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施莱辛格在1946—1947年间作为自由撰稿人之时，曾撰写过多篇关于罗斯福当政时期内外政策的文章，如：“好篱笆才有好邻居”“美国共产党”“最高法院：1947”等。1947年4月，他又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罗斯福的家庭”一文。为了撰写这篇文章，小施莱辛格采访了罗斯福夫人和罗斯福的所有子女，包括居住在纽约的埃利奥特、富兰克林和约翰，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杰米以及远在亚利桑那州的安娜。同时他还采访了罗斯福家庭的许多朋友，包括亨利·摩根索、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塞缪尔·罗森曼、詹姆斯·法利、阿道夫·伯利、戴夫·尼尔斯和帕特里克·杰克逊等人。在完成了对这些人物的采访后，小施莱辛格对罗斯福的家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其中给他留下特别印象的是罗斯福夫人，她在几个子女的描述中成为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人，令小施莱辛格感到几乎难以将她的整个心灵故事都写成文字。他在《罗斯福的家庭》中生动地描述了罗斯福夫人的多面性格，指出她亲切待人的态度和镇定自若的性格是经受长期艰难磨砺的产物，可能使其他妇女自我怜悯的障碍和挫折却使罗斯福夫人成为伟大的人物，这令小施莱辛格十分感慨。他还惊讶地发现，罗斯福夫人的密友圈和罗斯福是完全不同的。更与人们的想象相异的是，罗斯福夫人对罗斯福总统好像并不十分关心，她似乎没有注意到罗斯福的多种负担，特别是在战争期间。虽然医生曾告诫罗斯福夫人，她的丈夫在每天就寝前需要半小时完全放松的时间，但她还是经常会匆忙地带着一大捆想立即讨论和决定的信件进入罗斯福的书房，她也完全没有注意到丈夫每况愈下的健康。[1]小施莱辛格的文章发表后，亨利·摩根索和罗斯福的秘书格雷丝·塔利都告诉作者，称他的文章是他们所读过的关于罗斯福夫人的最佳描述。
与此同时，小施莱辛格又获得了另一次深入了解“新政”历史的绝佳机会。当时他刚刚为《柯里尔》杂志写完关于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及其家族的文章“他曾见过荣耀”，读者反响很好。而《柯里尔》杂志当时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在职期间曾留下了多达800卷的文献资料，其中有他本人的信件、备忘录、会议记录、电话谈话稿、政府文件、剪报等，是摩根索工作经历全面而生动的反映。这些资料中有一部分为“总统日志”，是摩根索每次同罗斯福会面后立即记录下的两人之间的谈话。由于在所有内阁成员中，小亨利·摩根索是同罗斯福个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因此这部分资料有极高价值。当时《柯里尔》杂志已经同小亨利·摩根索签订合同，将这些内容丰富的原始材料经过整理后形成一系列文章在杂志上刊登。具体工作由史学家艾伦·内文斯负责，但最终无论是杂志社编辑还是摩根索本人都甚不满意内文斯的文本，于是《柯里尔》杂志再次请小施莱辛格来继续完成这项工作。经过近4个月的写作，小施莱辛格的文章终于获得了双方的认可，最终形成了7篇系列文章，自1947年9月起分别刊登在《柯里尔》杂志和《纽约邮报》上，署名小亨利·摩根索。这个过程使施莱辛格进一步窥见了新政的内幕。
美国史学界对历次战争及其后果的研究向来极为重视。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史学界除了讨论和评价南北战争之外，另一个关注焦点便是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缘何参战以及战后所形成的国际关系格局，学界有诸多非议，罗斯福的外交政策随之成为攻击的目标。如比尔德这样的孤立主义者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欺骗了美国人民，致使美国卷入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更有人指责说，自战争结束以来出现的所有国际紧张局势都应归咎于罗斯福在雅尔塔的无能和愚蠢。这促使施莱辛格撰写了一篇文章“罗斯福及其贬低者”发表在1950年6月的《哈泼斯周刊》上。在这前后他还发表过“福利国家”“新政：试验的哲学”等文章，继续为罗斯福、“新政”和外交政策以及杜鲁门政府的“公平施政”辩护。[2]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自由主义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正如一位学者的评论：“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从未给自由主义的成长提供过适合的氛围。”[3]冷战开始后，美国政府和民众高度关注苏联的“威胁”，使“改革”这一自由主义的标志性主张无论在全球还是在美国国内，相对于国家安全和防卫都变成了第二位的考虑。因1953年斯大林去世而产生的一系列变动使冷战的局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却并没有改善自由主义者的处境，反而对其身份和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这种突然的变化令数年来一直以反共来定义自我的自由主义者显得有些无所适从。50年代的美国社会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经济保持增长趋势，并有“丰裕社会”之称，国内政治生活中也一度出现了被丹尼尔·贝尔称为“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局面。在这种以“和谐一致”而不是以冲突为特征的社会背景下，新政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繁荣及其伴生的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成为美国社会的最大特征。然而这样一个美国却让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感到不安，《孤独的人群》《白领》《组织人》等作品的出现便是对它的批评。[4](www.xing528.com)
小施莱辛格及其在哈佛的同事、好友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都反对这种文化及其背后的政治意蕴，认为它使人优先考虑个人的满足而轻视公共生活，造成了个人的富裕和公共环境的败坏。小施莱辛格现在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关注应当是自由的个人在大众社会中的地位与发展，“这一关注是政治、经济上的，也是道德与文化上的”。[5]他还曾尝试与伯纳德·德沃托、玛丽·麦卡锡等合作创办社会团体和刊物，批评这种公共文化倾向并对其加以改善。他认为伴随着繁荣和舒适的“精神上的不确定性和焦虑”以及“精神委顿”对自由主义提出了挑战，也为其转向提供了机会，并开始构想“质量自由主义”（qualitative liberalism），并在1956年总统竞选开始前比较明确地定义了这个概念。他所说的“质量自由主义”针对的是新政和公平施政的“数量自由主义”（quantitative liberalism）。数量自由主义关注失业、贫穷和经济不安全，用“数量术语”如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最低工资、农业补贴、拨款救助等来表述这些问题。而“质量自由主义”则更适合业已通过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繁荣的社会，它不是要反对数量自由主义，而是要“吸收新政和公平施政的成就”并“超越它们”来达到“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目标。[6]加尔布雷思则为新的“质量自由主义”补充了纲领性的内容。当然，质量自由主义的灵感仍然源自新政，罗斯福为丧失生活信心的人们注入了新的能量，这也正是质量自由主义所要做的，虽然它面对的形势已经改变，却不可能与过去分离。小施莱辛格警告知识分子不要轻视数量自由主义，因为他们“得益于这一传统和实现它的一代”，质量自由主义不应当也不可能取代数量自由主义，而且必须与它“携手并进”。[7]
对大众社会的批判与质量自由主义的构想使小施莱辛格在这一时期更多地投入社会政治活动。这一代思想家对公众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常常为读者广泛的杂志撰稿；“平装书革命”使普通人能够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到这些思想家的著作；这也是报纸专栏的黄金时代，“这种风格的文章迅速有力地分析政策和思想，可以在来往于城市和郊区的火车上阅读。政治家当时严肃地对待报纸作者。这也是知识分子可以用旧‘文人’传统写作广泛题材，而知识分子确信进入新闻世界不会有损自己学者声誉或地位的时代”。[8]有利的条件让他们在学术世界与政治世界之间往来自如。小施莱辛格被视为民主党的喉舌，即便拉尔夫·德托莱达诺这样的保守主义的评论家也承认，小施莱辛格的思想“对具体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9]他寻找能够激励“质量自由主义”的政治领袖，先后支持斯蒂文森和肯尼迪竞选。他在政治上变得日益积极的同时，在自己的学术园地仍然勤耕不辍，继续他“二战”结束后就已着手进行的庞大的罗斯福“新政”研究计划，这是“质量自由主义”的根源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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