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统中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

《罗斯福年代》的出版在美国社会激起了强烈反响，使小施莱辛格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当中的声望进一步提高。但对小施莱辛格本人而言，《罗斯福年代》的完成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罗斯福年代》是小施莱辛格历史观进一步变化的体现。这种变化一方面源于他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源于“二战”后兴起的“和谐”史学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史学界，许多史学家为了适应新的时代特征，开始强调美国生活中持续的一致性、制度的稳定性和国家特性的一贯性。在他们当中，丹尼尔·布尔斯廷论述了美国文明的生成和延续模式，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开拓了美国政治文化叙述史的新领域，路易斯·哈茨揭示了洛克的自由主义主导和贯穿美国历史进程的根本原因，戴维·波特则考察了美国的国民性格中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在他们的论著中出现了对美国历史发展持续性的新理解。

小施莱辛格虽然是以批判特纳的“边疆论”而在美国史学界树立自己的学术声望的，但在他此前的论著中，其史学思想从整体上看仍属于进步主义的范畴，无论是他对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理解，还是他用以解释美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二元冲突”的分析框架，都带有鲜明的进步主义色彩。虽然这一属性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在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人性论的影响下开始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小施莱辛格在40年代末的作品中仍然十分强调美国社会中的“阶级冲突”，他认为“阶级冲突”在美国历史上历来是存在的，并且冲突的存在是自由社会的根本保障，只不过不能令这种冲突无限制地蔓延，而是必须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19]然而此时，小施莱辛格史学思想也开始出现进一步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就是其中出现了“和谐论”的声音。

1949年他便在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的书评中表示赞同霍夫斯塔特的观点，指出“它对认为美国历史是一系列深刻激烈冲突的任何人而言都是有价值的纠正”。^[20]1956年，小施莱辛格发表了“美国的自由主义：为欧洲人作的注释”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美国都是自由主义的。”其主要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言：“美国人的巨大优势在于他不必经历一场民主革命就已成为民主国家，在于他生来自由而不是被迫变成这样。”正因为如此，“美国人便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生活中的预先假定”，“他天生是一个渐进主义者，他很少见到无法通过理性和辩论来解决的问题”。^[21]他对路易斯·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美国不存在封建制度是解释美国政治气候中普遍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表示赞成，并进一步论证说：“不存在封建制度意味着不存在一种固定的、受限制的社会秩序，也同样意味着不存在彻底消灭和摧毁这种秩序的深切的社会激情，也就同时使美国丧失了做出激烈反应和进行激进革命的传统。”^[22]因此美国革命只是一场目标有限的革命，更多地指向国家独立而不是社会变革。自独立以来，美国的政治冲突也一直在一种和谐一致的环境中进行。举例来说，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时期比安德鲁·杰克逊年代的政治冲突更为激烈，但用法国视角观察美国的托克维尔却认为杰克逊派与辉格派之间的差异只是表面现象，微不足道。小施莱辛格指出，美国党派间的激烈斗争只是一种“模拟战”，表面上言辞激烈，但其中却有着内在的一致，将两者结合起来观察才能解释美国政治在语义上的模糊性。“美国在和谐一致中的这种激烈言辞类似于比赛中的对手，而不是无法逾越的原则分歧的象征。……甚至那些私下反对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人——如30年代和40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或50年代的麦卡锡分子——也只有宣称自己同自由主义理念有关才能取得成功，当其反自由主义意图被完全揭露和了解时，他们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中就会枯萎和死亡。”^[23]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小施莱辛格的历史解释框架再次发生了变化。他放弃了原来一贯坚持的进步主义色彩十分鲜明的“阶级冲突”的措辞，不再强调历史中对立的主体是拥有不同利益的阶级，也不再强调冲突是美国历史发展动力的唯一解释，而是致力于论证“美国的政治传统主要是基于一种自由主义的和谐一致”。但作为一个深受进步主义传统影响的史学家，小施莱辛格也并没有完全接受“和谐”史学的理论，而是对其进行了批判。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过去史学界过多地根据冲突来理解美国历史是危险的，今天的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过多地根据和谐一致来理解历史也同样危险。美国人无论在根本原则上有多么一致，他们当中仍然存在着明显而不可忽略的不同之处，这就是使杰斐逊和汉密尔顿、杰克逊和丹尼尔·韦伯斯特、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和麦金利、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胡佛相区别的差异，就是自由主义和谐一致的内部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并非地域性的、短暂的，而是持久存在，它是美国历史中创造性和进步的源泉之一，“任何关于美国政治的描述若遗漏了这一点，就会使美国历史变得贫瘠并且是对它的歪曲”。^[24]

那么，如果要人们接受美国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的理论，又该如何区分其内部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呢？小施莱辛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能以两者在对待人性、对待州权问题或者在公民自由、私有财产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来区分，因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立场都是模棱两可，甚至是可以互换的。小施莱辛格引用爱默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每一方都占有一半，但都不可能得到全部。每一方都揭露另一方的弊病，但在一个真实的社会中，在一个真实的人身上，必然是两者兼而有之”。他认为爱默生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分歧的定义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即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一方是历史派和回忆派，另一方是未来派和希望派，他指出：至此，小施莱辛格的最终目的已经明白显现出来，他仍然在为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寻找历史的合法性，只不过现在这种合法性的基础是美国政治传统的和谐一致，而不是阶级冲突。在此前提下，小施莱辛格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历来就不是一种思想教条，而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派别，它重视最终的结果而不拘泥于方法。当自由放任政策最适于达到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所有人机会均等”的目标时，自由主义者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但是当工业环境不断变迁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加大干预以保证人们获得更均等的机会时，“重目标而非重教条的自由主义传统便改变了对国家的看法”。^[25]在20世纪，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来对自由主义进行重新定义的过程是由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新政”完成的。在这三个伟大的改革时代，美国政府开始担负起在经济中保持高就业率、监督生活和劳动标准、规范商业竞争方式以及建立社会保障模式的职能。在这一过程中，约翰·杜威的哲学和索尔斯坦·维布伦的经济学对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导性影响已经被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取代。尼布尔提供了一个比杜威的理性、协作的计划者形象更为现实而有洞察力的图景，而凯恩斯则提供了一系列比维布伦更为实用、更具灵活性、更明智的经济思想。凯恩斯强调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间接控制，而不是像维布伦那样直接、有形、数量控制的方法，使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同分散决策以及价格体系和自由市场的技术优势保持一致。虽然在1952年的选举中，作为保守主义政党的共和党赢得了胜利，但在某种意义上，赢得最大胜利的则是自由主义的这些理念，它们已经通过一代人的自由主义改革而深入人心，被作为具有永久性的变化接受了下来。因此这些自由主义的推动力在一个保守主义的政府统治下也将继续产生效果，更何况共和党从总体上看也只是在特殊的美国意义上才被称作“保守主义”的。^[26]

美国自由主义者相信社会可以并且应该得到改善，而改善它的途径是将人类智慧应用于社会和经济问题……保守主义者则反对努力进行有目的的改变——特别是当它们威胁到既有的权力和财富分配时——因为他相信，目前的局面是人们的理智所能够预期的最好结果，而任何变化只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自由主义者努力改变现状的信仰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人类理性是绝对正确或者不朽的工具，也不意味着他认为乌托邦近在咫尺，但这确实意味着他感到历史永远不会静止，社会变化会提升人们生活和幸福的质量，人类的所得无论多么有限，都值得去努力争取。保守主义者也不会在所有情况和场合中都拒绝变化，但他倾向于仅在思想和政治的压力无法抗拒时才接受；在此之前，他都会顽固地坚守自己所了解和习惯的东西。正如爱默生所说：“保守主义要防守的城堡是事物的目前状态，无论它是好是坏。”^[27]

小施莱辛格的这些思想同样体现在《罗斯福年代》这部巨著中。“杰克逊著名的‘厨房内阁’在施莱辛格的重述中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思想库’明显相似不是偶然的。杰克逊攻击‘怪物银行’破坏经济的方式同罗斯福抨击大萧条时期‘经济保皇主义’的方式极为相似不是偶然的。1957年《罗斯福年代》出现在《杰克逊年代》之后也不是偶然的。”^[28]就此而言，《罗斯福年代》构成了小施莱辛格对美国自由主义民主传统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如果说《杰克逊年代》是小施莱辛格在为罗斯福新政寻找历史合法性，在美国历史中发现自由主义传统的第一步，而《核心》一书是他面临战后自由主义的困境，对自由主义传统重新进行思考，反驳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肯定自由主义传统的第二步，那么通过《罗斯福年代》的写作，小施莱辛格实现了他的长期目标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写作一部关于罗斯福新政本身的历史，从而把这至关重要的一环安放到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没能完成计划中的第四卷，但仍然基本完成了他的“自由主义民主传统”三部曲，也为他史学研究生涯的第一阶段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此后他将进入个人学术研究的第二阶段，即在他所确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传统宏观框架内，对美国民主制度中那些为大众所高度关注的层面进行微观研究。

最后，《罗斯福年代》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小施莱辛格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成熟。早年在师从著名的清教史学家派瑞·米勒学习时，小施莱辛格就深受米勒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影响。米勒反对各种形式的社会和经济决定论，坚持人的力量和思想在促成变革上的重大影响力，注重思想自身的发展。派瑞·米勒认为，思想是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小施莱辛格。他在早期论著《奥雷斯蒂斯·A·布朗森：一个朝圣者的成长》和《理查德·希尔德雷斯的问题》中初步运用了这种研究方法，在思想内部寻找其自律和变化的线索，剖析人物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到写作《杰克逊年代》时，小施莱辛格则进一步开始将思想史方法运用到对政治史的研究当中。在小施莱辛格看来，杰克逊改革思想的前提是“19世纪30年代的斗争已经汇集成一种实践的社会哲学”，杰克逊民主的动力“和其他积极的改革运动一样，来自一小群人，由支持改变现存秩序的一致愿望联合在一起”。^[29]斯蒂芬·德普评论说，在《杰克逊年代》的论述中，政治人物“不仅仅帮助推动或反映着时势与事件的进程，而是引导着时势与事件的进程”，比德尔、卡尔霍恩、范布伦以及杰克逊“厨房内阁”的成员们正是围绕着汉密尔顿主义和杰斐逊主义关于政府作用的不同观点而斗争，推动了“杰克逊民主”的进程。在早期共和国的斗争中，自由主义者获得了胜利，因为他们重事实胜于理论，反映了真正的美国思想遗产，而比德尔在银行之战中的失败则是因为他本人“醉心于权力”。^[30]

而《罗斯福年代》也同样可以被称作一部“政治运动的思想史”。在对新政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小施莱辛格关注的中心既不是社会条件，也不是统治机制，而是他后来所说的“观念的战场”^[31]，他尤为关注新政的哲学基础和观点、人性在总统周围的交锋，进一步强调了个人及其思想乃至民众心态在促成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在研究新政的起源问题时认为，1929年美国经济体系的彻底崩溃是引起新政的主要原因之一，却不是唯一的原因。他指出在研究新政时，“最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社会的心理中探寻新政的源头”。^[32]由于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使没有大萧条，即使经济繁荣持续下去，新政也必然会发生。小施莱辛格指出，对抗萧条的斗争确实是新政的核心，但它历来不是美国社会改革运动的中心问题，无论是在“杰斐逊民主”“杰克逊民主”还是“进步主义时代”。他认为，处在所有这些改革时代之前的美国社会都具有一种共同特征，就是社会中的不安和不满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它们通常在性质上是非经济的，会在社会中产生一种易于接受变化的普遍情绪。社会中有才华的个人或群体感到自己受到现状的约束，就要利用不断蔓延滋长的不满情绪来推进他们自己的政策和目标。这些努力争取地位和权力的“局外人”和对现在的领导人和理想感到厌倦的人民的互相结合，一直是美国改革的典型模式。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是物质满足的时代，但同时也明显以不断累积的精神和心理不满为标志。如果说1929年的经济崩溃使专家们感到震惊，那么一种精神崩溃的预兆却早已预先被人们所感知。特权阶级的垄断，国家政府对深层紧张状态的无动于衷都使人们感到十分不满，鼓励人们背叛那些忽视其需要、冷落其抱负的统治集团。在拥有特权的工商业界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国内一些发展不充分的地区，那里的工商业者认为华尔街对货币市场的控制过度抑制了当地经济增长的机会。农民们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普遍繁荣之外；劳工运动中的成员则对自己明显的二等公民地位感到愤恨；移民，特别是新移民及其子女对自己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文化之外感到愤怒。知识分子的反叛则是所有征兆中最重要的一点。^[33]

在《旧秩序的危机》的扉页上，小施莱辛格引用了爱默生的话：“每一次革命首先都是人们心中的想法”，并对上述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除了将思想变迁作为引起新政的重要原因外，小施莱辛格还认为，新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归因于新政参与者的个性。小施莱辛格将许多因果解释建立在他对大批年轻精干的知识分子的描述上，他们将“权力的警觉、兴奋和欲望，以及对危机的直觉和致力于公共服务”这些新政的本质特征带到了华盛顿，而新政对他们而言则是“最幸福的时光”，因为他们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想法。^[34]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新政实施过程中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小施莱辛格笔下，罗斯福的个性是新政联盟赖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富有特色的新政府运作体制形成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组织体制吸引了大批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在传统政府体制中会被窒息，而新政的自由氛围则给了他们开阔眼界和宣泄情绪的机会，使他们愿意为公众服务。在新政中，罗斯福“以一个航海专家的信心漂流，他能发现其他人看不见的水流和微风，听到海浪在遥远的岩石上拍击，预感到远在地平线之外的风暴，能冲破迷雾指引航船安全地靠岸”。^[35]罗斯福承认经济学家对一个社会是必要的，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迷信他们。这种实用主义的哲学使新政具有“内在的反馈、调整和自我纠正的机制，它的不连贯性比任何预设的教条体系都更能适应高度复杂和变化多端的现实”。^[36]

除了强调新政实施过程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之外，小施莱辛格还将新政的结果解释为具有一种心理上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公众被描述为“困惑而沮丧的”人们，对自由体制丧失了信心^[37]，新政则是对不安的大众的心理疗法。20—30年代的经济阵痛不仅使美国人面临着物质上的匮乏，而且以“惰性和自私”^[38]威胁着美国，只有回到勇敢的行动主义才能使国家离开萎靡不振和恐惧。小施莱辛格认为，新政只是为处于沮丧不安中的美国提供了一剂补药，这正如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总统就职演说中所言：“我们唯一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通过罗斯福政府的“百日新政”和其他措施，民众恢复了对国家的信心。因此与其说新政提供了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法，不如说它首先是使一个消沉的国家振作起来的行动。虽然新政没有在实质上缓解美国社会的物质困境，但它迅速刺激了大众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兴趣，像一所伟大的学校，“推动美国人更了解他们的国家和它存在的问题”。^[39]

小施莱辛格对思想在社会变革中作用的强调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异议。有学者评论说：“综观全书，施莱辛格将历史变成了它的主要行为者本身，即个人，因而不得不将自己限制在主要行动者上。不过他证明了至少在这一层面上，个性塑造着事件。”在他的书中，“罗斯福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根本制度的拯救者，这是对的。但在对总统出众的敏感性和技巧留下深刻印象后，读者会前所未有地被这一疑问所困扰：一个必须由白宫超人努力拯救和维持的体制真的能生存下去吗？”^[40]

应该承认的是，派瑞·米勒的思想史研究法作为对当时流行的种种社会和经济决定论的驳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小施莱辛格继承和发展了米勒的这种方法并将其用于政治史的研究中，在40年代也是有着创新的方法论意义的。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理论使史学家集中于重要的问题和资料，通过将史学家的观点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使它变得尖锐；但一种理论由于聚焦于特定的问题，它必然导致史学家忽视其他的事实、趋势或主题；因此理论对史学家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消极的作用。^[41]小施莱辛格本人在对30年代的进步主义史学家进行评价时也曾经指出，特纳的“边疆论”是对美国史的一种简单化；比尔德在将美国史从特纳主义的简化论中解放出来这一方面虽然比其他任何史学家做得都要多，“但壮丽的比尔德主义的大厦今天已经是一片废墟，它的基础是被它自己的简单化所削弱的”；帕灵顿的《美国思想的主流》亦使丰富、复杂的美国史变得贫瘠。^[42]而如今他自己的“思想决定论”对思想因素在促进社会变革中作用的过分强调也使这种方法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有使美国历史变得贫瘠的危险。

【注释】

[1]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nocent Beginnings，1917-1950，Boston，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0，pp.434-435.

[2]Arthur M.Schlesinger，Jr.，“Roosevelt and His Detractors，”Harper's，June 1950；“The Welfare State，”The Reporter，October 11，1949；“New Deal：Philosophy of Experiment，”ADA Yearbook，1950.

[3]Alan p.Grimes，“Contemporary American Liberalism，”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44（Nov.，1962），p.27.

[4]Kevin Mattson，When American Was Great：The Fighting Faith of Postwar Liberalism，Routledge，2004，p.145；Maurice Isserman and Michael Kazin，America Divided：The Civil War of the 1960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2000，p.50.

[5]Schlesinger，“The Challenge to Liberalism，”in Lyman Bryson ed.，An Outline of Man's Knowledge of the Modern World，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0，p.472，转引自Kevin Mattson，When American Was Great，p.145。

[6]Arthur Schlesinger，“Liberalism，the‘Middle-of-the-Road’and the Democratic Campaign，”October 1 1，1955，pp.1，2，in Box W-34 of the Schlesinger Papers，转引自Kevin Mattson，When American Was Great，pp.152-153.

[7]Kevin Mattson，When American Was Great，pp.154，157.

[8]Kevin Mattson，When American Was Great，p.12.

[9]Ralph de Toledano，“Junior's Misses，”American Mercury，77（November，1953），p.5，转引自Stephen p.Depoe，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4，p.31.

[10]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56，p.ⅸ.

[11]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56，Forward.pp.30-33，424.

[12]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Politics of Upheaval，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0，pp.645，647-648.

[13]Ibid.，pp.397，649-650，654.

[14]Charles A.Beard，“The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New Deal，”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8，No.1（Feb.，1934），p.1 1.(www.xing528.com)

[15]Frank Freidel，Franklin D.Roosevelt：The Apprenticeship，Boston：Little，Brown and Co.，1952；Frank Freidel，Franklin D.Roosevelt：The Ordeal，Boston：Little，Brown and Co.，1956；Frank Freidel，Franklin D.Roosevelt：The Triumph，Boston：Little，Brown and Co.，1956.

[16]James MacGregor Burns，The Lion and the Fox，New York：Harcout，Brace and Co.，1956.

[17]William E.Leuchtenburg，Franklin D.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1932-1940，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63.

[18]John Higham，History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83.

[19]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Vital Center：the Politics of Freedo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8，pp.171-175.

[20]Arthur M.Schlesinger，Jr.，“Review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4，No.3（Arp.，1949），pp.612-613.参见Arthur M.Schlesinger，Jr.，“Richard Hofstadter，”in Marcus Cunliffe and Robin W.Winks，eds.，Pastmasters：Some Essays on American Historians，Harper＆Row，1969，pp.278-315。

[21]Arthur M.Schlesinger，Jr.，“Liberalism in America：A Note for European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The Riverside Press，1962，p.63.

[22]Arthur M.Schlesinger，Jr.，“Liberalism in America：A Note for European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The Riverside Press，1962，p.64.

[23]Ibid.，p.65.

[24]Arthur M.Schlesinger，Jr.，“Liberalism in America：A Note for European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The Riverside Press，1962，p.65.

[25]Ibid.，p.68.

[26]Arthur M.Schlesinger，Jr.，“Liberalism in America：A Note for Europeans，”pp.68-71.

[27]Arthur M.Schlesinger，Jr.，“Liberalism in America：A Note for Europeans，”in The Politics of Hope，Boston：The Riverside Press，1962，p.67.

[28]James West Davidson and Mark Hamilton Lytle，After the Fact：The Art of Historian Detection，New York：Alfred A.Knopf，1982，p.103.

[29]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Age of Jackso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45，pp.306，67.

[30]Stephen P.Depoe，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p.22.

[31]Daniel Feller，“ArthurM.Schlesinger，Jr.，”in Robert Allen Rutland，ed.，Clio's Favorites：Leading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2000，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0，p.161.

[32]Arthur M.Schlesinger，Jr.，“Sources of the New Deal，”Columbia University Forum，Fall 1959。后收入 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Morton White，eds.，Paths of American Thought，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3，p.372。

[33]Arthur M.Schlesinger，Jr.，“Sources of the New Deal，”Columbia University Forum，Fall 1959。后收入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Morton White，eds.，Paths of American Thought，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3，pp.373-377。

[34]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58，pp.17，19.

[35]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Politics of Upheaval，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0，p.649.

[36]Ibid.，p.654.

[37]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pp.1-3.

[38]Ibid.，p.22.

[39]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p.558.

[40]Thomas H.Greer，“Review of The Age of Roosevelt：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Vol.46，No.2（Sep.，1959），pp.338-339.

[41]James West Davidson and Mark Hamilton Lytle，After the Fact：The Art of Historian Detection，New York：Alfred A.Knopf，1982，p.99.

[42]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