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机关行动合法性的分析

本案与其他冤假错案一样，都伴随着刑讯逼供、强迫自证其罪，同时伴随着刑事诉讼构造的整体不正常“倾斜”。从本案中发现的问题，也能对预防其他刑事冤假错案有警示作用。

根据刑事诉讼构造理论，无论是纠问制还是对抗制的诉讼模式，法官坚持中立审判、控辩平衡、证据裁判，这些都是共通的原则。法院是最终的审判机关，审判程序是审查程序，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审判程序不是侦查程序的确认程序，更不是只能为侦查程序“背书”。若整个刑事诉讼活动都向侦查内容倾斜，完全不顾案件疑点，那就不用保留审判程序了，这种“走过场”只会耗费更多司法资源，更别说实现正义了。侦查阶段是案件办理的起始阶段，作用很重要，可以说侦查的内容范围限制了之后程序可获得的事实内容，侦查程序错了，后面的纠错再失灵，就只能一步步“跟着错”了。

本案的实际情况就印证了这一点。侦查机关选择的侦查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本案中，被害女孩坐上车以后直至凌晨遇害，从下车到遇害其实还有一段时间间隔。在此情况下，至少存在两种可能：要么是车上的人员将被害人杀害，然后再换地点抛尸，要么是下车以后被害人才被他人杀害的。而当时的侦查机关只按照第一种侦查方向进行侦查。一切的侦查活动都围绕着第一种思路进行，完全没有考虑第二种情况，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偏差。这说明，本案侦办从一开始的指导思想就错了。侦查机关表示，在被害女孩的身上发现了汽车内部和被告人身上的残留物，问题是，这并不能说明就是被告人在车上犯的案，即便下车以后案发，由于被害女孩搭过便车，当然会留有车厢内部的痕迹。侦查机关的思维惯性导致侦查内容的极大局限，并使得具体办案人员产生内心确信，并进而朝着这个方向“执着”地一直进行下去。

在相信了被害女孩是在张氏叔侄的车上遇害的以后，侦查机关进一步违法取证，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后来查证，警方对张氏叔侄采取了各种折磨手段使其身体遭受了极大损害。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被称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属于程序性制裁措施，它的主要功效在于，在程序上宣布违法手段获取的内容不能当作“证据”使用，归于无效，归于证据未取得之时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先前的取证行为白做了。该措施可以对未来的司法工作人员产生心理威慑，产生抑制刑讯逼供的效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共通性规则，它旨在规制证据的证据能力，限制证据的准入资格，某证据一旦被认定为非法的言词证据，即使其实体上为真，也不得让其进入法庭，成为定案的依据，相当于该证据就不存在。本案中依靠刑讯逼供获得的那些证据就应当被排除，可惜当时的司法机关并没有排除。

国际社会一向反对刑讯，国际公约将酷刑作为违反人类基本权利和人道的迫害行为。这是因为，刑讯得来的口供从源头上污染了法治之基，也损害了事实的真实性。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罪名属于实体上规制刑讯逼供的罪名。刑讯逼供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是，两者侵犯的法益不同。刑讯逼供罪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不仅影响了司法公信力，还损害了公民个人人身权；而故意伤害罪侵犯的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法益。两罪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刑讯逼供致人重伤的，要按照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定罪处罚；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要按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该条属于法律拟制。以上这些罪名可以从实体上抑制刑讯逼供相关行为，但程序上的变相刑讯逼供究竟会引发何种法律后果，却不尽详细。(www.xing528.com)

当时的《刑事诉讼法》已明确禁止以刑讯逼供的方法获取口供，但是采用该方式的却不一定会引起不利的法律后果。从现实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得到应有的关注，庭审中能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少之又少。类似案件发生后，涉案警察定罪被判实刑的案件也很少，这同样是思维惯性使然。本案的办理也延续了以上“惯性”，从证据方面看，明明存在疑点，而且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刑事诉讼的各环节却全然没有发现，顺畅走过去了，让案件不可逆的成为冤案。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一旦启动，就应当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公安方面要证明自己没有非法取证，审讯手段合法；而在本案中，辩方律师即便提出了异议，案件原审时也没有回应，侦查机关当然也没有证明自己未刑讯逼供。这一切使本案失去了重要的纠错机会。

此外，本案中“狱侦耳目”的使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袁某芳这一“狱侦耳目”作为另案犯，同时在不同地点的多个案件中作证，而且还逼迫被告人写自述材料。这是强迫认罪的变种，只不过公安把工作交给了“案犯”罢了。讯问要在指定的场所进行，且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自己证明自己有罪，因为强迫得来的供述真实性存疑，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侦查机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办案水平还不够高，过于依赖口供，相信只要犯罪嫌疑人“招供”了，案子就八九不离十了。于是该案就沿着“确定侦查方向——找到犯罪嫌疑人——逼迫认罪——依据口供定案并找其他证据佐证”这样的思路进行下去，没有力量能阻挡案子的发展方向。“狱侦耳目”本身就存在违法行为，通过借助他获取案件的“线索”，内容存疑，程序违法，怎么可能不出错？

“狱侦耳目”的使用也为后来案件的翻案遗留了空间，张飚检察官在杂志上看到马廷新冤案，该案中同样有证人袁某芳，他也是河南马廷新的“同号犯”。为什么不同省不同案件的证人，都是这个“同号犯”袁某芳，而且他提供的还是供定案的决定性证据。为什么他能在不同省的看守所之间来回游走？为什么只要疑难案件就有他，且他上个作证的马廷新案已被证实是冤案？这种巧合使得张检察官与张高发联系，让他去找马廷新案的辩护律师朱明勇。朱明勇接手案件后，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使得案件水落石出。可以看出，袁某芳跨省作证，在多起冤案中都出现，应当是有意安排的，由此调查分析，案件的真相才被完整揭开。

综上，侦查机关违法取证，办案过度依赖于口供，本案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侦查活动所形成的证据根本无法证实两名被告人强奸杀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