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阿瑟·施莱辛格的史学思想对人性之恶与进步史观的困境进行研究

《核心》一书正如小施莱辛格自己所说，是“一个强化自由主义的事实以反对复兴的极权主义企图的尝试”。^[32]但与此同时，它又不仅仅是施莱辛格针对“二战”后美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危机而作的自己政治思想的阐述和政策建言，还是小施莱辛格提炼自己的史学思想，构建他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研究的重要步骤。

在这本书中，小施莱辛格首次将他从亨利·亚当斯那里汲取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加速度”的思想用于宏观历史背景的分析，认为正是历史的“加速度”发展同传统社会结构的矛盾产生了时代的焦虑，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批判，并将其作为重构自由主义传统的前提。他在第一章“焦虑时代的政治”中写道：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人类经历了全球性的生活变迁。传统社会是静止、分散的社会，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依赖于个人纽带、为个人道德所支配，工业主义却粉碎了这一纽带和个人道德，使经济关系失去了人性，使经济实践与个人道德之间的鸿沟迅速扩大。伴随着工业主义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使人类得以进入文明的新周期，同时也带来了可怕的后果，科学技术的发展无限增强了人类建设和破坏的力量，迅速破坏了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基础。由于社会发展的速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类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来抑制这种发展速度带来的弊病。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必须使个人能获得某种自我实现，必须在家庭、宗族、同业公会和民族国家的旧传统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必须解决由时代加速发展、空间减少和社会张力增加而带来的问题，必须提供可以替代传统习俗和宗教的对等物。但是文明没有创造出这样一个新结构，因此它成了工业主义的受害者而不是主宰者。^[33]

在《核心》中，小施莱辛格对自己的历史观做出了重大的修正，这明显影响到了他对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思考。作为一个脱胎于进步主义传统的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有许多进步主义史学家共有的特点。他和进步主义史学家一样鲜明地感受到美国历史中重大转折点的到来，想积极地参与到这个转变中，并对它做出解释；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解释因内在逻辑改变而发生的制度演进，而是由利益或目标冲突所导致的社会变化，发现这些变化的外部原因和条件。但最重要的是，他像“二战”前美国的多数史学家一样持进步主义的历史观。正如海厄姆所说：他们认为社会的进步不是自动或必然发生的，而是必须通过斗争来赢得，当更受普通民众欢迎的民主力量击败了既得利益群体拒绝变革的抵抗时，美国历史便会进步。这一前提对进步主义史学家十分重要。因此，“美国历史变成了特权过多与被剥夺基本权利的群体之间一篇史诗般壮丽的冲突的故事。无论这一斗争如特纳所言主要发生于区域之间，或如比尔德所言主要发生于相互对抗的经济群体之间，或如帕灵顿所言主要发生于汉密尔顿主义和杰斐逊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在美国历史过程中都贯穿着根本的二元性”。^[34]对于他们来说，人性本质上是善的，通过教育和理性探询，人类的错误是可以得到纠正的，行为是可以改善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史学家们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不那么容易用进步主义的价值观来驾驭和解释的新时代。“现在看来，这些价值观中有些东西显得过于简单，同人类历史的相关性也过于有限。进步主义史学家自诩的现实主义观念显得不再符合实际。就史学家关注的方面而言，战后世界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进步的信仰本身。”^[35]与此相应，史学家、美国学研究者和文学批评家在20世纪50年代都开始批判进步主义时期思想乃至整部美国历史中的“纯真”情结。^[36]

从美国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史学家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美国历史的潜在运动是朝着增进或改善的方向前进，不仅是财富，而且还有自由或幸福。在这一运动中，在美国人民暂时不忠于他们的根本原则时，当然有倒退甚至反转曾经发生。这类插曲被称为“可抑制的冲突”“大偏离”或“大背叛”，以表明它们来自共同的误解、无理性的错误和道德缺位，而不是来自美国文化中的根本缺陷。即便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幻想破灭也没有给职业史学家留下什么。……这样的态度意味着史学家不断地在探询，每个时期对今日的世界都“贡献”或“增加”了什么，他们确信自己所珍视的历史经验留下了具有永久意义的价值观遗产。^[37]

小施莱辛格历史观的变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初。促使他对自己的进步主义历史观进行反思与重塑的是美国基督教现实主义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在美国的各种宗教中，新教一向占据主导地位，它有自己的神学思想体系。在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主义神学”或“神学理性主义”，它适应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教义的解释上带有较多的自由主义色彩。20世纪初，随着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原教旨主义”，它主张绝对信仰，禁止议论和个性教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基督教现实主义”神学，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流行的“新正统派”神学在美国的翻版。它在对教义的解释上反对19世纪的“自由主义神学”，也反对20世纪初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而主张回到路德和加尔文的教义上，强调新教应当密切关注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反对自由主义神学思想中那种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它用原罪来解释人们的精神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认为危机的出现是由于人们违背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主张用超自然的手段来克服危机，宣称宗教是拯救人类的灵丹妙药，现实世界中的各种问题在这个世界中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并因此否认社会进步，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在70年代以前的40年中，“基督教现实主义”神学在美国新教中牢牢掌握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38]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出身于一个传教士家庭，1915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北美福音教会任命为牧师，开始在底特律汽车工人中间传教。1928年离开底特律到纽约市协和神学院执教，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讲授基督教社会伦理学，直至1960年。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大量著作，一跃成为美国基督教神学界中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尼布尔在哲学上主要受实用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威廉·詹姆斯的影响。他的思想不仅对神学界，而且对哲学界和政治界都有很大影响。^[39]

小施莱辛格第一次见到尼布尔是在1940年至1941年的冬天，他当时陪妻子一同参加一次尼布尔在哈佛纪念教堂的布道。小施莱辛格立刻被尼布尔将自由主义的政治积极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基督教神学相结合的思想所吸引。他发现尼布尔对人性充满怀疑的观点比进步主义者的人性论更具说服力，也能更合理地解释20世纪人类历史的恐怖，因此可以为自由主义提供一个更为牢固的基础。早在大学时期，小施莱辛格已经在派瑞·米勒的指导下对尼布尔有了初步的了解，感到在尼布尔的思想中有着某种合理性。米勒本人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作为一个新英格兰清教徒的研究者，他从自己的研究对象身上吸取了他们对人类的有限性、失败、罪恶、堕落、存在的不确定性的痛苦认知，以及对人的道德责任的洞察力，并影响了小施莱辛格。

亲耳聆听尼布尔的布道后，小施莱辛格阅读了尼布尔的著作《人的本性与命运》《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等。探讨民主的本质，它的力量、缺陷及其在基督教视角中的合法性是尼布尔毕生兴趣所在，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的许多论著中都讨论了这些问题，1944年出版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中则最系统地阐述了对这一主题的思考。其中尼布尔对人性复杂性的表述给施莱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神学中，人性论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人的本性具有双重性，人类属于自然界，表明了人的有限性，同时人又具有自由的精神、有自我超越的能力，这种双重性构成了罪恶的根源。因为人处于既有自由又受限制的状态，处于自由和有限性的矛盾之中，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定感。为了排除这种不安定感，人就必须或者限制自己的自由，或者反抗所受的限制，而人类恰恰采取后一种办法，总是企图超越自然界的限制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人的精神自由使人能够创造性地利用自然力和自然过程，可是人不能认识他的有限存在的局限性，这就使他公然否认自然界和理性这两者的限制。”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命运受到社会或其他人的限制时，就想凌驾于社会和别人之上，成为社会和他人的主宰，强迫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侵犯和掠夺他人的利益，甚至妄图侵犯上帝管辖的领域。人的罪恶就是产生于人不愿意接受这种有限性，而人为了安全而追求权力的欲望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以至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斗争的最后根源，将邪恶带到历史中。^[40]

尼布尔给小施莱辛格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观点是人应当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同时又必须与之搏斗。尼布尔指出，人是有“原罪”的，并且在历史范围之内不可能实现赎罪的愿望。人在理解所有历史中善的不完整性之外，还必须理解所有历史成就的堕落一面。尼布尔认为，人的智慧必须建立在认识到自身知识和能力有限性的基础之上。小施莱辛格本人并不信教，他原来仅把“原罪”当作一种宗教中的隐喻。尼布尔的人性论使他感到，“原罪”虽然限制了人的智慧和渴望，但认识到这一点却并不必然导致消极或后退的态度：

人同时是自由和不自由的，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创造物；他有责任行动，否则必遭受怠惰的后果。人的知识是不完全的，他的公正是具有欺骗性的，他的动机是有污点的，但人虽然对自己的奋斗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有所认识，他仍然必须奋斗。当人明白自己的不可靠性和自己在永恒面前的微不足道时，就会做到最好。^[41]

另外，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虽然承认人类的罪恶，但认为人类应该承担起反对世界上的邪恶的责任，他反对对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威胁采取不抵抗主义，认为必须“以武力对付武力”。尼布尔的这种观点以及他对罗斯福新政的支持同小施莱辛格的政治倾向完全相符，更使小施莱辛格感到在尼布尔的思想中有某种共鸣。《杰克逊年代》一书的结束语已经预示着转变的到来：“美国自由主义的伟大传统既不视人为野兽，也不视其为天使。”^[42]尼布尔对他的这种影响更为鲜明地体现在撰写《核心》的过程中，反思传统自由主义的进步情结，以人性恶的观点重塑自由主义成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小施莱辛格的历史和人性观中的这一改变后来将同他对美国历史中国民特性的追寻进一步结合起来，成为他构建“历史周期论”的基本元素。

《核心》不但体现了小施莱辛格历史观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完成了小施莱辛格在美国历史中追溯自由主义传统的第二步。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核心》可以被视为《杰克逊年代》中政治争论的延伸。”^[43]在这部著作中，小施莱辛格针对20世纪30年代对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对杜鲁门“公平施政”“福利国家”等的批评，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关于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观点。

如果说小施莱辛格在《杰克逊年代》中将新政的自由主义传统一直追溯到杰克逊和杰斐逊的话，那么他在《核心》中又将其延伸到美国的立国文本《独立宣言》和《宪法》中。他指出，《独立宣言》中“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信仰中有两个政治前提：所有人均被赋予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政府损害这些权利，人民便有权改变或废除它。这两个政治前提同样体现在更为严肃的宪法语言中，它们一方面保证了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保证了人民控制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权利，已经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之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安德鲁·杰克逊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增加了“积极国家”（positive state）的概念，使美国的民主传统成为一种行动主义的传统，它不会抱怨或逃避现实，而敢于担负责任、做出决定。在美国历史上的危急时刻，那些深信自由和民主的人为国家提供了真正的领导。在激进主义者派出的拯救被围困的资本主义的许多援救队中，杰克逊主义者只是第一批，新政派则是最近的一批。^[44]

小施莱辛格从两方面批驳了美国社会中对新政的攻击。一是阶级在政治当中的地位。他反驳了新政批评者指责富兰克林·罗斯福“发明”了美国的阶级冲突的说法，指出阶级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共和国的缔造者就已经自然地根据阶级划分来分析政治活动。但选举权的不断扩大使保守主义者放弃了阶级冲突的提法，因为任何一个阶级在社会中必然是少数，在竞选中对某个阶级表示支持是不符合政治利益的。尽管如此，杰斐逊和杰克逊的传统仍然牢固地将阶级冲突的根源置于激进主义民主的思想中，社会中的“卑贱者”反对工商界统治的斗争成为美国自由主义的一贯主题。因此当富兰克林·罗斯福重申这一主题时，其想法并不是来自欧洲的舶来品，而只是重申美国历史上的政治学说。小施莱辛格反对将阶级冲突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他根据自己对布朗森的研究认为，有关美国阶级冲突的学说并非来自马克思主义，正如马克思自己曾经指出的：“发现阶级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或阶级斗争的荣誉不属于我。资产阶级史学家在我之前很久就详细说明了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45]小施莱辛格认为阶级冲突对保持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只要在财产的分配与不同性质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只要政治以经济问题为中心，不满者的暴动就将是反对所有者实施专制的最佳保证”。^[46]但如果自由本身要生存的话，这一冲突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资本主义民主中的阶级差别虽然通常是巨大和尖锐的，却不像资本主义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差别那样不可逾越。自由的经济体制曾经使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相对松散，但大企业的兴起正在使阶级分野固定下来，防止阶级冲突撕裂社会的最佳途径就是防止阶级本身固化为等级制度。^[47]

二是政府在社会计划中的地位，亦即国家的作用。美国的民主诞生于一个通过限制政府权力而获得自由的时代，美国的自由主义诞生在一次反对专制政府的反抗中，它对国家机器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安德鲁·杰克逊的政府是第一个根据人民的利益对国家进行积极管理的政府。为了同敛集财富的权力进行斗争，杰克逊被迫扩大了国家的权力。他别无选择，因为个人良心作为社会控制手段已经日益无效，必须由政府进行干涉。西奥多·罗斯福是注意到弥漫于工业社会的不负责任的精神，并呼吁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以恢复政府同大企业之间权力平衡的第一位现代政治家。罗斯福在经济激进主义上增加了政治保守主义，伍德罗·威尔逊则在经济保守主义上加增上政治激进主义，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济政策的重大问题，但是都加强了国家的权力。新政则吸取了“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的教训，并最终驱除了杰斐逊主义对中央集权政府的抑制，使国家应当作为社会福利的必要工具的思想成为自由主义者的永恒信仰。虽然政府权力的增长对民主政治构成威胁，但是美国别无选择，因为大政府是民主对大企业的唯一有效的抑制手段，特别是当大企业在政治上鲁莽行动时。美国正在从一个市场的社会转变成一个政府的社会，问题不是需不需要管理，而是由哪一批管理者来管理。国家必须拥有防止经济崩溃的能力，但公共权力绝不能过于集中，政府所有和控制应该采取多种形式。但首要的问题是，只有当人们获得社会保障以后，才是开始考虑走得多远才安全的时机。^[48]

由此看来，《核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小施莱辛格对“二战”后美国自由主义思想进行重新思考，以及他为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的辩解，但这首先建立在他对自己的进步主义历史观进行了重大修正的前提之下，并且是以他对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基础的。因此《核心》构成了小施莱辛格的美国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研究中的重要一环。

【注释】

[1]Arthur Schlesinger，Jr.，“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Fortune，August 1946；“The US Communist Party，”Life，July 1946；“How We Will Vote，”Atlantic，October 1946；“The Supreme Court：1947，”Fortune，January 1947；“The Future of Socialism，”Partisan Review，February 1947；“His Eyes Have Seen the Glory，”Colliers，February 1947；“The Roosevelt Family，”Life，April 1947.

[2]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nocent Beginnings，1917-1950，Boston，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0，p.421.

[3]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p.399-400.

[4]Eric F.Goldman，The Crucial Decade and After：America，1945-1960，New York：Vintage Books，1960，pp.60-61.

[5]Eric F.Goldman，The Crucial Decade and After，p.61；当时美国的“汤因比热”与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批评还可参见Donald W.White，“History and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The Formulation from the Past after World War Ⅱ，”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58，No.2（May，1989），pp.157-161。

[6]Arthur Schlesinger，Jr.，“What Is Loyalty？A difficult Question，”New York Times Magazine，November 2，1947，转引自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490。

[7]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491.

[8]Arthur Schlesinger，Jr.，“Not Left，Not Right，But a Vital Center，”New York Times Magazine，April，1948，转引自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p.509-510。

[9]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Right to Loathsome Ideas，”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May 14，1949，转引自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nocent Beginnings，1917-1950，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0，pp.491-492。

[10]James A.Nuechterlein，“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Discontents of Postwar American Liberalism，”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39，No.1（Jan.，1977），p.14.

[11]Michael Wreszin，“Arthur Schlesinger，Jr.，Scholar-Activist in Cold War America：1946-1956，”Salmagundi，No.63/64（Spring-Summer 1984），p.278.

[12]Eric F.Goldman，The Crucial Decade and After，pp.47-48.

[13]Eric F.Goldman，The Crucial Decade and After，pp.52-53.

[14]参见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7-420页。

[15]George H.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New York：Basic Books，1976，pp.6-13.

[16]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p.484-486.(www.xing528.com)

[17]Alonzo L.Hamby，“The Vital Center，the Fair Deal，and the Quest for a Liberal Political Econom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7，No.3（Jun.，1972），p.653.

[18]参见Ibid.，pp.653-678；Gary Gerstle，“The Protean Character of American Liberal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9，No.4（Oct.，1994），pp.1043-1073；Lily Geismer，“Kennedy and the Liberal Consensus，”in Marc J.Selverstone ed.，A Companion to John F.Kennedy，Wiley Blackwell，2014，pp.499-518。

[19]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Vital Center，pp.1-50.

[20]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Vital Center：the Politics of Freedo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8，p.1.

[21]Ibid.，pp.51-54，57，59.

[22]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Vital Center，pp.92-130，219-242.

[23]Ibid.，pp.189，207，210.

[24]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Vital Center，pp.ⅹⅸ-ⅹⅹⅰ，ⅸ，ⅹⅶ.

[25]W.M.Brewer，“Review of The Vital Center：The Politics of Freedom，”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Vol.35，No.1（Jan.，1950），pp.81-82.

[26]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p.518-519.

[27]Neil Jumonville，“Henry Steele Commager's Activist History，”in Patrick Diggins，ed.，The Liberal Persuasion：Arthur Schlesinger，Jr.，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American Pas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294.

[28]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516；James Nuechterlein，“The Last Liberal，”First Things，August 2001，Jan.29，2001，p.41.

[29]转引自James Nuechterlein，“The Last Liberal，”p.39。

[30]Alonzo L.Hamby，“The Vital Center，the Fair Deal，and the Quest for a Liberal Political Economy，”pp.656-657；参见James A.Nuechterlein，“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Discontents of Postwar American Liberalism，”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39，No.1（Jan.，1977），pp.3-40。

[31]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Vital Center，p.210，ⅹⅶⅰ.

[32]Ibid.，p.ⅹ.

[33]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Vital Center，pp.3-4.

[34]John Higham，“Beyond Consensus：The Historian as Moral Critic，”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7，No.3（Apr.，1962），p.611.

[35]Ibid.，p.612.参见 John Higham，History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p.171-172。

[36]Jane Knowles and Robert Allen Skotheim，“‘Innocence’and‘Beyond Innocence’in Recent American Scholarship，”American Quarterly，Vol.13，No.1（Spring，1961），pp.93-99.

[37]John Higham，“Beyond Consensus：The Historian as Moral Critic，”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7，No.3（Apr.，1962），pp.610-611.

[38]涂纪亮主编：《当代美国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231页。

[39]同上书，第231—234页。还可参见Richard Harries and Stephen Platten，eds.，Reinhold Niebuhr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God and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40]涂纪亮主编：《当代美国哲学》，第246—250页。

[41]Arthur M.Schlesinger，Jr.，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512.

[42]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Age of Jackso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45，p.523.

[43]James Nuechterlein，“The Last Liberal，”p.39.

[44]这里的“激进主义者”是小施莱辛格针对保守的右派而言。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Vital Center，pp.157-159.

[45]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Vital Center，pp.171-172.

[46]Ibid.，p.173.

[47]Ibid.，pp.173-175.

[48]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Vital Center，pp.175-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