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星空的道德律！

第20届世界杯结束了，德国队替补队员年轻的马里奥·格策在加时赛上以胸部停球射门，用一粒绝杀进球为德国队赢得大力神杯。德国队7：1狂胜巴西队之后，1：0决胜阿根廷，使“快乐足球”彻底败在“理性足球”的脚下。德国队充满理性的踢球方式使人们感受到体育运动中的科学精神，他们收敛的庆祝方式使人们感受到充满道德律的日耳曼文化。

《实践理性批判》，（德）康德著，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

这正是康德在226年前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所昭示的那种文化，正如他在书的“结论”第一句所写：“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在他看来，前者将人们带入一个“世界之外的世界、星系组成的星系”之外的无限未知的神秘领域，那是一个人类理性试图去拓展的时间和空间；而后者将人们带入另一个神秘的“不可见的自我”和“真正无穷”的世界里。在星空面前，人十足渺小；但是在道德律面前，人十足伟大。这两样都令人敬畏的东西使康德以毕生经历去努力追问寻求答案。因此，在《纯粹理性批判》之后，康德对道德实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试图解开道德背后的科学真理。

但是，他发现仅在自然领域存在着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在道德（实践理性）领域也同样存在着一个难以解答的二律背反：即“追求幸福产生了有德行的意向的根据，是绝对虚妄的”；“德行意向必然产生幸福，不是绝对虚妄的”。德行与幸福是否一致的问题成了道德哲学最困难的问题，它直接导致人们在道德面前的两难处境：追求德行高尚的人并不一定幸福，而感觉幸福的人又不一定有德行，在德行和幸福二者之间，我们到底应该作何取舍呢？最好的选择是既有德又幸福，但是“幸福与德行之间必然的和足以达到至善的连接，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指望的”。因为，“我们无法设定作为受需要和感性动机刺激的存在者的人类具有神圣意志”。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预先假设人类一定具有“神圣”的品格，那样人就等同于神了。但是，对人来讲不可能的事情，在“上帝”那里则变为必然的了，“因为至善只有在上帝的此在的条件下才发生”，只有上帝才有资格是“至善的”。因此，如果假定人类需要道德，那就必须要“认定上帝的此在”，因为真正的道德必然是既有德又有福。

众所周知，康德“砍下了上帝的头”，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是用理性这个大力神将神性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可是，他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许多人利用这一点来说事，追求科学精神的人强调康德的理性，忠实于宗教信仰的人强调康德的德性。更有人说康德其实是一个“两面派”，并不是真正追求真理即科学理性的人，因为康德终身也信仰基督教，却并不理解康德为上帝留下地盘恰恰是由于他那无可辩驳的实践理性。康德如是说：“道德学根本就不是关于我们如何谋得幸福的学说，而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配当幸福的学说。只有在宗教参与之后，我们确实才有希望有一天以我们为配当幸福所做努力的程度分享幸福。”这一句足够现代的人们深思，当科学理性泛滥成灾的时候，人们一心想着的就是所谓“自由意志”追求的“最大幸福”，人们将这种幸福与物质享受相等同，于是我们学会了“如何谋利幸福”，但是，当这个世界日益被科学理性制造出来的各种污染和垃圾包裹的时候，我们又是否想到过“我们是否配当幸福呢？”道德才是真正让这个世界的人幸福的途径，所以，人类最终所追求的一切，怎么可能不是“至善”──这个既有福又有德只有上帝神性才能具备的东西呢？(www.xing528.com)

康德终于为他所认可的那个上帝揭示了真相，他自问自答式地问道：“上帝的概念是一个属于物理学的概念呢，还是一个属于道德学的概念？”康德说上帝这样的概念是“人们被迫认定”的，也就是说，在本体界（物理学的世界）里上帝不存在，可是在道德学中，上帝“必须”存在。哦，原来上帝在康德那里只是因为“道德学”的现实需要所以“必须”留下，因为除了上帝哪里去找“至善”的安放之处呢？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在写完《国富论》之后，还要写一本《道德情操论》作为补充，否则，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非理性的、非正义的，至善原则是资本主义精神不可或缺的核心原则，可是现实中的人们却总是在享受幸福的自由意志时忘掉了它，因此，经济越增长，我们越不幸福。

当今的自由主义虽然有规则意志，但却不一定具有善良意志，然而康德却早在200年前就指出：“道德法则就径直导致自由概念。”自由来自德性而不是幸福，这是今天的人们已偏离了的方向，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为了财富之类的幸福，不仅仅需要规则或法律，更需要来自“心中的道德律”，即善良意志或良心。偏离了德性的自由幸福导致人类社会两极分化，导致“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之类的冷漠与残忍。

康德终身没有离开过德国小镇格尼斯堡，可是他心中的道德律令却像一个阿基米德的杠杆支点，足以撬动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