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有两部图书在美国市场上的热销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并不是因为它们都来自英国，也不是因为两者风格迥异——一部是本“小书”，另一部仅缩写本就厚达589页，而是因为二者都是严肃艰深的学术著作而并非面向大众读者的普及读物。其中一本是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部作品以宏大的视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进行了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察，思考了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26个文明的兴衰存亡。它“部分是历史，部分是哲学，部分是诗歌”，却在1947年春引入美国后迅速登上畅销书榜，“汤因比主义”也因此被许多美国人所了解。[4]
汤因比1947年春天在美国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对文明兴衰命运的讨论契合了“二战”后美国社会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信念，当时的许多美国人，无论学者还是普通市民，都开始相信美国所面临的不只是另外一场战争的威胁，而且这还将是与另一种跟他们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文明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汤因比的解释中，这样的冲突曾多次导致文明的衰落和死亡。这部历史巨作在美国的意外畅销，以及“冷战”一词大约在同时的出现、传播和被广泛接受，无疑是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转变的信号。[5]而在此之前，现实中的“冷战”已经开始。1947年3月，杜鲁门在国会宣布，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必须承担起支持“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责任，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同时也意味着美国人民必须为此付出自由的代价。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杜鲁门政府就开始实行“忠诚调查计划”。
针对这种局面，小施莱辛格坚持他的一贯看法，认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显然被过分地夸大了，他以各种方式表示自己对反共浪潮的抗议。1947年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发动对所谓“好莱坞共产主义”的调查后，小施莱辛格立刻在《纽约时报杂志》上撰文对此进行批评。他在文中指出，因为某些电影取笑美国的工商业者就说它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已经“达到了愚蠢言行的顶点”，无论如何，“一名好莱坞作家的个人政治观点……几乎不可能符合美国政府或国会某个委员会的论述”。[6]1948年2月，小施莱辛格在马萨诸塞州议会教育委员会作证，反对通过来自共和党的该州司法部长克拉伦斯·巴恩斯禁止支持“共产主义学说”的人在该州学校担任教师的提案。他指出，巴恩斯的提案是荒唐和模棱两可的，会导致每所学校都发生政治迫害，当时并没有“明显和现实的危险”来证明如此的镇压措施是合理的，“我们在战争期间不需要这种提案，现在也不需要”。最终巴恩斯提案无果而终，他本人在之后的选举中也败北。但小施莱辛格认为，巴恩斯的提案代表了正在蔓延的全国性的愚蠢言行，“在一个应当致力于言论和表达自由的国度中十分奇怪的对思想的恐惧”。[7]该年4月，小施莱辛格又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除了核心，无左无右”一文。文章认为，传统意义上对“左”与“右”的线性划分适用于19世纪较为简单的政治局势，但并不适合20世纪的复杂情况。他指出，根据传统的线性划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两端，一个极“右”，一个极“左”，但它们的基本结构却十分相似，都有着唯一的领袖、唯一的政党、唯一绝对正确的意识形态、一群受控制的追随者和无情的秘密警察，恐惧并仇视政治和思想自由，因此位于政治光谱两个极端的这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明显要多于它们同位于二者之间的其他任何派别的相似之处；同样，非法西斯主义右派与非共产主义左派之间的共同之处要多于它们各自同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小施莱辛格提出，当前的紧迫任务是非共产主义左派和非法西斯主义右派联合起来，“未来的希望无疑在于恢复核心——那些深信公民自由、宪政和政治、经济民主决策的人的胜利”。“核心”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站在全球舞台上反对极权主义的孪生兄弟——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不是在国内夸大共产主义的影响。文章标题的灵感来源于叶慈的诗句，小施莱辛格认为它极好地概括了自己对“二战”后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发展方向的期望。[8]
在反共浪潮中，教育是一个尤为敏感的领域。1949年，纽约大学的著名哲学家西德尼·胡克激烈地反对允许共产党人在大学执教，而教育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则坚持无限制的学术自由。1949年5月，小施莱辛格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撰文，坚决支持无限制的学术自由，反对西德尼·胡克等人提出的禁止共产党员在学校执教的意见。小施莱辛格在文中指出，政治反对的权力是自由社会的核心，那些希望限制言论自由的人必须证明某种言论产生了“明显和现实的危险”。在国会中通过辩论改变国家的政策，或是触犯某人原则的言论都不是一种“明显和现实的危险”。“明显和现实的危险”必须有相当确切的行动，如公然煽动违反法律的行为。是否违法并构成“明显和现实的危险”，只能由法院在获得确切的证据后才能做出判决。正如布兰代斯法官在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所言：“如果有时间通过讨论来揭示谎言和谬误，那么为了通过教育来避免邪恶，合适的方法是更多的言论，而不是强制沉默。只有紧急情况才使镇压成为合理。”小施莱辛格认为，共产党员教师并没有产生所谓的紧急情况，使对其使用极端措施或者进行起诉成为合法。对当时华盛顿大学以3名教授是美共成员为由将其置于学术审判之下的做法，小施莱辛格指出，校方指控这些教授的理由既不是他们煽动学生进行违法，也不是在教室中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而是他们的党派身份；如果认为3名共产党员教师在华盛顿大学校园的存在就对学生的思想纯洁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这不仅将是对700名非共产党员教职员工作用的讽刺，更是对民主思想本身力量的极大讽刺。他进一步指出，《权利法案》中所指的言论自由包括人们有权发表令某些人讨厌的言论，根据霍尔姆斯大法官的解释，自由思想的原则不仅意味着“那些同意我们的人的思想自由，而且还有我们仇恨的思想的自由”，而这当然也意味着共产主义思想的自由。只要无限制的争论盛行于校园，便没有人需要为学生的思想健康而担忧。世界充满了危险的思想，如果校方想要通过预先排除危险思想的方式来保护年轻人免受其影响，就会产生“易于受骗的天真者”，而不是意志坚强的现实主义者，只有后者才会知道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曾经面对自己信仰的敌人。如果民主思想如人们所信仰的一样正确，就会通过同危险思想的竞争来证明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以任何手段限制或排除自己的对手。[9]
当然，小施莱辛格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美国共产党确实有许多否定的评价，因此有人指责小施莱辛格的这种立场是“用哈佛腔说着麦卡锡的语言”。[10]后来一些激进派学者也批评自由主义者在冷战中的表现，他们往往把当时各种反共立场都归为麦卡锡主义，认为视施莱辛格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与极右派偏激的反共并无区别。但有学者指出，小施莱辛格与当时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都在公民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冲突中保持了一种合理的平衡：“施莱辛格一直是始终如一且无需辩护的反共主义者，但这并没有减少他对言论自由的关注或对麦卡锡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与策略的蔑视。麦卡锡和他的朋友们当时明显知道施莱辛格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是他们的敌人而不是盟友。”[11](www.xing528.com)
如果说冷战的存在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尚能让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获得比较一致的支持，那么它在对内政策的实施上则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塑造“二战”后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世界格局，而且还有国内至少已经持续50年的巨大变迁：“在这‘半个世纪的革命’中，工业大规模生产技术和农业机械化竞相前进。强大的政治力量推进福利国家，工商界则以福利资本主义抵抗之。两次世界大战对国内社会的影响犹如巨大的推土机。所有这些变化的结果以各种方式交织在一起，40年代末令人惊异的美国便是其阶段性的高潮。”[12]“二战”结束后的美国首先面对的便是使战时经济迅速转入和平时期经济的艰巨任务，接替罗斯福执政的杜鲁门在对内政策上渴望巩固和扩大罗斯福新政的成果，新政时期特有的社会经济背景与政治力量同盟却早已不再。1946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自1928年以来第一次同时掌控了国会的两院，意味着全国的各个区域和各个群体对长期执政的民主党都有各自的不满。这届国会两项最重要的立法成果是反工会的《塔夫脱—哈特利法》和削减富人税收的法案，而且它反对联邦政府在农业、公共住宅、物价控制、社会保险、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施政举措，“半个世纪的革命”所确立的立法成就和社会发展趋势都是它攻击的目标，表明当时最强烈的不满来自一个很容易辨认的群体，“那些被称为保守主义者，却很明显并不想保全现在这个美国的人”。[13]
这种不满情绪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或者也可以说，它从来就未曾销声匿迹，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来自英国的另一本学术专著在美国的突然风行便是证明，它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他主张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二战”期间他对政府计划经济的趋势及可能对个人自由造成的威胁越来越警惕，决心撰写一部著作，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他在该书中指出，经济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前提，而经济自由只能通过竞争的市场才能实现；他强调机会平等的自由竞争，认为福利经济学是用人为的方式实现收入和财产的平等，会造成另一种更大的不平等，从而对自由主义强调的效率形成巨大的威胁；计划经济必然会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政治上的极权，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其结果将导致“通往奴役之路”。[14]这本小书于1944年春在伦敦出版后便掀起了一场风暴，两本驳斥其观点的著作迅速出版，耐人寻味的是凯恩斯倒是对其深表赞赏。该书在美国最初也并不受欢迎，被三家出版社拒绝，最终得以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第一版仅印刷了2000册。哈耶克本人认为它并非为大众所作，但很快它便吸引了众多的美国普通读者，“很少会有一位经济学家和一本非虚构类图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到如此流行的程度”。《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财富》《新共和》纷纷发表书评，有人称之堪比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和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有人则贬之为“蒙昧主义在现代的奇怪残存”。虽然后来有学者认为当时美国的一些保守主义者其实极大地误解了哈耶克的本意，但他的观点在重整保守主义者的队伍并为他们提供理论依据方面无疑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也成为他们批判与新政一脉相承的“公平施政”及其主张的“福利国家”的有力武器。[15]
针对新自由主义的这种主张，小施莱辛格则对“福利国家”理念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在自己的演讲中对其表示支持，并希望说服《财富》杂志发表支持这一概念的文章。他认为“福利国家”绝不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而同自由市场完全一致，仅仅意图为所有公民的生活建立一个基本的国家标准。他指出，从历史上看，从来没有过进步的社会立法导致极权主义制度的先例，为极权主义体制奠定基础的是软弱无能的民主政府而不是强大的民主政府。因此，“新政”并没有将美国置于通往奴役之路，而是解放了被奴役者，使他们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而危险的独裁体制在苏联、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兴起正是因为民主政府过于衰弱。小施莱辛格进一步质问：为何福利国家的攻击者认为，政府对工商业界的帮助是明智和道德的，而对农民、工人、失业者或老年人的帮助就是错误的并且会导致集体主义？小施莱辛格指出，真正导致极权主义制度的是国家对生产和分配的完全所有，而这与福利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府曾经使所有的生产和流通手段国有化，福利国家的敌人只是在同他们自己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幻影战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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