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对构成要件的出罪解读以外，在阶层犯罪论中，陆勇还有其他出罪机会。最明显的，即是期待可能性理论。案件中对构成要件、违法性的判断，是客观的一般性判断，对责任的判断，则是主观的、个别化的判断。期待可能性是责任阶层的核心，对行为人能否进行非难，关键在于能否期待行为人在当时环境下做出合法的行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在当时环境下做合法的行为，那么行为人就是不可被非难的，就是无责的。法律不强人所难，期待可能性就是为“僵化”的法律打开一个缺口，让个体可宽宥的人性被容纳进刑法中。
期待可能性对入罪的解套方法是，建构违法但不担责的机制。责任是对个人的归属，客观归责后，主观可以不归责。陆勇案中，行为人本人是病人，即便客观上他“销售了假药”，但他不想营利，更是不为了害人。他为了自救，为了更多贫穷的普通病人的生命，他才选择这样做。与印度仿制药商的谈判是他进行的，往返国境内外，联系不同的病友，陆勇花费了大量金钱、经历，做这些他不全部为自己，非常不易。陆勇的行为即便属于销售假药，在违法性层面不能被阻却，在责任层面，还是不能期待他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实施不这样做而“等死”的行为。人类在疾病灾害面前是渺小的，紧急时刻，人命关天，他已无可奈何，只能那样做。面对当时药价高昂的事实，面对其他病友对生的渴求与期待，陆勇又有途径获取仿制药，那么就不能期待他放弃这一渠道，不能要求他等着高昂的正版药。如果这样的行为还被刑法苛责，那么刑法就显得没有人性和冷血了。可见，陆勇的行为没有期待可能性，对陆勇处罚没有必要性，无法实现刑罚的目的。刑法要发挥示范、引领效用，拿孤立的个案严罚反而会起到反效果。因此，在期待可能性层面，陆勇是无责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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