有家族的传统基因，而他本人则比他可以称为“温和的政治积极分子”的父亲“更不超然和审慎，更渴望贡献和战斗”。^[1]小施莱辛格在读高中时便是罗斯福的支持者，进入哈佛大学后，他更热切地关注和支持新政，反对保守主义。他在回顾大学期间自己的政治活动时说：“30年代的政治斗争塑造了我的政治观点，使我长久地保持对民主党的忠诚，虽然有时有些失望；它还使我对美国工商业领导者的政治短视和愚蠢（除此之外还有贪婪）留下了深刻印象。”^[2]对于当时在校园中为人们热烈谈论的马克思主义，小施莱辛格只有一种“分析的兴趣”^[3]，尽管大萧条使许多人感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将被自身固有矛盾所摧毁的预言即将实现，但他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次要的问题，与美国的未来无关。

除此之外，小施莱辛格对参与政治活动丝毫不感兴趣。在多年后重读大学时代写下的日记时，他自己也惊奇地发现，他的日记并不似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关注政治，相反却通篇都是关于女孩们、戏剧、爵士乐和电影的记载。当时的小施莱辛格确信整个国家运行有序，因此在不少年轻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校园中，他只是满怀兴趣地旁观而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其中，在一段时间内，他还十分反对过分的政治行动主义。他对当时美国共产党对学生组织的控制十分反感，认为“秘密、欺骗和操纵是共产主义者及其政治同路人的标志”^[4]，因此他也不想参与任何学生组织。1935年，哈佛校园中曾经成立了一个学生团体，目的是取消马萨诸塞州法律中对教师必须宣誓的规定。针对此事，小施莱辛格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从不会仅仅因为我信仰一种纲领，便认为我有责任为它而战；还要有一些更能引诱我离开我的象牙塔的动机。”^[5]1936年，哈佛大学的学生组织成立美国学生联合会（American Student Union）哈佛大学分会时，施莱辛格最初并没有参加，他坚定地认为：“大学中的任何业余时间都应该用在扩大我们的知识范围，而不是盲目地用在永远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冒牌政治组织中。”^[6]这种经历在与他同时代的美国知识分子中颇为少见。

除了反对过分的政治行动主义以外，小施莱辛格对弥漫美国社会的孤立主义情绪也持反对意见。当时的美国已经面临着大战的威胁，但许多人仍然坚持孤立主义立场，校园中也充斥着这种气氛。1935年，10多所大学的学生在校园中举行了反战和平示威，大约有17.5万名学生参加了这些活动，一些人模仿牛津大学的学生，发誓“不在任何情况下”为他们的国家作战。而在小施莱辛格看来，这些和平示威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甚至有些愚蠢，学生们支持集体安全却反对军事行动的口号更是明显的自相矛盾。这种情绪使他对当时的学生运动既不赞成，更没有积极参与其中的主观愿望。

不过这种“象牙塔情结”在1937年发生了变化。当时小施莱辛格巧遇一群参加罢工的海员，在同他们的交谈中，小施莱辛格深感这些普通公民的勇气和真正的献身精神同自己在政治上的无动于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出于一种良心的谴责，同时也想获得更丰富的经历，他在大学四年级时加入了哈佛学生联合会，不过仍然只能说是一个“十分消极”的成员。他反对美国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看法，即在大学时期参与政治活动是对未来领导者的极好训练，在学生时代能代表反抗的学生发言者日后会成为这一代的代言人。他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学生运动的激进分子中，日后拥有公众影响的人是极少的，而在这极少数人当中，又有大部分只是政治的评论者而不是参与者。相反，后来对美国政治产生极大影响的约翰·F·肯尼迪30年代在哈佛大学时并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小施莱辛格认为，学生时代的过激行为是极不成熟的，并且很快会过早地由于政治理想的破灭和对政治的厌倦而消耗其热情，因此不再关心政治，而成熟的政治行为则是建立在一个人在青年时期形成的广泛且多样的兴趣之上的。^[7]

由于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小施莱辛格“二战”后初期便在政治活动中初露头角。1947年他参与组建了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组织“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ADA），该组织的发起人包括埃莉诺·罗斯福和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后来曾任副总统的休伯特·汉弗莱等。小施莱辛格积极参与ADA的日常活动。当时同为ADA成员的历史学家威廉·洛克滕堡曾回忆他参加理事会会议的情景：“每当需要产生决议时，自由主义者中的年长者便会本能地转向他（小施莱辛格），而他反应敏捷的发言常使人感到无懈可击。”^[8]他于1949年出版的《核心》被欢呼为“战后自由主义宣言”。1953—1954年，他还被推选为ADA的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施莱辛格曾先后为美国军事情报局和战略服务局工作。1948年夏，小施莱辛格再次参与美国政府的工作。这一年是“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的一年。经济合作署在欧洲的负责人艾夫里尔·哈里曼曾在华盛顿的多次社交场合同小施莱辛格有过交往，对他十分欣赏，在动身前往巴黎前邀请小施莱辛格担任他的特别助理。小施莱辛格既喜欢哈里曼，也热爱巴黎，另外也出于一个史学家观察正在发生的历史的职业敏感，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在巴黎，他作为哈里曼的特别助理参与了一系列战后欧洲重建事务的处理，作为一个史学家有幸亲历了“马歇尔计划”的最初实施过程，第一次体验到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才华能够在现实政治世界中发挥作用。

1952年和1956年，小施莱辛格两次参加了阿德莱·斯蒂文森的总统竞选班子，但他更为欣赏的是肯尼迪这样的年青一代民主党领袖和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获胜愿望，1956年他积极支持过肯尼迪争取副总统提名的努力。1959年，他撰写的政治备忘录《未来国家政治的轮廓》（The Shape of National Politics to Come）很快引起了肯尼迪的注意。当年夏天，肯尼迪同小施莱辛格讨论了这份文件的重要性，最终决定将其在文中阐述的一些观点，如国家将进入政治周期中的自由主义主导阶段，国家的前进需要强有力的领袖等吸收到他1960年的总统竞选纲领中。

1960年春，斯蒂文森不再寻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趋势日渐明朗，小施莱辛格开始明确支持肯尼迪。在提名大会之前的数个星期和之后的几个月，他成为肯尼迪与斯蒂文森的支持者之间的联络人和协调人，为肯尼迪赢得这一部分民主党人的支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小施莱辛格做了几次支持肯尼迪的演讲，并且于1960年9月肯尼迪和尼克松进行第一次电视辩论前夕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肯尼迪还是尼克松：有区别吗？》（Kennedy or Nixon：Does it Make Any Difference？），试图说明肯尼迪与尼克松之间在个人经历、能力和竞选动机上均存在重大的差异，从而改变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即“无论选择哪一个政党都不会产生多大区别”。这本书的出版和两位候选人之间的第一次辩论后来被认为是竞选的“转折点”。(www.xing528.com)

约翰·F·肯尼迪宣誓就职前，派他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转达了他对小施莱辛格的邀请，希望他能到华盛顿担任总统特别助理。起初小施莱辛格对自己在新政府中的角色并不确定。他后来回忆说：“当选总统……问我是否准备好到白宫去工作。我说：‘担任特别助理后要做些什么工作，我还没有把握，但是，如果您认为我对你有帮助的话，我非常愿意去。’他说：‘是的，担任总统后要做些什么，我也没有把握；但是，我可以肯定，白宫里的事情会让我们两人都忙得不可开交的。’”^[9]作为没有专门职责的总统特别助理，小施莱辛格在白宫的最初几天是彷徨不定和无所适从的。但很快，肯尼迪就派他与乔治·麦戈文一同前往拉丁美洲，同阿根廷政府和巴西政府商讨粮食问题。作为肯尼迪总统的智囊人物，小施莱辛格为总统撰写政策备忘录，起草总统讲话，代表总统出访各国处理外交事务等。作为白宫的核心成员，他还曾经亲自参与“猪湾事件”危机的处理。

1963年11月22日，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小施莱辛格在约翰逊政府中留任了几个月后离开了白宫。小施莱辛格在白宫期间曾应总统的要求积累了肯尼迪当政时期大量事件和决策的笔记。他的本意是在肯尼迪离职后将这些记录交给他本人处置，但在达拉斯事件之后，肯尼迪家族希望他能撰写一部有关肯尼迪白宫岁月的作品，小施莱辛格自己也深感已经有幸成为“长时期以来唯一能从白宫这一有利位置观察历史的职业史学家”，感到“无论从纪念总统还是职业的角度都应该将它写下来”。^[10]后来小施莱辛格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这部回忆录《一千天：约翰·F·肯尼迪在白宫》（A Thousand Days：John F.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1965，以下简称《一千天》）。

这本书由于作者众所周知的政治倾向而被许多人认为具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几乎没有历史客观性可言。也有的学者中肯地指出：“主要的问题……是施莱辛格永远不会仅仅满足于写一部回忆录。他是一位热情而直率的史学家，还是一个民主党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肯尼迪派。因此他不得不在每一页中都要处理他作为史学家和回忆录撰写者，作为学者与政治家、从政者职责之间，以及作为作者与总统密友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他来说，达拉斯的谋杀几乎是不堪忍受的。”^[11]还有人认为这部书中关于总统个人的生活细节描述过多，而关于对内政策实施的描述则过少。^[12]但诚如小施莱辛格本人所说，《一千天》“并不是一部全面叙述肯尼迪总统任期历史的著作”，而仅仅是“肯尼迪任内在白宫供职的一个人的个人回忆录”。^[13]该书一如既往地展示了小施莱辛格背景宏大、史实清晰、叙事生动的写作风格，为读者勾画了肯尼迪当政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真实画面，为小施莱辛格赢得了1966年普利策传记奖，这也是他第二次获得普利策奖。同时该书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由于是历史的亲身参与者，并且作者为写作此书还采访了许多其他当事人，并利用了他们的文件，因此小施莱辛格在书中所记录的白宫在许多重大外交事件中的决策细节十分真实，对日后研究肯尼迪执政时期的史学家亦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同肯尼迪家族的交往后来还诞生了小施莱辛格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1978），该书于1979年再度荣获国家图书奖。

完成《一千天》的写作后，小施莱辛格休息了一段时间用于旅行和研究。不久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邀请他前去担任阿尔伯特·史怀哲人文讲座教授（Albert Schweitzer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于是自1966年秋开始，小施莱辛格重新回到了校园。但他在政治上仍保持积极，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演讲中以及《哈泼斯周刊》和《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这样广受欢迎的报纸杂志上对自由主义表示支持。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被视为肯尼迪“新边疆”遗产的重要辩护人。

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之初，小施莱辛格并未将越南视为重要的问题，他相信约翰逊有能力使美国的军事卷入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还曾经为约翰逊政府的政策辩护。但当美国对北越的轰炸不断升级时，他开始感到美国对东南亚的卷入已经走得太远，需要缓和。1965—1968年，小施莱辛格发表了大量关于越战的讲话和文章。他频频出现在广播采访和现场访问中，出现在电视新闻节目和讨论中，出现在报纸社论和大众杂志中，声明他期望实现“从越南脱身的中间道路”，在美国公众中颇有影响。尽管他关于“中间道路”的内容有些模棱两可，但同当时美国公众对越南问题的看法——反共并尽快结束战争——基本符合。小施莱辛格对“缓和”的呼吁还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东南亚问题的考虑。到1967年，国会中的争论已经开始集中到美国在东南亚军事行动的有效性上。这一年的3月4日，罗伯特·肯尼迪在参议院发表了一篇讲话，质疑约翰逊对北越的轰炸政策，小施莱辛格是这篇讲话稿的共同署名者。^[14]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美国政府卷入东南亚的目的，而“缓和”的建议也没有在政府中引起任何变化，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小施莱辛格的“中间道路”进行批评。罗纳德·斯蒂尔认为，小施莱辛格的建议既不会使“鹰派”满意，也不会使“鸽派”满意，“中间道路”避实就虚，绕开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性问题。评论家欧文·豪则警告说，小施莱辛格对约翰逊外交政策不温不火的批评是那些拒绝坚持原则的知识分子已经“厌倦和绝望”的信号。^[15]

20世纪70年代以后，小施莱辛格的时政评论文章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大西洋月刊》《哈泼斯周刊》《新共和》《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在全美和全世界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新闻媒体上，间或也出现在《读者文摘》甚至《花花公子》《滚石》和《妇女每日着装》《时尚》这类流行杂志上。力图通过文字的力量让史学家的智慧与见解渗透到各个社会群体的知性生活中，对他而言，这是履行知识分子社会职责的一种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