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在欧美倡导百余年，是西方高等教育理论中既经典又最具活力的部分，有各种模式和观点，也面临着新的变革和挑战。关于通识教育，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有自己的理解，梅贻琦先生认为大学教育应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蔡元培提出要“融通文理科之界限”。新中国成立后，1995年，当时的教委召开了“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会”；1999年，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建立“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自此，全国逐步建立起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文化素质教育体系框架，高校依托文化素质课，推动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但时至今日，因我国高等教育基本沿袭了前苏联的教育模式，且历时长久，使得文化素质课多是以概论加通论的形式开展，不直接阅读原创经典，养成了学生机械背诵二手的论述，缺乏深入的思考，学生兴趣不足、效果不佳。通识教育的进一步开展，需要回归以原著典籍为基本的教学模式。
徐飞校长在《通识教育再认识》中说：“通识教育还应特别提倡学生自觉阅读经典，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内在的价值尺度、精神品格、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通过与先贤对话，与智者神交，从中感悟人类思想的深度、力度、高度和厚度。”(www.xing528.com)
稍加关注，可发现，学校本次开出的经典阅读书目，包含了斯坦福大学通识教育九个领域中最基本领域，即所谓“各种文化、各种观念、各种价值”领域的部分核心课程，如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奥古斯丁《忏悔录》、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等；同时，也有芝加哥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部分，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尼采的著作等。学校的经典阅读书目基本涵盖了通识教育中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典籍。经典阅读是通识教育深化的一个基本要求，它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感，进而启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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