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后是否可进行防卫-刑法分则的法理研析

除以上论述以外，本案于欢方选择了报警，期待警察到来阻止对方行为并获得行动自由。结果却是，警察到来后询问了事实经过，出门查看情况，导致加害人限制于欢方自由的状态持续存在，并最终使悲剧发生。

本案中，当于欢与母亲被困于办公室内无法正常出来，即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时，他们遭受的不法侵害一直处于持续状态。非法拘禁就是这样一种违法行为与状态持续并存的犯罪行为，只要被困在房间内的状态持续，该不法行为就一直在持续。于欢与母亲虽在自家厂房的办公室内，但对方人多势众，足以对于欢一方产生压制。既然如此，本案案发时不法侵害一直存在，不存在不法侵害已结束的情况。在认定时，不仅动作激烈的暴力行为算不法侵害，持续性的限制人身自由当然也是不法侵害。

有人被新闻媒体渲染的“辱母”情节所迷惑，总认为侮辱过程已结束，于欢反击时已没有遭受侮辱，这种认识没有看清事实的全貌。侮辱行为侵犯的是他人的人格和名誉，着重于精神层面，而非法拘禁行为侵犯的是他人的人身自由，该法益更重。对自由的侵犯是持续性的，不是短暂爆发式的，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构成公民权利的基础。自由与人的生命、健康具有同等价值，肯定高于财产。把自由看得可有可无，只看重外在的实体利益，是没有权利意识的体现。自由遭受侵害，理应可以进行反抗。

本案存在报警情节，于欢曾把阻止对方的最后希望寄托于警方身上。这说明，于欢方是相信法律的。如果警察不来，可能报警的这一方，或者说被拘禁的这一方，他心里觉得反正我们势单力薄，没有外援，就可以再忍着。报警之后，特别是警察要来，会助长人的勇气，认为事情可以解决，本方是有理的。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于欢选择了自己解决问题，拿起桌上的刀向对方捅刺，并最终导致了该案结果。(www.xing528.com)

“紧急状态无法律”，行为人在走投无路时，做出的行为无法用正常理性来判断。站在事后角度，从完全理性的角度分析当事人当时的行为选择，无疑对当事人要求过高，反而不符合实情。对于非法律专业人士来讲，在紧急状态下，能想到的就是坚守底线，寻求公权力帮助，或者自救。警察到来，但仍没有完全控制住局势，这就使得行为人对公权力最后的信任也无法存在了，又怎能期待他不自救呢？在违法层面，行为人于欢符合防卫的前提条件；在责任层面，行为人于欢也没有完全忍受并放任侵害发生的期待可能性。

报警之后，事情没有得到解决，心中最后的“稻草”被压断，于欢只能自行解决眼前的困境。报警和警察赶来，不是否定行为人可以行使防卫权的理由，警察来后没有控制局势，使得不法侵害仍在持续，恰恰可能激化矛盾，造成事态失控。国家对违法犯罪行为规制的合法性体现在权力的使用上，正由于此，国家产生后，不主张任何事情都由公民自行解决，犯罪行为也不能“私了”。防卫权的正当性边界与国家权力的介入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不赋予公民防卫权就是因为国家担忧“私力救济”泛滥。但害怕权利被滥用与限缩公民权利是两回事，防卫权被限缩会导致法益得不到及时保护。本案中，公权力已经介入了却没有很好地控制局势，行为人于欢的所有救济路径都已走完，走投无路那就只能靠自己了。站在行为人当时的角度，这种绝望心态才是正常的，该心态支配下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

在实践中，司法机关之所以对报警后行为人个人还能否进行防卫存在狭隘认识，就是因为其没有理解好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行使范围。二者不是截然对立的，只要不法行为一直存在，公权力又保护不周，行为人个人当然可以行使防卫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