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张扣扣的辩护人邓学平律师曾在网上展示出本案的辩护词《一叶一沙一世界》。该辩护词洋洋洒洒上万字，分为“这是一个血亲复仇的故事”“张扣扣没有更好的仇恨派遣通道”“复仇有着深刻的人性和社会基础”“国家法应该适当吸纳民间正义情感”“尾声：张扣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五部分，引用历史、文学、英美法格言、犯罪学知识等，全面剖析了张扣扣犯罪的成因，充满感情，令人动容。在这篇辩护词中，张扣扣被塑造为因母亲遇害而复仇的形象，符合民间认可的价值，其犯罪是情有可原的。与本案公诉词规范论法不同，辩护词多出了更多情感内容。
关于张扣扣案的辩护词，网上的争论极为对立。赞赏者认为，该辩护词内容丰富，有文采，有诗意，对犯罪的产生原因分析得很透彻。批判者则认为，该辩护词就根本没在点子上，辩护的要点都不是法律领域内的，各种法定情节都没有谈，只是在煽情，说给舆论听的，偏离了辩护的本意。无论观点如何，这些争论都肯定了辩护制度本身的价值，认为辩护应更好地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这种认识非常有意义。
辩护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它的行使直接关系到控辩是否平衡、司法是否公正、底线能否坚守。可以说，一个国家对待犯罪人的态度，体现出该国的文明水平；而辩护能否发挥作用，又是这种态度的直接检验。辩护权的行使包括被告人本人行使、委托辩护人行使和国家强制为一些对象行使，具体称为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三大类。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属于国家应当法律援助强制辩护的范畴，本案即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张扣扣本人不愿委托辩护人，则国家会安排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为其辩护。
我国的刑事辩护业务并未做到全覆盖，仍有相当多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并没有辩护人为其辩护。现在不仅要推广刑辩业务的全覆盖，让任何被告人都有获得专业人士法律帮助的机会，还要律师进行实质辩护，切实起到维护当事人权益的作用，这便是有效辩护。有效辩护理论已被我国逐渐接受。
有效辩护，是指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担任辩护人后，忠实于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尽职尽责地行使各项诉讼权利，及时精准地提出各种有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意见，与有权作出裁决结论的专门机关进行了富有意义的协商、抗辩、说服等活动。有效辩护原理来源于英美法系，从“无效辩护”引发，即如果认定行为属于无效辩护，则可以认定属于程序违法，甚至引发发回重审的效果。这一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保障当事人的辩护权，任何人被指控时都应有权利获得实质、尽责的辩护，辩护不是“走过场”，如果辩护权都无法保障，被告人最后的机会就彻底丧失，法律的底线也就攻破了。2013年，北京市就发生了由于律师辩护工作存在缺陷和过错，而导致一审判决被上级法院作为“无效辩护案件”发回重审，同时法院向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协会、律师协会以及有关律师事务所发出了司法建议书，建议加强“对律师刑事辩护职业行为的监督规范”的案例。[3]该判决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要认定构成无效辩护，条件要求很严格，根据美国的经验，主要体现为两种情形：①律师辩护行为存在严重缺陷，如律师从来没有进行过刑事辩护业务，当庭与委托人发生辩护观点冲突等；②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受到了法院或者公诉机关的阻碍。除此以外，其他的辩护争议难以构成可导致程序性制裁的无效辩护。上述情况都构成了实质上未行使辩护权的情况，本案显然都不符合。当然，尚不能说我国完整引入了有效辩护制度，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现状，还有辩护尚未全覆盖、委托人对无效辩护举证困难的现实，无效辩护制裁的引入落实还不现实。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张扣扣案的这份辩护词到底是否属于有效辩护，这种辩护是否尽职尽责？
辩护词的受众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刑辩律师在庭上竭尽为当事人服务，希望当事人获得无罪或轻缓的判罚，他直接面对的是法官，不是对方公诉人。辩护词不是比拼接受的人数，也不是为了让旁听群众接受，而是为了说服法官。法官是案件的裁判方，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不应受外在其他影响，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干涉判决。对法官裁判有帮助的是法律层面的从轻从重处罚的分析，对任何事实的论证都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演讲词面向公众，希望获得共鸣。演讲效果的好坏，从听众的在场反应和事后反馈可以看出来，听众是否接受、有无支持、声浪高低，事后对演讲内容的评价，都直接决定了演讲的好坏。(www.xing528.com)
在张扣扣案中，有大量被这份辩护词所打动的人，因为该辩护词已经触及了人性中最为柔软又最为珍贵的部分。辩护词的内容涉及面广，对广大读者产生了“共情”效果。张扣扣案的辩护词还反映了不少犯罪产生的深层原因，这对预防未来的犯罪颇有意义。虽然它可能未直接针对刑法中的法定量刑情节，但是这种“找原因”的做法，对于社会大众和法治宣传都是有益的。
有观点认为该辩护词过于煽情，涉及了过多与定罪量刑无关的因素。实际上，这些内容的探究另辟蹊径，有必要。犯罪的生成不都是单因素的，不应让一人承担犯罪的全部罪责。实际上，张扣扣行凶是复杂的多因一果，包含了为母复仇、工作不顺、社会机制等众多因素。分析该案的生产因素，正是希望在责任分配上找突破口，让张扣扣承担起他该承担的部分，而不是让其成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
对该案辩护词的争议，也集中反映出法庭辩论所遵循的思维与犯罪学思维的不同。法庭的裁判思维仍然限定于从事实到规范，而事实的认定又需要依靠完整的证据证明。在事实认定以后，规范的论证选取一板一眼，在已筛选的事实基础上决定定罪量刑。而犯罪学特别重视考察犯罪产生的成因后果，注重犯罪诱发的社会因素。所以，这类探究会呈现出犯罪人的个人成长环境、被害方的责任、世俗环境的影响、民众的观感等各方面内容，个人责任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与传统上追究犯罪者的个人责任的观念有一些不符。
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在刑法中与团体责任相对，它的进步意义体现在反对株连。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其意志支配了行动，对其个人归责就是为了抑制其任意，让其施行合规范的理性选择。它的意旨在于自己的行为自己担，不让非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刑法坚持个人刑事责任不意味着犯罪的产生均完全是一个人的“锅”，不探究事情背后的“真相”，不寻找原因，就会有一个个悲剧继续重演，一个个张扣扣再次出现。
有效辩护的评价可以从行为标准和结果标准两个维度来进行，其中行为标准主要评价辩护律师资质的可靠性和辩护行为的规范性，结果标准主要考察律师辩护的诉讼效果。本案中张扣扣的律师显然符合有效辩护的行为标准，就结果标准看，他选择的不同策略并未削减法规范论证的可能性，至于最终被告人能否获得“满意”的判罚，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司法环境、司法机关是否配合、刑事政策的考量等。由此观之，张扣扣案的辩护词只是侧重角度不同，并非没有为当事人获从宽处罚努力，这是辩护的另一套思路而已。
再来看公诉方。对于故意杀人案件，国家公诉出现的意义就在于国家统一进行追诉，而不允许私人了断。犯罪行为不仅会损害个人的人身权、财产权，还损害了社会关系，破坏了国家安定。从同态复仇到国家统一裁判标准，这是人类进步的体现。公诉的目标是诉的成功，既然选择了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就要紧紧围绕着该罪的犯罪构成及各种构罪情节进行，与此无关的法外事由不在诉的考虑之内。公诉意见是国家机关的整体意见代表，要求冷静沉稳。因此，总体上看，虽然风格差异很大，但本案的公诉意见和辩护词都站在本方立场，正确履行了各自职责。公诉意见选择回避为母报仇这一原因，有说理不够充分之嫌；辩护词过于感性复杂，不利于法官集中焦点。当然，就辩护人邓律师所说，网上传的这篇辩护词是他专门发布并书面提交给法庭的，在法庭上发表的主要还是围绕法律争点进行分析，这就做到了综合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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