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思想：进步主义史学的双重危机

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入主白宫，被美国史学家认为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普通人战胜了特权阶层，民主战胜了保守，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认为同美国民主的兴起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关于杰克逊其人以及“杰克逊民主”的本质和意义众说纷纭，新观点、新方法和新范式不断出现，使相关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

在19世纪美国的“辉格派”史学家笔下，杰克逊是一个“无知”“傲慢”和“专横”的“野蛮人”，不过他们并不反对杰克逊的施政方针，真正令他们不满的是美国政治的民主化，尤其是杰克逊上台后实行的“分赃制”改变了以往政府高官完全由东部上层阶级独霸垄断的局面。由此他们认为，“分赃制”使杰克逊的当选完全成为一个错误，并足以抹杀他所有的功绩。^[1]

19世纪90年代，进步主义史学家向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弗雷德里克·特纳强调“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认为它自美利坚拓殖之始就对民主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他将“杰克逊民主”解释为“源自密西西比流域的边疆民主社会，这里的自由和充裕的土地为所有区域的受压迫者提供了庇护所”。特纳笔下的杰克逊民主“坚信普通人与生俱来的长处，坚信他们有权开辟自己的一番天地，有能力参与政府”。而杰克逊本人就是这种边疆民主的化身，他是民众的偶像，其意志的代言人，谴责东部的金钱势力、银行和整个信贷体系对政治的影响，以“分赃制”来实现平等公民在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然权利。特纳认为，在边疆民主中，“阶级和财富的不平等几乎不起作用”，而“条件的不平等”（inequality of condition）在特纳看来是可以忽视的。^[2]这影响了一代史学家以“中产阶级的、进步主义的方式”思考民主的进程，“他们的民主热情建立在对全体人民的浪漫主义的信仰上，人民被他们视为无区别的大众，没有不平等和冲突的存在”。^[3]杰克逊民主在特纳学派的解释下成为地区间利益冲突的主要表现，即所谓“区域冲突论”。

不过正如查尔斯·克洛所言，我们无法通过一部著作或任何一位学者的思想来研究进步主义史学，因为“它不是一种历史哲学，也不是严谨叙述、详尽定义的对美国往昔的解释”，而更像一套相关的感想，一种由实用主义、进步主义的假设和观点构成的框架。^[4]在特纳的影响如日中天时，进步主义史学家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首先是20世纪初的多数政治讨论已经超越了特纳学派的区域冲突论。许多进步主义者一致认为美国在根本上分裂为两个社会经济阶层：民主的多数（democratic many）和特权的少数（privileged few）。出于当时抑制大企业扩张的需要，进步主义者将美国政治的两极化解释为人民大众与经济实力过于强大的阶层之间的持续冲突。1909年，卡尔·贝克尔出版了《纽约州政党史》（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1909），将革命运动的兴起同下层阶级要求分享被当地大企业家控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联系起来，将城市工人作为典型的革命群体。查尔斯·比尔德则“将阶级冲突的尖刀推进到美国政治体制的心脏”，用经济利益的冲突解释宪法和杰斐逊民主的兴起。^[5]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进步主义对美国史学的影响仍然十分巨大，“特纳、比尔德及其年轻追随者的思想20年代在史学界的传播没有遇到任何真正持久的反对”。^[6]两战之间，进步主义史学内部的一个突出趋势是历史叙述范围的扩大，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进步主义史学家关于“人民”（the People）的概念不断扩大。尽管19世纪末已有史学家提出，应当更多地通过一般人（man in general）而不是个人，或者“不那么重要的美国人”来研究往昔^[7]，但他们所说的“一般人”或“平常人”（plain men）实际上并不包括真正的“普通人”（common man）。“一战”前，普通人在美国史学中还是一个抽象的形象，除了拓荒者这一经典形象以外，其他形象均模糊不清。这种状况使得民主主义者长期以来引以为荣的美国社会的多样性难以得到体现。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年轻学者开始着迷于不同环境下特殊群体的具体经历。他们常常以一种认同感写作关于契约奴、牛仔、传教士、印第安人和移民主题的论著，详尽阐释了美国人民的丰富的多样性。但总的来说，进步主义史学家从未对东北部的富裕和贵族群体寄予任何同情。他们将民主等同于普通人（common man），特别是边疆人，而不是新英格兰传统。对进步主义者来说，“在西部精神中看到瑕疵比注意到东部理想中的缺点更为困难”。^[8]

20世纪30年代，进步主义史学阵营内部的争论激烈起来，“揭示了进步主义史学内部的张力正在变得多么严重”。比尔德一贯不赞同特纳的观点，在他看来，特纳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经济现实主义者，虽然物质基础（土地）是他论述的出发点，但实际上特纳更倚重的是半罗曼蒂克的理论基础，即先验地认为西部社会是一个自由、高尚的美国。^[9]比尔德则更受经济利益分析的吸引，认为区域差异遮蔽了经济差异。他认为边疆无法解释奴隶制、城市的发展、工业化过程和劳工的兴起，更关注东部城市中的变化，也反对特纳的边疆个人主义是美国文明发展驱动力的观点。^[10]20世纪30年代，特纳的学生托马斯·阿伯内西（Thomas P.Abernethy）提出：“西部的第一个结果不是民主而是彻底的机会主义。”边疆是城市不满情绪的“安全阀”的说法也遭到了学者的驳斥。许多特纳的批评者论证说他的理论影响了人们对城市和工业革命在美国历史上重要性的理解。老施莱辛格用对美国历史的城市解释反对特纳的边疆理论，比尔德的学生路易斯·哈克（Louis M.Hacker）用坚持经济阶级的重要性反对特纳的区域论。而在比尔德派指责特纳低估了城市化或资本主义的影响，过于强调自然环境的作用的同时，又有学者批评比尔德派的方法和特纳派一样没有给思想的自律和影响以足够重视。^[11](www.xing528.com)

这种对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作用的强调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进步主义史学内部出现的又一个发展趋势，即对思想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逐渐取代了物质决定论的地位，其具体表现就是思想史和传记类著作数量的增加。

事实上，鲁滨逊20世纪初就在《新史学》中为思想史争取了重要的地位，卡尔·贝克尔在《论〈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922）中已经证明专业史学家可以将思想史写得很好，但当时几乎所有的专业史学家研究的都是有确实材料的社会和政治事件，“科学客观性的严谨观念阻止了职业史学家冒险进入一个主观的价值观、思索和立场构成研究实质的领域”。^[12]这个时代的美国历史研究深受强烈反思想的特纳的边疆论影响，比尔德认为思想不过是经济力量的工具，就连贝克尔也否认思想的客观性，认为它从属于更“强大的”力量。^[13]弗农·帕灵顿的名著《美国思想的主流》（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1927，1930）是该领域的第一部宏观论述。但当时所有的重要史学杂志都忽视了这部著作，史学界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逐渐接受了思想史。^[14]

同时逐渐获得史学家重视的还有传记类著作。传记一直被认为与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但在一些方面并没有那么严格的标准，它们更注重文学表现和心理分析，且往往会为传主辩护，因此被职业史学家认为“完全处于历史撰述的边界之外”。^[15]这类论著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很少得到职业史学家的严肃对待，仅仅由于个人生活相对易于展现，以及主要的资料通常也较易获得而成为流行的博士论文选题。但到30年代，一些著名学者如霍华德·比尔（Howard K.Beale）、亨利·S·康马杰、詹姆斯·伦德尔（James G.Randall）和艾伦·内文斯都开始致力于传记的写作。这种形式强调“连续感”和“一贯性的意识”，它与思想史同时获得史学家的青睐表明了它们在为一个新的共同目标服务，就是反对物质决定论，为历史中非人格的力量划定界限，重申人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命运。^[16]

进步主义史学巨擘比尔德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也在朝这个方向变化。事实上霍夫斯塔特认为，在比尔德出版于1915年的《杰斐逊民主的经济根源》（The Economic 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一书中就已经出现了“奇特的转变”，以农业论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开场的故事到了亚当斯执政时期，政治的主要事件和问题“相当突然地”后退到背景中，“前景则由对亚当斯、约翰·泰勒和杰斐逊的政治、经济思想的描画所占据”，“对于一个迄今一直促使我们接受历史的经济解释的人来说，这是奇怪的一步”。^[17]到1939年他更宣称：“正如自然环境中闪电的光亮总是产生在雷声震响之前，在人类事务中思想的火花总是发生在社会变革之前。”^[18]他已经完全颠倒了原因和结果的顺序。1942年，他在《美国文明的兴起》中增加了一卷《美国精神》The American Spirit），认为是对前几卷的重要补充，呈现了文明的“内在”而不是“表面”的特征，描述了美国人的“思想和道德动机”。虽然比尔德缺少脱离物质利益来分析思想的方法，使得这本书只能称为一个文件摘要，但可以看到，在进步主义学派内部，物质力量支配历史的观念正在失去基础，“对强有力的个人的决策和强大思想的影响的兴趣正在扩散”。^[19]

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战”后的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一批年轻史学家的著作，它们热诚地评价了美国历史中的民主改革与异议传统。小施莱辛格的《杰克逊年代》可以说是其中最早的一部。梅里尔·詹森的《新国家》（Merrill Jensen，The New Nation，1950）记录了18世纪80年代的民主斗争；埃里克·戈德曼的《聚合在“天定命运”之下》（Eric F.Goldman，Rendezvous with Destiny，1952）将“在新政和公平施政中达到高潮的改革运动”一直追溯到1870年。另外还有伍德沃德的《新南部的起源，1877—1913》（C.Vann Woodward，Origins of the New South，1877-1913，1951）和霍夫斯塔特的《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Richard Hofstadt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1948）。这些著作对“思想的作用”，特别是“思想对政治行为的作用”，都表现出强烈的研究兴趣。虽然有些作者在总体上仍然坚持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但对于思想对政治影响的密切关注不可避免地将经济原因推到了幕后。这表明进步主义史学家已经日益从对外部物质现实的关注转向“对价值观的关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