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及其法理分析

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包括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可见，本罪属于行政犯，以“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为构成前提。对此的理解，不能只从形式的法条入手，而应当作实质判断。

通说认为，本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管理制度。这是从国家管理角度所做的界定。本罪属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直接针对的是环境法益。若从这个角度进行实质解释，构成本罪应当存在对环境资源侵害的威胁，具体说就是对珍贵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损害或威胁。“认定本罪时，需要特别注意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而不能形式化地认定本罪。”^[4]只是形式上侵犯了国家管理，而不看本罪保护对象、保护法益的本质，容易过多入罪，造成刑法介入不必要的领域。刑法上的犯罪都有一定的入罪“门槛”，经实质判断达不到标准的不应由刑法来处理。

根据原审判决，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主要是构成要件的符合界定。运输，指发生位移，将野生动物从一地运到另一地。具体说，包括采用携带、邮寄、交通工具、利用他人等方法运送的行为。这与运输毒品罪中的“运输”含义不一样，因为毒品犯罪中包含有“非法持有毒品罪”这一“兜底”罪名，对为了自己吸食而大量持有毒品的人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如果行为人纯粹为了自己吸食携带一定数量的毒品，证明不了其他运输相关犯罪的目的的，就不构成运输毒品罪，而是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比较而言，《刑法》中不存在非法持有（养殖）珍贵野生动物的罪名，那么运输就是运输，其包含携带运送这种方法。运输野生动物在实践中，还是以用交通工具运输为主。

怎样认定野生动物？国内法界定的野生动物与国际公约所界定的野生动物有什么不同？这里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根据200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是指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附录Ⅱ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关于珍贵的野生动物的范围，上述名录和公约附录里有界定，在形式上是明确的，一般公民不可能完全分辨出各野生动物的种类，办案时查阅鉴定即可。有争议的是，是否所有驯养繁殖的物品都构成本罪的对象？司法解释之所以将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也归为本罪的对象，是因为该类动物的捕猎、运输等行为也会影响动物种群数量，从而影响生态平衡。但是，将所有经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不加区分的全部认定为本罪的对象，超出了法益保护的应有范围，反而可能损害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普通民众来说，动物的分类级别很细，对通常的动物属于哪一种类并不能很好地了解，更不用说人工驯养的了，他们怎么能知晓其是否属于刑法规制的“野生动物”呢。这就意味着在刑法判断层面，违法性认识问题会成为争议点。

在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中，通说认为不需要行为人有具体的违法性认识，只要有社会危害性认识就够了。关键问题是，野生动物类犯罪属于法定犯，其产生和规制都基于立法的规定，各国规定可能存在差异，它不像杀人、强奸这种自然犯那样所有人都会熟知。对这种法定犯，没有违法性认识一般也就没有社会危害性认识。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属于责任阶层，采例外判断，即通常推知行为人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但在特殊情况下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阻却责任。阻却责任的含义是最终无罪，但行为人的行为仍然可能是不法的，要被做负面评价。像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就存在例外情况，行为人同样可能没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无论采上述哪种犯罪论体系，如果行为人完全欠缺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就有构成要件要素不齐备的可能，就不构成犯罪。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判断不是仅凭被告人的一面之词，而是要考虑其行为时的立场，综合考虑一般人是否有认识的可能性，是否能被宽宥。

本案中的动物都是大型动物，也是生活中常见的动物。行为人长期从事的是马戏工作，肯定知道该类动物是国家保护动物。但是，这些动物是驯养繁殖的，而且一直用于动物表演，是工作中必备的，运输这些动物是为了保障接下去的工作顺利进行，与通常理解的损害动物生存的目的不一样。基于此，行为人很难知道这些动物受刑法保护。在一般人即便是跟动物打交道的人士看来，人工驯养的动物已不是原有大自然中的，是可以繁殖的，那么保护的必要性就不一样了。由这一点出发，行为人可能欠缺对本罪对象性质的认知。此外，行为人常年从事马戏表演经营工作，自以为对该行业包括动物属性了如指掌，这种思维“惯性”恰恰使其难以区分法律中动物保护的范围与实践中运作的差异。

再看看本案涉及的行为，几个行为人没有运输野生动物许可证，运输的动物经鉴定包括虎、狮、黑熊、猕猴，又确实是野生动物，形式上符合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特征。但问题是，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这种行政犯，是必须依照行政法律的规定进行认定吗？本案中的动物类型是珍贵野生动物，但这些动物属于马戏团驯养繁殖并用来进行马戏表演的，为了此目的而进行运输并不会影响野生动物资源的种群数量，也就是说，形式上的运输动物行为实际上并没有侵犯生态法益，包括珍贵动物本身该有的合法利益。

司法实践中对《刑法》的解释应从法益保护目的出发，发挥刑法的机能。若法益欠缺保护必要性，则没有必要入罪处理。对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中“非法”的解释不能只看相关动物保护法律的规定，更要关注刑法的目的。

根据我国法律原来的规定，运输野生动物就得有运输的证件。虽然马戏团的动物都有合法的驯养繁殖许可证，但这次去沈阳演出，被告人李某庆和李某生两人并没有办理相关的运输许可手续。李某庆认为，自己很冤枉。他说自己有演出证，有驯养繁殖证，有检疫证明，演出证可以证明他是马戏团，动物的驯养繁殖证可以证明这个动物是合法来源，他不存在犯法。可以说，行为人并不知道还要再办理运输类的证件，更没想到没办理这个会影响那么重。(www.xing528.com)

本案中，此“运输”非彼“运输”。本罪所规制的运输行为是有可能使野生动物遭受伤害、买卖、猎捕等危险行为的中间环节。马戏团把自己合法持有的野生动物从甲地“运输”到乙地，对马戏团来说再正当不过了，在一个地方观众看表演看厌了、门票收入下降，总要换个地方继续演出。马戏团居无定所，在全国范围内巡回演出，发生位置移动，本来就是其生存之道，符合其商业运营模式，这是市场要求的。这种“运输”本身是合理正当的，与走私、盗猎、收购、出售一环中的运输没有任何关联。

如果按照原有立法，马戏团每次出县境，每只野生动物都要长时间等待运输手续下来才能走，这样下去不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及金钱成本，反过来对动物也会造成新的折磨。层层审批繁琐复杂，中间还有权限不明问题，共同主管部门再商议时间，让动物的原本活动更受影响。僵化解释法律，会造成这种法益保护的不当，扩大不该处罚的范围。换句话说，将只是缺乏运输类证件而其他手续都齐备的该类行为入罪，反而无助于立法的完整实施。

有学者就指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已经驯养繁殖成功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在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最多只是构成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买卖的物品的非法经营行为，而不能构成本罪。”^[5]这正是因为，没有相关手续只是侵犯了国家对相关经营、运输行业的管理秩序，并进而影响了社会运行，而野生动物类犯罪保护的法益还要还原到生态环境法益本身，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也就是说，虽然国家制定的政策、行政规定也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但是只违反了这些政策规定的，不一定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中间不能直接推定，还要分别判断。

本案二审改判无罪的依据是，二审期间生效施行的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3条取消了原法第23条有关“运输、携带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出县境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的规定。也就是说，由于新法对运输、携带野生动物的审批程序进行了修改，原先要求的专门程序现在不需要了，那么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行为人的运输行为即使少了手续也没有了社会危害性，也就不需要处罚了。

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关于运输、携带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有关规定的修改，有利于动物的驯养和繁殖，同时也是出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的目的。运输、携带是与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相关行为的中间行为，本身是中性的，立法惩治该类犯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它之前的走私、收购、出售行为才是侵犯野生动物的主行为，对其处理已能起到作用。相比于这些行为，运输行为是最轻的。单纯的运输不必然侵犯野生动物资源法益，更不会破坏生态平衡。

更何况，既然已经查明行为人运输野生动物的目的是表演，且有合法的表演证件、马戏团也有合法的执照，那么，再处罚中间的运输行为，就没有必要了，欠缺正当性。原有处理方式对“非法”的解释过于依赖行政法律法规，又把这种规定直接拿到刑法中适用，这就导致处罚范围扩大，处罚没有节制。

本案二审正是采用了上述“灵活”的方法，成功让行为人出罪。该方法依赖于法律的修改，避免了一审的错误。实际案件的解决选择了通过立法方式解决，而在学理上，可以通过对“非法”“运输”的解释来找寻出罪事由。也就是说，即便法律未修改，行为人也本该无罪。司法机关应该吸收理论的新成果，尽量去解释法律。相比于立法修改的“大动静”，司法的合理解释运用才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