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年代》的出版给小施莱辛格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战争一结束，他自欧洲返回美国不久，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一些名校纷纷请他前去任教，但小施莱辛格却并不急于回到校园。大学在他看来就像与世隔绝的修道院，社会实践才是孕育真知灼见的摇篮，而能够为一份知名的杂志工作无疑也是极富吸引力的选择。因此他决定趁自己还在“流行”的机会至少暂时地尝试一下作家的生活。
当时有三家媒体向小施莱辛格发出了邀请，即：《路易斯维尔信使新闻报》《华盛顿邮报》和《财富》杂志。由于既不想做编辑，也不想为《华盛顿邮报》撰写报史，小施莱辛格最终选择了为《财富》杂志工作，这样他可以继续住在自己喜爱的华盛顿，而更重要的则是因为《财富》杂志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写一篇关于罗斯福对拉美的“睦邻政策”前景的文章，这同小施莱辛格的长期目标——写一部关于罗斯福年代的著作——不谋而合。与此同时，哈佛大学也邀请他前去任教，并提出如果小施莱辛格接受教职，可以允许他延迟到1947年9月才正式开始教学，这是一个令他无法拒绝的条件。于是在1946年4月，他被聘为哈佛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同时仍然有15个月的时间尝试自由撰稿人的生活。
1946年8月，《财富》杂志以“好篱笆才有好邻居”为题发表了小施莱辛格关于罗斯福“睦邻政策”的文章。该文发表后，罗斯福当时的亲信密友、助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写给小施莱辛格的信中表示：“我只希望你的文章出现在18个月之前。如果它当时发表，可能极有助于阻止后来美洲内部关系的恶化。”不久，他又陆续在《生活》《大西洋月刊》《党派评论》等其他各类极具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将如何投票”“最高法院：1947”“社会主义的未来”“他曾见过荣耀”“罗斯福的家庭”等多篇文章。[1](www.xing528.com)
在撰写这些文章的过程中，小施莱辛格在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对美国政治实践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这些文章涉及的均为美国社会中受到高度关注的政治问题，而他在写作这些文章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重要观点，为撰写后来的两部重要著作——《核心》和《罗斯福年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他在“最高法院：1947”中提出，新政时期最高法院中布莱克、道格拉斯与法兰克福特、杰克逊之间的分歧归根结底是法官做出判断所依据的两种不同理论之间的争论，布莱克和道格拉斯代表了“司法能动”（Judicial Activism），而法兰克福特和杰克逊代表了“司法节制”（Judicial Restraint）；前者注重结果，视最高法院为取得社会公平的工具，而后者注重程序，视最高法院为允许立法机关取得这种结果的工具。该文中的观点后来被许多政治学教科书所接受。[2]又如他在“美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共产党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类似于宗教派别的组织，喜欢阴谋和秘密行动；共产党人到处渗透，进入政府、工会和自由主义组织，但并未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击败共产党人的途径是防止新的萧条的发生，纠正现有体制中的错误和不公，实现美国生活的承诺，以免热爱自由的美国人对现有的制度失望而转向苏联。[3]他的这些观点后来都在《核心》和《罗斯福年代》中进一步地阐发。
这一段短暂的自由撰稿人生涯很快就结束了。1947年9月，小施莱辛格携家人回到了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开始了在哈佛大学的执教生涯。他的父亲将多年讲授的“美国社会思想史”课程改为“美国社会文化史”，而由小施莱辛格承担了其中的思想史部分，他开设的这门“美国思想史”课程很快便成为全系注册听课人数最多的一门课。小施莱辛格虽然回归大学校园成为一名职业史学家，但他清晰流畅的写作风格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却给新闻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公共媒体撰稿的习惯也是一发而不可收，他的文章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拥有广泛读者的各种报纸杂志上。一直到21世纪初，人们仍然能在各种媒体上看到这位当时已经年届90高龄的史学家的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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