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及其影响

《书目答问》，〔清〕张之洞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常有本科生、研究生问我读什么书，并要我列开书目。这就是《书目答问》。

这里所说《书目答问》是清人张之洞的一部目录学著作。

此目录非彼目录。按照史学大家章学诚说法，目录和目录学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这是从学术研究说的，一是了解学术源流嬗变，二是查检学术研究的书籍。朝浅点说，目录学是查检书的提要之学；往深一点说，目录学是治学门径之学，是学术体系之学。其实，今天一本书的目录也可作如是观。一方面借以迅速检索相关章节，而另一方面提示本书的思想体系。不是吗？可惜在知识爆炸、信息冗余的今日，一些“行色匆匆”的读者只管前者而忘记了后者。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当然需要阅读，但传统文献典籍浩瀚如海，何以卒读？这就有一个方法问题。阅读方法之首就是选择什么书为阅读对象。

因此“读何书”成为读书治学的门径。这个门径为中国古人高度重视，乃至其后衍为专门的学问，即目录学。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是目录学的一部名著，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颇有影响，对于今天系统了解传统学术文化也多有裨益。

张之洞（1833—1909），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无竞居士。清同治二年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浙江副主考，湖北、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读、侍讲及内阁学士，光绪末年为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襄。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在政治上依附慈禧太后，反对光绪维新，抨击君宪民权。同时又与维新人士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是有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倡导者，因此他反对戊戌变法，又极力主张兴办洋务。他在任山西巡抚时，就兴办山西机器局，任湖广总督时，创办京汉铁路，后来的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萍乡煤矿都是由他始办。此外还兴办有交通、邮电等实业。在建立新式军队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成为清末继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之后大力推动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

在“中学”方面，张之洞有相当的成就。著有《劝学篇》《广雅堂集》《书目答问》等，有《张文襄公全集》传世。任湖北学政时，为引导讲求实学，在武昌设经心书院。选拔生员优秀者，读书其中，研习经史、诗赋等，标榜实务，注重经世致用。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之洞奉旨任四川乡试副考，不久任四川学政。他感于当时四川文风凋敝，除科举外，几乎无任何学术的情况，奏请建尊经书院，光绪元年，书院落成。因丁忧回四川的工部侍郎恭焕任第一任山长（校长），初聘湖南学者王闿运担任主讲未果，继聘江苏学者钱铁江、钱徐山为主讲，选拔全川各县考取的秀才中的优秀者为学生。两年后，王闿运由湖南来川主持尊经书院前后达三次，为时共十年之久。张之洞一反旧式书院的办学方针，对尊经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加以改革，提倡“通经致用”的办学宗旨，培养“有品有用”人才，对四川文教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1909年张之洞去世，四川总督赵尔巽转上四川在籍翰林伍崧生的奏折，对张之洞振兴蜀学的功绩评价说“教泽所及，全川化之。迄今学样大兴，人才蔚出，文化之盛，翘然为西南各省之最。盖非大学士陶熔诱掖之力，断不及此”。这个说法并不过分。《书目答问》就是他创办尊经书院时，针对“诸生为学者”的疑问“应该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写的。

清乾隆下令编修的《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79309卷，存目（只存书目，作提要）60793种，93551卷，并由纪昀（字晓岚）等一批著名学者为全书撰写了提要，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对一万多部古籍进行了考订和评论，因而对指示治学门径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其内容繁杂，初学者要借以入门，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从《提要》到《书目答问》间约一个世纪，在学术研究领域又出现了大量有价值的著作，这些著作往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新的成就，这就需要一部既以约驭繁，又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目录学著作来为初学者作入门的指导，《书目答问》就是这样的一部目录学著作。全书列举2200多种书籍，约当《四库全书》五分之一，与《四库全书》所录相同的书，约有1340种，相当于《四库全书》七分之一，这些书大部分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要典籍。《书目答问》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比较容易超越时代的限制，至今它仍然可以作为选读古籍的参考。(www.xing528.com)

《书目答问》对古代典籍的介绍沿用了传统的结构，即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就是儒家经典著作以及后人对经典著作权威的、有较大影响的以注释为主要表现方式的研究著作，还包括一部分语言文字学书籍；“史”就是历史著作；“子”就是先秦以下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其他政治、哲学等类著作；“集”就是文学类的著作。读者可以据此查阅。此外，《书目答问》还在四部以外，增“丛书”一部，创图书分类学上的五分法。因为《书目答问》认为“其（丛书）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录于四部，故别为类”，而“丛书最便学者，为一部之中，可赅群籍，搜残存逸，为功尤巨”。1979年，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会议规定，今后古籍整理和编目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部，足见其贡献和具有的生命力。

10000余种书籍中挑选出2000余种介绍给年轻后代，其编选的依据、原则是什么？也即读这些书的目的是什么？1876年，张之洞四川学政任满即将离成都，作《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说：“读书何用？曰：成人才。”“宜读何书？曰：在择术。宜择何术？曰：无定，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学也。”他还说：“读书宜读有用书，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即是说，读书必须具有经世致用的实用目的。这样的学术和治学思想，在他的《书目答问》里也充分体现出来。其“略例”说，“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收所包括者不录。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刻编论缪者不录。”“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据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得，丛部举多存古书、有关实学、校刊精审者。”总之，选录的原则就是“致用”。

本着这个原则，他在“古”和“今”的问题方面，大力主张“读书宜多读古书”。他说：“除史传外，唐以前书宜多读，为其少空言耳。……唐至北宋，去半留半。南宋迄今，择善而从。”甚至说“常与古人比较，不以今人自宽”。但同时，他又大力宣扬“今胜于古”的思想，说“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充分肯定清代学者在经学和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成就，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清代的学术兴盛。他还认为“今人地理之学，详博可据，……若为经世之用，断而读今人书，愈后出者愈要”。所以，《书目答问》非常重视收录清代特别是乾隆嘉靖以来直至当世的著作，其“略例”称：“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时所未有者十分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八九。”这样，《答问》又可以视为有补《四库全书总目》的功用。

本着这个原则，《答问》不但选录必读之书、有学术价值之书，还在选录版本上不问古与不古，只问善于不善。传统印刷术的落后，使版本问题显得十分重要，张之洞对善本也有独到见解，但这一问题与工科同学学习传统文化关系并不密切，这里就不细说了。

本着这个原则，《书目答问》还向读者揭示各书的分合、书名的异同，以方便读者购求不限一途，研习不拘一本。例如，“史部”《左传纪事本末》高士奇撰，注：“坊行本乃宋章冲书，与此同名，不如高书。”“集部”《苏老泉先生集》下注：“又名《嘉祐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倡导者，张之洞正确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典籍已不能满足“经世致用”之需，面对不可抗拒的现代西方科技文化的“东渐”采取了明智的态度，在《书目答问》中选录了一些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和其他实用学科知识的书籍，如《新译几何原本》《代数术》《海国图志》《新译地名备考》《新译西方兵书五种》《炮说》等。尽管很少，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因为从当时全国的情况看，除极少数人外，中国传统士人接受的西学是相当有限的，他们有可能接触到的介绍西学的书籍也是相当有限的。例如从1842年至1860年，广州出版社的西书仅42种，其中科技书籍才13种。而且，他作《书目答问》在先。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较大影响，可见此前的张之洞应该说已有一定的思想基础。

尽管《书目答问》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继承《四库全书》的正统观念，排斥对小说、词曲的收录），有的地方不够全面（如《陶渊明集》仅收汤汉注本而不收陶澍《靖工先生集》），甚至有的地方错误（如钱大昕《三史拾遗》之“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却误为《辽金元三史拾遗》）但该书自1876年问世以后，深受学者的欢迎，迅速在全国知识界产生强烈反响，以至于刻本越来越多，“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跋》），从此“四方学者闻风兴起，得所依归，数十年来成就学者不知凡几”（李时《书目答问·再版序言》），最后竟至“书肆翻刻，讹谬叠见，本书面目，为之减色”（李时《书目答问·再版序言》）。宣统元年八月张之洞逝世，四川士绅在奏表其功时也称：《书目答问》“流传海内，几于人手一编”。此说虽然夸大其词，但却形象地说明该书的流传之广与影响之深。晚清的一些士子们如梁启超、陈垣、余嘉锡等人，因读《 书目答问》而走上治学之路并成为著名学者。梁启超在他的《三十自述》中说，1883年他购得《书目答问》和张之洞的另一本书《轩语》，“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鲁迅也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而已集·读书杂谈》）。由此可窥《书目答问》 在晚清传布影响之一斑。

今天对于文史专业以外的人来说，《书目答问》是一本难以卒读的书，对于缺少古籍常识的人来说甚至莫名其妙。《书目答问》的作者要解决两个问题，即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宜读什么书，什么版本最好，但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生来说，通过阅读达到前一目的就行了。但本文的目的不止于此。我认为我们今天身处知识爆炸时代，信息过剩无可逃遁。任何你认为有用的知识都可以瞬间获得。你还学什么？学方法、学体系。第一，你可以通过《书目答问》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著作是哪些，以免你被“二道贩子”误导，即“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书目答问补正·略例》）。第二，你知道了人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由哪些经典支撑和表现的，从而获得古代文化的“框架性知识”。第三，我认为最值得的是，你知道任何知识都是体系，希望你通过努力，像《书目答问》这样建构你自己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