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物质与意识的共同往事
颉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获2014年度“求是奖”、腾讯“科学探索奖”。主要研究早期胚胎发育以及表观遗传基因表达调控。
在那些为了回归而出发的旅程中，有一段非常特别的经历。那个下午，当灰色的雨丝喃喃泣诉，我一个人在一片红杉林中穿行。两个小时后，第一辆汽车打着灯向我驶来。高大的伐木工人搬运着死去的树木，在无人造访的小径上留下几个泥泞的脚印。
树林的尽头，我的目的地是一座公墓。两百年来，附近的死者都安葬在这里。
一个叫格瑞丝的女孩6岁时死于芭蕾舞台，塑料眼睛的布偶、沾满了木屑的丝绸舞鞋反射着点点雨光；70年前，罗杰墓碑旁种下的一株三角梅，此时亭亭如盖，凋落的花瓣编织成一块破碎的地毯；雪莉墓挤在一栋铁皮屋的墙壁上，一个新鲜的唇印似乎还在继续这个不知名演员无声的戏剧……
死亡是一个个无梦的长眠。我喜欢过很多作家，有些像我一样写故事，有些写诗。我通过纸上的旅行认识他们。这一次，在美国各州之间游历，我逐一拜访了这些作家的安息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家园，仿佛他们和亲人的故事也可以稍稍治愈我的悲伤。
要在这个公墓找到雷蒙德·卡佛[1]并不困难，遵照遗嘱，他就安葬在这座墓园山坡的制高点。这样一来，他便能够永远地俯视胡安·德·富卡海峡。
我在他的墓前坐下来，裤管沾上了一点黄泥。黑色大理石旁，一只透明匣子中，我取出一本被深蓝色布料包裹的笔记本。书迷们在这里感谢作家在某个寒冷的夜晚，抚慰过自己受伤的心。他们回忆一次不成功的约会，一次没有诚意的忏悔，或者和他继续辩论书中一个人物的结局。
我翻完了所有留言，拿出原子笔，流着泪写下了自己对外婆的思念：
“你还好吗？余慧卿小姐。我更愿意这样称呼你，现在你不再有任何身份，不再扮演任何角色，你终于成了你自己。在所有随性、自由生活过的寥寥无几的人类中，你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只想知道后来你去了哪里，那里有没有永远的平静，所有争议和误解会不会在那里平息。我爱你，只因为你是你，一个完整而饱满的生命。我爱你，即使你已经忘记，这所有尘世的记忆。我爱你，希望有一天我能微笑地再次目送你离去，在最后一次的诀别中，爱永无止息。”(www.xing528.com)
这种仪式感能够安慰我吗？或许在那个下午是的。希腊东正教的葬礼上，牧师会告诉你，只要还被记得，亲人就不会死去。他们活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不敢忘记。
可是另一种声音却在提醒，这种“记得”更像是我自己还活着、还爱着的证据，而对于外婆来说，等待她的，是否终究只有毫无知觉的寂灭而已？
逝者究竟怀着什么心境去了哪里？他们还会再次到来吗？在生命来去之间，到底在天空和大海留下了什么踪迹？这些问题也在那个下午发酵，越来越潮湿。我只是距离释怀又近了一步，却依然是那个满眼忧伤、追问永恒的少年。
一个叫伊利亚·梅契尼科夫[2]的人选择了向科学求救。1916年12月15日，他躺在病床上对朋友说出了遗言：“你会做我的尸检吗？仔细看看肠道里现在有什么。”
这个一辈子都在和死神打交道的微生物学家提供了一种面对死亡的态度。他头发蓬乱，弯腰驼背，胡须飘逸，像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页中走出来的。
他曾在全家人去马戏团看一些训练有素的猴子时，独自在显微镜下观察海星透明的幼虫，并在那里发现了细胞的吞噬作用。他还坚持将肠道视作拯救人类免于早衰的乌托邦。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替那个敏感、脆弱的自己找到心灵的出口。
在这之前，梅契尼科夫已经经历过两任妻子的病逝，自己也从两次失败的自杀中侥幸生还。他认为只有当一个人科学地理解衰老，才可能坦然处之。在经受严重的心脏疾病后，他在一封书信中写下：“对生物学基础机制的理解，让死亡已不再令人恐惧。”接着，他对命运做出了最终的妥协。
这一次，星星也将在她的故事里和死神勇敢地照面。我们不愿意与他和解，所以充满了朝着永生方向的努力。可是当我停下笔，也在这次旅程中明白，群星和大地本身正是演出生命奏鸣曲的乐手，也是曲尽人散后金色的梦乡。最后我们都会在那里重逢的。
[1]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美国短篇小说家、诗人。他在一首名为《晚期断章》的诗中写道：“你是否得到/你人生所期望的？/我得到了 /你想得到什么？/称自己为挚爱，感受到我自己/被世上所爱。”
[2] 伊利亚·梅契尼科夫（Ilya Mechnikov，1845—1916），俄国微生物学家与免疫学家，免疫系统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08年，因为细胞吞噬作用的研究，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因发现乳酸菌对人体的益处，被称为“乳酸菌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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