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夏之际,小施莱辛格开始为写作学位论文做准备。最初他准备研究布鲁克斯·亚当斯的生平和思想,但父亲建议他考虑以奥雷斯蒂斯·A·布朗森为研究对象。小施莱辛格根据父亲的指点到《美国传记辞典》中查阅了相关内容后,发现布朗森是一个一生都充满了矛盾和争议的人物,他的作品虽然卷帙浩繁,却极易找到;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物在对新英格兰的新一轮研究热潮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颇具研究价值。小施莱辛格又写信,向当时正在伦敦的导师米勒征求意见,米勒在回信中说,他“强烈地、断然地站在布朗森一边”。[17]他指出,布朗森或许不像亚当斯那样拥有第一流的思想,但他的生涯和交往更为复杂,这意味着通过这个人物可以了解19世纪的许多思想。
奥雷斯蒂斯·A·布朗森是19世纪美国一位颇受争议的知识分子。“在他漫长且风波不断的一生中,布朗森几乎支持过每一个热点问题的每一种立场;在他喧闹的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他都是一个雄辩的争论者。”[18]他最初是一个加尔文教牧师,后来信仰过普救论、唯一神教派教义,最终却加入了天主教会;他曾经积极支持社会改革,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的“劳动阶级”(The Laboring Classes)一文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早于《共产党宣言》8年预言了阶级之间的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却抛弃了对人民和民主的信仰,采取了坚决反对改革的保守主义态度;他撰写的文章涉及了当时美国社会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些更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样一个有重大争议的人物,他的思想是循着怎样的轨迹发展变化?其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又为何会湮灭在历史的记忆中呢?布朗森的同时代人当中虽有人肯定他的才智,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他只是权威的盲目追随者;也有人认为他仅仅嗜好新鲜事物,并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因此生性无法长期保持一种信仰。而施莱辛格认为,布朗森易于接受其他思想家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理解这一人物的关键问题在于“他为何会在特定的时刻向特定的方向转变”。[19]因此,施莱辛格以布朗森历次宗教和政治信仰的转变为线索,勾勒了这位争议人物的一生,条分缕析地阐明了自己对上述三个问题的独到见解。
小施莱辛格指出,布朗森所有的荣誉和所有的麻烦都源于他对真理的热爱,他用真理拯救自己和造福世界;如果没有真理,他便会迷失自己前进的方向。但布朗森对真理的理解是随着他的个人经历不断改变的。布朗森拥有一种对理论的罕见敏感,并且有一种“阐明思想的逻辑联系的致命热情”[20],如果他在一种理论中发现了不足,承认这种理论对他来说便成为不堪忍受的折磨,从而驱使他寻求新的真理。他多次改变自己的信仰,是智慧在坚持不懈地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矛盾,而不是一种反复无常或愚蠢。他深深地信仰上帝、道德和逻辑,并热切渴望能将三者统一为一个整体。他最终对天主教的皈依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理性,而是因为天主教教义最终“将布朗森的三种信念吸收进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中,令他的心灵和头脑一样满足”。[21]
小施莱辛格认为,布朗森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在他创办并为之撰稿的杂志上,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从对加尔文主义的抛弃,到对工人改革的关注,到《未来的教会》、超验主义、杰克逊和范·布伦的民主党、布鲁克农场、天主教教义,卡尔霍恩和州权、唯心论、男女平权论、奴隶解放——凡是这个国家自1830—1870年间热烈讨论过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布朗森无不涉及”。“在19世纪很难找到其他这样有持续的思想评论记录的杂志。”[22]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系列闪光的经济思想,他“深思熟虑地提出了阶级斗争和经济因素在历史上起支配作用的观点,并通过这些视角敏锐地观察当时的政治。根据他从个人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带来的观念,站在新工业经济的边缘,他清楚地看到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工厂和银行体制是如何抛弃旧道德的”。[23]小施莱辛格指出,当时没有其他美国人,也很少有欧洲人能够像布朗森这样如此深刻地探究工业社会的弱点和矛盾,布朗森是美国最接近马克思的先行者。他象征着时代的思想焦虑和活力,尖锐地看到了未来的问题,“他对社会的观察有一种当时没有其他美国人达到的深度”。[24]
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在当时却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相反,布朗森很快被人们彻底地遗忘。小施莱辛格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布朗森作出最大贡献的上述问题在他自己的时代并没有受到普遍关注。“设定历史重要性标准的是写作历史的一代,并不是创造历史的一代……每个时代都只有少数人能通过这种筛选的过程。他们是多面的人物,会随观察角度的不同显现出不同的形象。其他一些被认为不属于最重要之列,可能也不属于次重要之列的人物,在当时知晓他们的人中间受到重视,但在其葬礼之后不到十年名字就逐渐褪色,再过十年就可能被完全遗忘。”[25]由于决定在内战前的岁月中什么应当被历史记载的学者们极少关心劳工的命运、对工业主义的反对或天主教会等问题,使得布朗森成为历史偶然性的受害者,并从美国的历史记忆中彻底消失。最后小施莱辛格指出,布朗森不仅属于天主教徒,而且属于所有美国人,他是美国思想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杰出智慧和诚实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26](www.xing528.com)
小施莱辛格完成学位论文后,老施莱辛格和米勒又鼓励他对论文进行修改和补充,于1939年4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奥雷斯蒂斯·A·布朗森:一个朝圣者的成长》(Orestes A.Brownson:A Pilgrim's Progress)。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亨利·S·康马杰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虽然对施莱辛格的一些具体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但称赞这是一部技巧娴熟的高明作品,文笔熟练生动,其对资料的可靠把握,对背景的处理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查尔斯·比尔德则给施莱辛格写了一封亲笔信,称自己在一天之内便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当我在晚上放下它时——玛丽·比尔德可以作证——我大呼‘终于有了对美国历史写作的真正思考,感谢上帝!’”[27]
派瑞·米勒曾经希望小施莱辛格通过对布朗森的研究能获得对19世纪广阔历史背景的深入理解,事实也正如米勒所预见,小施莱辛格通过对布朗森生平的研究而得到的收获对其学术生涯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一次奇妙的思想之旅首先使小施莱辛格对19世纪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宗教思想和重要人物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正如他自己所说,布朗森的著作为理解他所处的时代打开了许多不同的窗口,“沉浸在布朗森的生活中变成了沉浸于19世纪的神学、哲学、政治和思想骚动当中”。[28]这为他下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解读布朗森的思想时小施莱辛格发现,布朗森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杰克逊时代的政治、思想冲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他一些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新英格兰人的生涯也同样如此,如乔治·班克罗夫特、塞缪尔·克莱森·艾伦(Samuel Clesson Allen)等,使杰克逊民主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与当时教科书中传统地描写为粗野的边远地区的反抗相当不同”。[29]这使小施莱辛格对当时美国史学界关于杰克逊民主的传统解释开始产生疑问,并最终引导他撰写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杰克逊年代》。
研究布朗森的过程还将小施莱辛格引入了一个充满宗教和政治信仰分裂的时代,引入了思想和政治重叠、交织的复杂和微妙的领域。他深切地感受到,布朗森是时代思想冲突的产物,同时这个朝圣者身上还具有“现代性的感召力”,他在19世纪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天主教徒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美国文化的特性到上帝的死亡等——无疑也触动着现代人的神经。[30]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布朗森的经历并不是独特的,“自他的时代以来,许多美国人重复着他的经历”[31]。对布朗森的研究帮助小施莱辛格确定了对思想史的兴趣,而对思想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以及对美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些现象的思考,则帮助小施莱辛格确定了今后他的思想史、政治史互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框架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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