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思想研究:慈父严师与环球旅行

小阿瑟·迈耶·施莱辛格于1917年10月15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布市。他的父亲是美国著名的史学家老阿瑟·迈耶·施莱辛格，其祖父伯恩哈德·施莱辛格出生于东普鲁士，于1860年渡海来到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他的母亲名叫伊莉莎白·哈丽特·班克罗夫特，她的姓氏令人极易联想到19世纪的美国著名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其实，他母亲的家族在1634年从英格兰来到北美后，曾在乔治·班克罗夫特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的乌斯特生活过，极可能同乔治·班克罗夫特有着某种血缘关系。因此在小施莱辛格出生后，父母曾为他取名为阿瑟·班克罗夫特·施莱辛格，在他14岁时才决定改为小阿瑟·迈耶·施莱辛格。

小阿瑟·施莱辛格的童年是在充实和快乐中度过的。父亲博学而慈爱，母亲是其父的大学同学，也是一位性格热情、思想独立的知识女性。双亲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在两个儿子的身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1924年，也就是小阿瑟7岁那年，老施莱辛格受聘到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施莱辛格全家亦迁往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这里自由的氛围使施莱辛格夫妇如鱼得水，他们很快融入了波士顿的生活。每逢星期日下午，施莱辛格夫妇会在他们的起居室举行茶会，邀请历史系的学生同哈佛的教授们以及来访的外国学者会面。这种浓郁的学术氛围给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小施莱辛格自幼就十分喜爱阅读，且涉猎十分广泛。父亲所收藏的一套英国著名作家亨蒂（G.A.Henty）为孩子们所写的通俗历史读物是他的最爱。在80篇历史冒险故事中，古代埃及、威尼斯共和国、印度、荷兰共和国的兴起、智利争取独立的斗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等都生动而形象地呈现在小施莱辛格的脑海中；亨蒂从效忠派视角撰写的美国革命以及从南部邦联支持者视角撰写的南北战争则令他对历史真理有了新的认识。大量的阅读很快激发了小施莱辛格尝试写作的欲望，由母亲精心保存下来的小施莱辛格少年时代的作品已经表现出他对历史的专注。他曾写过加勒比海海盗和美国西部土匪的故事，还仿写过一部名人百科，其中以未来史学家的口吻对当时的名人进行了讽刺性的描述。

小施莱辛格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他在学校中曾两次跳级，1933年自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毕业时年仅15岁。父母认为这个年龄对于进入大学学习来说为时过早，此时恰逢老施莱辛格计划于次年2—3月到伦敦大学开设一个讲座，便决定携两个孩子进行一次环球旅行。施莱辛格全家一路畅游了日本、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遍访了紫禁城、长城、吴哥、金字塔、雅典卫城、庞贝古城等众多历史古迹，大大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加深了他们对东西方文明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小施莱辛格在父母的鼓励下为自己的环球旅行写下了6万多字的日记，记日记后来成为他终生保持的习惯。在各国旅行期间，小施莱辛格亲眼目睹了军国主义的阴云正在笼罩着日本，也切身感受了当时已经弥漫世界的不安的政治气氛。多年后他在回忆父母对自己的影响时感慨地说：“对一个幼稚和易受影响的男孩而言，一次环球旅行可能是对他最好的教育。”^[1]1934年，环球旅行归来的小施莱辛格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在通往学术生涯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一生的治学过程中，小施莱辛格的家庭背景对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他的父亲老阿瑟·迈耶·施莱辛格（1888—1965）是美国著名的史学家，被公认为“新史学”的倡导者之一，杰出的社会史家，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之父。^[2]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德裔移民的后代到一个蜚声美国史坛的著名史学家、“新史学”的倡导者，老施莱辛格的生平和治学经历也正是一面可以折射出美国“新史学”发展历程的多棱镜。老施莱辛格出生于俄亥俄州的齐尼亚镇（Xenia），这个热闹繁荣的小镇不仅是当地的商品集散地，还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不但生活着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有许多德国裔和爱尔兰裔居民，黑人的数量也极多，以致当地人戏谑地说，齐尼亚就是当年内战时南方奴隶逃往北方的“秘密铁路”的终点。现实生活中多元文化的图景使少年施莱辛格产生了好奇之心，他想知道是什么使得彼此之间差异如此之大的各民族人民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涌向美国，并且能超越本民族的历史，在社会和文化上彼此融合为新的整体，但他在教科书中却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在当时的历史教科书中，英国是美国人唯一的母国，而其内容也仅限于政治、战争和外交。现实生活同教科书的巨大差异使他产生了疑问：为何对于自己生活如此重要的事物在所谓的历史教科书中却毫无反映？

1906年，老施莱辛格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在这里度过的4年对他的一生而言是决定性的，他极大地拓宽了自己的视野，确立了自己一生的志向，还遇到了美丽聪慧的妻子，同时也对当时历史学视野的狭窄有了日益深刻的体会。大学毕业后，他同时向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提出了奖学金申请，并得到了两所大学的肯定答复。最后在导师的鼓励和对纽约城的向往之下，他选择了到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此时正值鲁滨逊的《新史学》刚刚问世、鲁滨逊在美国史学界的影响如日中天之际。鲁滨逊在《新史学》中提出，历史应该包括人们自出现在地球上以来所做过或想过的每一件事的每一点蛛丝马迹，而为了写作“新历史”，史学家应当依靠“历史的新盟友”，即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新史学》的问世使老施莱辛格长期以来苦思冥想的东西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具体而真切的想法，并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历史观，即历史应当是政府、个人、社会、经济、地理和宗教等各种力量综合影响之下的产物。^[3]

1912年秋，老施莱辛格回到俄亥俄州立大学担任历史学和政治学教师，同时利用繁忙教学工作的间隙写作自己的学位论文。1917年他以题为“殖民地商人与美国革命”（The Colonial Merchant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的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次年，其博士论文公开出版，即引起美国史学界的关注。进步史学派的主将查尔斯·比尔德在《新共和》上的评论文章称其为“迄今对美国革命史的最重要贡献”^[4]，美国史学家迈克尔·克劳斯称其为“对革命年代进行经济解释的最重要贡献”。^[5]该文后来被美国历史协会授予“贾斯汀·温泽奖”（Justin Winsor Prize）。1917年夏，他在俄亥俄大学的暑期学校开设了一门面向教师的课程“美国史修正”（Some Revisions of American History），开始了他探索将新史学思想引入美国史教学的长期努力。

1919年，老施莱辛格应邀前往爱荷华大学任教，小施莱辛格也随父母离开出生地哥伦布，前往爱荷华城。老施莱辛格在爱荷华大学将“美国史修正”课程拓展为“美国史新观点”（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n History）课程，其内容后来以“美国史新观点”为题于1922年出版。该书是老施莱辛格对当时美国史学界现状长期研究和思考的结晶，尤为强调社会史和文化史，其中“美国历史上妇女的作用”“移民对美国历史的影响”等文章均被认为具有开拓性的影响。1922年，老施莱辛格又在爱荷华大学开设了“美国社会文化史”课程，并开设了相关的讨论班，这在美国所有的大学中是首开先河的。^[6]

老施莱辛格的史学才华引起了哈佛大学同行的注意。192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爱略特·莫里森在应邀前往牛津大学担任美国史教授前，极力主张哈佛邀请施莱辛格作为访问教授，在一年时间内暂时代替他的位置；著名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和爱德华·钱宁也极力支持。因此施莱辛格全家于1924年秋应邀来到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准备在这里度过一年时间。但秋季学期开始后不久，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便向施莱辛格发出邀请，希望他接替詹姆斯·鲁滨逊的教席并慷慨地提供了6 000美元的年薪。哈佛大学历史系闻讯，立刻向校长提出也应给予施莱辛格同样的待遇，并给予他永久聘约。虽然老施莱辛格对哥伦比亚大学也有深厚的感情，但他更喜欢哈佛的同事和学生，尤其是那里的学术氛围和生活环境，因此最终还是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聘书。

老施莱辛格在哈佛大学为本科生开设了“美国社会和思想史”课程和研究生讨论班，深受学生欢迎。他以提出对美国历史的“城市解释”作为对弗雷德里克·特纳的“边疆论”的补充而知名，后来他撰写的《城市的兴起：1878—1898》（The Rise of the City：1878-1898，1933）阐述了美国城市兴起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及作用，被认为是美国城市史的开山之作。他同迪克森·莱恩·福克斯合编的《美国生活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Life，1927-1948）则将美国史从传统的被政党斗争、战争和外交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表明历史撰写应该将人们各种不同的兴趣包括在内。^[7]老施莱辛格的学生当中有著名的思想史家亨利·F·梅，思想史和社会史学家默尔·柯蒂、卡尔·布里登博，移民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科学史学家A·亨特·杜普雷等，多人曾获得各类重大的历史学术奖项，或者担任美国历史学会等组织的主席。约翰·海厄姆感叹，他们“占美国历史专业最好的博士生中相当大一部分”，并且逐渐在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作出了“最令人敬佩的贡献”。杜普雷曾评论说：“列一张对美国科学史作出过贡献的施莱辛格的学生和他学生的学生的名单，就是拟定近20年来该领域的不完全、但极具代表性的参考书目。”^[8]老施莱辛格还是坎布里奇的妇女史研究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65年去世后，该馆被命名为阿瑟和伊莉莎白·施莱辛格妇女历史图书馆，成为美国最具影响的妇女史研究机构之一。(www.xing528.com)

父亲对小施莱辛格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人格成长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老施莱辛格很早就鼓励儿子“举起镜子观照每件事物，过去和现在的，并对自己看到的作出判断”。^[9]小施莱辛格在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等方面的观点均深受老施莱辛格的影响。老施莱辛格是“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研究视野十分广阔，他认为历史学家的知识领域应该是“人类过去经历的总和”，为此他既曾经深入研究某一历史阶段或领域，又大胆涉猎美国史的各个方面。他对18世纪晚期北美殖民地商人与美国革命的研究和19世纪晚期美国城市发展的研究均获得史学界的极高评价。他撰写过涉及美国历史各个领域的总论性文章，如美国特性、政治、文化、宗教、外交政策、科学、技术、习俗、志愿协会，甚至食品等，他主编的《美国生活史》即试图描述美国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历史变迁。他深信，“19世纪解释了20世纪，反之亦然；思想史和经济史解释了政治和外交史，反之亦然——最终，所有的历史都是比较的历史”。^[10]

老施莱辛格开拓了美国史学研究的众多新领域，但他的新史学研究“不是随意掷了一个历史骰子的结果，而是源于一个历史学家责任感的总体观念”。^[11]他终生支持社会史研究，同时不论作为公民还是历史学家，都从未忘记过历史在公共生活与政治决策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他最具影响力的一些作品涉及美国历史中持续存在的总统职权、政党、州权、政治、外交、战争等问题。在《美国史新观点》和《源远流长》（Pathsto the Present，1949）中有相当一部分论题涉及美国政治和宪法问题，这极大影响了小施莱辛格的学术取向。

1988年在老施莱辛格百年诞辰之际，一位朋友送给小施莱辛格一份珍贵的礼物——曾经属于他父亲的好友塞缪尔·爱略特·莫里森的一本《美国史新观点》。多年以后再次捧起这本书时，小施莱辛格惊讶地发现：“父亲预见了我自己的历史学旅程中的许多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无意中从他那里汲取了多少东西。”^[12]比如他在多部论文集中采用的写作方法，即以相互关联的解释性文章讨论美国历史的主题，就同父亲如出一辙；他同父亲一样重视历史叙事的艺术；而他著名的“美国历史周期论”本身亦是继承自父亲。事实上，其父在“杰克逊民主的重要性”一文中已经简明地阐述过他在《杰克逊年代》中提出的主要观点——传统上被认为是蛮荒边疆产物的杰克逊民主同样有着重要的东部起源。父亲还初步探讨了杰克逊时代的政治运动与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自己在《杰克逊年代》一书中所探讨的许多问题同样也是曾萦绕在父亲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疑问。

老施莱辛格支持自由主义，是一个立场温和的政治积极分子，在公共生活中更多地表现出职业史学家的特性。小施莱辛格的自由主义思想与父亲一脉相承，但他并不满足于把自己的思想和智性存留在知识分子的象牙塔中，而是希望能够将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行动。老施莱辛格对自己的学者—公民的双重身份以及对公民责任心的清醒认识一直深深影响着小施莱辛格。小施莱辛格在回忆父亲时说：“他从不认为尽学者的义务便可免除公民的责任，虽然他确实认为学者身份和公民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分离的责任。作为一个学者，他相信‘史学家不应该抱着发现对现在特别重要的思想和事件的决心来研究过去。这会歪曲真实的历史过程’。同时他相信，史学家作为公民能够并且应该使历史对现在的困境产生影响。”^[13]这些思想都在小施莱辛格的学术和从政生涯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作为一位著名史学家的儿子，小施莱辛格同普通的历史系学生相比虽有着众多优越的条件，但也承受着特殊的压力。在校园中，他曾被同学们尖刻地称为“Junior”而不是“阿瑟”或“施莱辛格”。小施莱辛格虽然深受父亲治学精神的巨大影响，却并没有生活在父亲盛名的阴影之下，而是最终在学术上走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道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术成就，在美国史学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迹。

对小施莱辛格早期学术生涯产生较大影响的除了父亲之外，还有他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就读时有幸遇到的两位优秀的导师，其中一位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F·O·马西森，另一位是著名的美国思想史学家派瑞·米勒。

小施莱辛格在哈佛大学选择的主修专业是“历史和文学”，因此每个学生都会有一位史学导师和一位文学导师。小施莱辛格当时的文学导师马西森是美国学运动的创始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秉承了由进步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等改革运动所延续和深化的自由主义理论视角，更从新的角度突出了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独特性，从而为美国的自由主义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美国的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1941）一书被奉为美国学运动的经典之作。马西森在这本著作中选择了爱默生、梭罗、霍桑、梅尔维尔和惠特曼五位作家作为研究对象，他们都亲身经历了19世纪自由主义传统迎接挑战的斗争。马西森从文学角度切入，向读者展示了自由主义发展的复杂性和反复性。马西森在担任小施莱辛格的导师期间，正在写作《美国的文艺复兴》。他和小施莱辛格一起逐行阅读惠特曼等人的诗歌，发现隐藏于字里行间的历史回响和暗示。这种试图找出文学和史学联系的工作对小施莱辛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马西森的引导下，小施莱辛格对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直到今天他还认为，正是马西森对他的影响无限地扩大了他对美国史的理解。

小施莱辛格的另一位导师派瑞·米勒是著名的清教思想史学家。他引导小施莱辛格关注对美国早期历史进程有深刻影响的清教思想世界。小施莱辛格成为米勒的学生时，米勒刚刚完成了《马萨诸塞的正统信仰》（Orthodoxy in Massachusetts，1933）一书，正在撰写他的名著《新英格兰思想》的第一卷。他布置给小施莱辛格的第一次作业便是阅读一篇17世纪的清教牧师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r）的布道词。米勒是一个无神论者，但相信人有原罪。小施莱辛格从米勒那里了解了奥古斯丁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即人对自身的有限性、失败、罪过、堕落的痛苦认识，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对道德责任的挑战。米勒尊重清教徒，因为虽然有奥古斯丁的预言在先，他们仍然认为，只有人的意志能给人类堕落的混乱带来秩序，这是具有革命性的思想。米勒让小施莱辛格深切地感受到，清教徒虽然披着神秘的神学外衣，但“他们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14]米勒让小施莱辛格相当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内心对清教原罪说的极大兴趣，他还向小施莱辛格指出，清教思想在新正统主义神学中有明显可以对应的部分。正是从米勒那里，小施莱辛格第一次听说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这个日后将对他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

派瑞·米勒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也对小施莱辛格产生了重大影响。米勒反对弗雷德里克·特纳对“边疆”在美国历史中作用的夸大，认为这种观点暗示，创造历史的是环境而不是有自觉意识的人。他反对各种形式的社会和经济决定论，不同意社会的变迁乃是由经济利益的推动与物质条件的变化所导致，认为人的思想和意图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人不可能脑中毫无意念地行动，而促使他人行动的那些人更是脑中早有清楚的盘算……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找出历史时刻中的动机和刺激力。如果设定一切都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术的驱策所致，那就放弃了责任，就不能把现代社会历史变迁的缘由解释清楚。”^[15]这些观点与长期以来主导美国历史撰述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促使美国史学家摆脱束缚，从新的视角阐释历史演变的进程。在研究思想对历史变迁的作用时，派瑞·米勒更感兴趣的是观念史，而不是研究思想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广义的思想史。他有意地避免过多注意社会或经济影响，“他的热情在于观念本身——它们的力量所在，它们的危险性，它们的自律性与它们之间微妙的相互关联……他的目的是证明，思想是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16]派瑞·米勒的思想史方法深深地影响了小施莱辛格，后来使小施莱辛格声名鹊起的《杰克逊年代》正是他用思想史方法研究政治史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