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施政”所代表的并不只是杜鲁门个人的抱负，它还代表着一种新型的自由主义。要理解美国的自由主义，十分关键的一点是要理解“自由主义传统”的适应性，20世纪的自由主义不同于限制政府干预经济和公民政治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尤其新政被认为永远改变了美国的自由主义，奠定了20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的基础。不过在美国从大萧条和“二战”进入冷战时代后，新政自由主义既有其持续性，也经历了许多变化，或者说，一种新的自由主义“在二战中开始超越新政，在冷战初年开始成熟”。[17]在这一转变中，小施莱辛格1949年出版的《核心》一书被认为具有尤为重要的地位。[18]它既是一部重要的政治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小施莱辛格在此书中以对传统的自由主义进行重新塑造为主线，全面阐述了他对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观点以及对“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历史判断。
作者首先描绘了一幅“二战”后西方社会弥漫忧虑和犹疑心态的图景：他指出，表面上看，导致“二战”后西方社会危机和这种焦虑情绪广泛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战后美苏之间的冲突，其实却并非如此，并且“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不是当代焦虑情绪高涨的原因”。危机和焦虑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传统的社会结构无法抑制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加速发展的变化，伴随工业主义而来的非人性化的新社会结构抑制了旧制度的活力，却没有产生能够抑制人性傲慢和贪婪的新信仰，增长了人的负罪感和焦虑感。然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都是工业革命之子，自由社会与极权主义之间却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工业主义的压力下，被自由社会奉为圭臬的伟大观念在欧洲已经崩塌，极权主义政权已经在欧洲出现。而在美国，保守主义右派和进步主义左派虽然都曾对自由社会有巨大的贡献，前者强调法律和自由，后者强调大众福利，但两者在新的时代都面临着无法解决的新问题：前者害怕变化又缺少信心和决心，无法对国家负责；后者则对人性和历史进步持过于天真的乐观主义，无法认识到人性的邪恶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它们不需要权力，也无法对国家负责。它们都无法拯救自由社会，因此极权主义在美国也有可能乘虚而入。美苏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自由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冲突，它们正在为争夺人的思想和内心而斗争，美国必须为保卫和加强自由社会而战。[19]
20世纪中叶的西方人紧张、漂移不定、随波逐流。我们认为这个时代纷扰不断，是一个焦虑的时代。我们文明的根基、信心的根基正在我们的脚下崩溃，当我们求助于那些熟悉的思想和制度时，它们却消失了，犹如薄暮中的暗影。[20]
为了避免极权主义乘虚而入，首先必须尽可能清楚地了解极权主义吸引人们的原因。他认为，现代技术创造了自由社会，也侵蚀了旧的保护性社会结构，同时却没有形成使自我实现成为可能的新结构，因此工业社会中的自由仅仅意味着不受外部的约束而没有强烈且持久的自我控制与目的性，是一种消极自由：“人不是自由的：他只是获得了假释。”这种自由带来的是失望而非实现，是孤立而非融合。如让-保罗·萨特所言，“人是被判决为自由的”，因此要为自己如何利用自由而绝对负责，通过选择实现自我。但这样一种哲学把难以承受的负担强加给多数人，认识到必须做出选择会将弱者推向一种境地，令他们感到最简单的决定也会成为噩梦，因此多数人更喜欢逃离选择，逃离焦虑，逃离自由。这种对自由的恐惧使极权主义国家应运而生，在经济层面上，它寻求回答工业社会的不协调和明显的不可控制；在政治和心理层面上，它有望减轻令人痛苦的忧虑；作为社会组织体制，它自称赋予生活以意义与目的；针对人在自由社会中的孤独和无所寄托，它承诺团结一致的安全和友爱。极权主义能带给人们确定性，自由社会却只能令现代人因异化和虚妄而毁灭，这便是极权主义的吸引力高于一切的原因，作为民主的世纪开始的20世纪于是变成了极权主义反对民主的世纪。[21]
小施莱辛格指出，只要美国仍然是一个自由社会，就必然会遭到苏联极权主义的反对，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必然要集中在制止苏联扩张的问题上。在这一点上，“遏制政策”是“锁上房门”以保护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而“马歇尔计划”是“打扫房间”以恢复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健康状态的政策，两者目标一致，互相支持。在不发达国家，美国也应该实行类似的政策，使世界的民主日益安全。这样，外部的稳定越持久，共产党人就越无法坚持内部的一致，结果就会越迅速地因为内部的矛盾而崩溃”。[22](www.xing528.com)
而在美国国内，战胜经济停滞和崩溃仅仅为自由社会的生存创造了条件，却无法做出保证。“保持自由需要积极和持续的努力，要使美国成为一个自由社会尤其使美国人民面临着两个领域中的直接责任：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公民权利指种族和宗教歧视问题，其基本原则已经得到明确的界定；公民自由的基本原则需要同样明确的界定，并且必须是考虑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自由社会威胁的前提之下的重新定义。小施莱辛格指出，虽然美国面临着无情的极权主义在国外的蔓延和在国内的思想宣传，“但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致力于保护不受欢迎的思想”。美国公众对公民自由的无知正在危及自由讨论，把所有人都变成畏惧的遵从者，而遵从只能导致停滞。自由讨论是民主政体取得一致意见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能用“外科手术”将其截除而不破坏体制本身。而歇斯底里则是自由社会敌人的秘密武器，它对自由制度活力的威胁将是致命的。美国社会的基本特性是永远开放的机会——对新人、新事业、新思想开放的机会。“如果我们限制那种机会，我们将逐一消灭那些使我国成为伟大国家的勇敢无畏、主动进取的特性。我们的个人自由是自由社会的血液。切断血液的流动，机体就无法运行。那就是我们为一系列的压迫付出的代价。”小施莱辛格强调，在当前的美国，共产主义的政治煽动并没有产生构成违宪的“明显和现实的危险”，而反共产主义的情绪却有“明显和现实的危险”，可能失去控制而成为不正当的、违背宪法精神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攻击，并因此威胁到自由民主的根基。[23]
小施莱辛格指出，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长期以来对人性和历史的看法过于乐观，认为人性是可以完善的，有足够的智慧和无私，可以经受权力的考验并必然会用权力来获得普遍的善。而苏联的经历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力地提醒了这一代美国人，人类确实是不完美的，权力的腐败会在世界上滋生巨大的邪恶。小施莱辛格指出，20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应该抛弃这种错误的乐观主义，通过新政带来的希望、对苏联的揭露和对人性认识的深化而进行重新塑造，无条件地拒绝极权主义，重申人性的完整，这一觉醒将构成当代自由主义的独特经验和根本信仰。自由民主体制面对其永远的敌人，右翼是法西斯主义，左翼是共产主义，必须坚持一个“核心”。虽然自由社会的危机以民主政体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国际冲突为外在形式，但这一表象不应妨碍人们认识到这种危机本质上是内部的这一现实。因此为了保持自由的民主政体，美国必须继续将资本主义从资本家手中拯救出来，而联邦政府是美国民主政体平衡权力向个人集中的趋势、保护和扩大个人自由的最佳手段。[24]
《核心》一书出版后迅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赞扬者称其“在一个巨变的时期无畏地面对自由的监护人的责任、义务和幸存的希望，对冷战铁幕后令人困惑的问题和焦虑时代中的政治争论进行了研究，引导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度过战后的困境，基于对当前政治思想和行动的详细研究而提出了对自由主义重新定向和执行的综合纲领，以应对不断的变化提出的挑战”[25]。有人称它是“一部深刻观察之作……每一个正派的美国人为了他自己和我们的民主社会都应当阅读这本书”。反对者则称之为“一份推荐给寻求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统治阶级的纲领”。有人指责小施莱辛格“否定了左派在美国政治中的合法存在”，有人则指责他“抛弃了自由主义”，承认了“资本主义的当前状态”。还有人指责该书“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被空想所包围的机会主义的小岛”。[26]有的学者同意小施莱辛格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但认为他“对左派进行了令人不适的狭隘的议论”，指出许多在书中被他归为不可靠的左派的人仅仅是善意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且提醒说，“一个自以为是的社会需要狂热者”，而“一个健全的社会有容纳各种意见的空间”。[27]
《核心》于1949年在美国出版后，次年又以“自由的政治观”（“Politics of Freedom”）为题在英国出版，并于1962年、1988年和1998年在美国多次重版。今天看来，小施莱辛格在这部著作中的一些论断并不十分准确，他本人后来也承认这一点。比如他当时在约瑟夫·熊彼特的影响下，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滞做出了过分的评价，他还曾预言新的萧条会使资本主义失去权威性，并可能通过一系列新政使美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却没有预见到20世纪50年代的繁荣将使社会主义不可能在美国实现，甚至使人们对新政本身产生了疑问。[28]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这部著作的出版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它是一部“明确宣示了时代精神”的作品。[29]在“二战”后的美国，新政自由主义面对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的世界和国内、国外的危机，普遍被认为已经不合时宜，但作为一种在之前10年间为美国政治思想提供了根本基础的思想传统，它的根本缺陷在何处？又该做出怎样的修正？小施莱辛格虽然不是当时唯一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缺陷进行反思的人，却是第一个把它转变为新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的人。尽管小施莱辛格本人表示，他撰写此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出什么全新的、一鸣惊人的政治理论，而更像是对过去10年中自由主义经历进行一次根本上的重新审查和自我批评，但后来这部作品却被认为是“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政治著作之一、20世纪美国自由主义的转折点，因为是它赋予了战后自由主义以一个新的名称——“核心自由主义”。[30]他在书中所坚持的一些观点现在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他对极权主义的分析早于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1），也早于乔治·奥韦尔的《1984》（1949）。他对当时反共浪潮的批判以及他的论断，即“反共产主义的情绪有‘明显和现实的危险’，可能失去控制而成为不正当的、违反宪法的对持异议者的攻击，并因此威胁到民主力量的源泉”则几乎成为50年代麦卡锡主义肆虐美国社会的预言。他对当时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可能出现分裂的预言在60年代也成为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纪交替的时刻，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经济稳定增长，失业率很低，市场稳定，但是人们却对未来忧心忡忡。这同小施莱辛格在《核心》中所描述的“焦虑”社会极为相似。正如小施莱辛格所说，21世纪的问题将与20世纪30—4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法，但重要的是要对时代的问题进行思考，“除非民主政体能够扩大人们过满意生活的机会，否则‘逃离自由’就会招手示意，对替代物的寻找就会重新出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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