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死刑适用问题的研究成果

故意杀人案在实践中的情况非常复杂，特别是在我国这种单一杀人罪名、又保留死刑的国家，对故意杀人罪的判罚要更为细致慎重，即便都是出现致人死亡的结果，也不是一句“杀人偿命”就能解决问题的。

故意杀人案如果涉及死刑问题，则要综合考虑天理、国法、人情。司法机关在作出裁量时，要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并面向未来，考虑预防必要性。办案要求“案结事了”，即社会矛盾化解，如果案件办完，仓促判了死刑，结果造成更大的家庭、社会矛盾，那么案件效果也不好。

故意杀人案件的裁量中经常出现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轻处罚情节的情况。故意杀人罪的难点在于被害人有过错的、杀害多人的情况，如果这些情况混合在一起出现，则判决更为艰难。张某在本案中就杀害了其父母二人，数量超过一人，在实践中对这种情况一般会当作从严情节对待。一般观点认为，“孩子竟敢杀害生自己养自己的父母，对自己最亲的人都毫无珍惜与敬畏之心，对社会上的其他人又怎么能敬畏，又怎么能有底线呢？”光看这些因素，似乎本案的性质属于客观危害极其严重的情形。

但本案具有诸多特殊之处：犯罪发生在近亲属之间；诱发案件发生的原因较为复杂；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被告人犯罪时刚满19周岁，刚过可以判处死刑的年龄；其社会危害性、对社会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均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有所不同。对于上述特殊情况，要客观、全面、综合把握，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科学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审理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全面了解一审、二审审理情况的基础上，组织父系、母系被害双方和当地社区居委会、社区群众进行多次座谈，并最终作出了维持终审判决的裁定。^[2]以上这些情节可以说都属于可从宽处罚的情节，这些情节有案件诱发因素、被告人个人因素、社会因素、预防必要性因素等，具有综合性。

即便是杀害父母双亲这样的从严情节，也有其他的解释角度，可被看作综合评价社会危害性的因素。因为，家庭成员间的杀人案事出有因，没有向社会溢出的因素，对周边环境和社会整体的影响较小，几无再犯可能，预防必要性低，社会危害性与其他的故意杀人案相比，整体较低。杀害双亲看似是对最亲近的人下手，却恰恰说明家庭内部积怨较大，生活共同体成员间的矛盾激化，而对家庭以外的人，则没有杀伤的诱发因素，不会导致其他危害结果发生。家庭成员矛盾导致的案件，能将案件影响“锁”在家庭领域，且被害人就是直接触发矛盾的人。这样来说，从严情节所反映出的问题放到社会上，反而没那么严重。(www.xing528.com)

再看看案发后的情况，本案被告人是二被害人的独生子，母系被害方不再坚决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父系被害方坚决要求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社区群众也希望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社会矛盾化解角度分析，判处被告人死缓更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张某的祖母因本案已经失去了儿子、儿媳，若对张某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其意味着断子绝孙。本来完整的家庭，一家三口若全部逝去，剩下的只有孤苦的老人，这也是人间最大的悲剧。我国向来重视传统家庭关系，让人完全断了家庭传承还留下无法照顾的老人，全社会都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从这个意义看，保留被告人的生命有现实、伦理的考量。有学者曾提出，对独生子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慎重，因为这对其家庭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相当于刑法承认了“替代责任”。“有些利益，诸如养儿防老，会因社会养老和保险等公共福利增加而弱化，但基于亲子关系的生物意义，以及与此关联的社会意义（精神慰藉）则难以弱化。这类利益迟早会在社会层面凸显，要求立法关注，因此应当进入法学人/法律人的视野。”^[3]对独生子女完全不判死刑“一刀切”的做法似乎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只因为身份不同就判处不同的刑罚没有法律依据。但是，该种观点又有一定合理性，它基于中国传统伦理产生，给了社会一个可以理解的结果，也是特殊政策下为了维护人伦的无奈选择。刑法制度的设计不是为了破坏社会、破坏家庭，让家庭的延续受损，让家属亲人遭受二次伤害，绝不是刑法的初衷。我们在打击犯罪时，应当考虑案件的目的性因素，不能就个人论个人。何况，刑法对一些特殊群体区别对待，给予从宽政策，是有先例的。刑法明确对未成年人、已满75周岁的老人、怀孕的妇女等给予特殊处遇，正是看到了这些群体的不同，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对独生子女——中国这一特有历史群体专门考虑，分情况对待，符合实质正义，并不唐突。当然，若采纳这种观点，在当下还是要根据个案判断，未来应尽量明确限缩案件范围，明确哪些案件应排除考虑独生子女这一身份因素。

被害方的态度不是决定死刑裁量的决定因素。在实践中，要综合考虑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赔礼道歉、积极赔偿，被害方是否谅解，并结合全案的社会影响，来确定是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本案中，案件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被告人的母亲在孝敬父母、为人处世、对待家庭生活方面都存在较大的缺陷，在家庭内部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被告人对自己母亲的上述行为一直看不惯，记在心上；被告人从天然的朴素正义感出发，认为母亲做得不对。后来母亲遇事对被告人的责骂行为只是最终的诱发因素，被告人对母亲的不满积累其爆发。可见，被告人的杀人行为就是冲着母亲来的，由于父母在一起生活，父亲软弱，也未能及时制止母亲的不当行为，被告人要想完成杀害母亲，就要把父亲也杀掉。在手段上，被告人对母亲也更为凶狠。正因为此，矛盾的症结在母亲，父系被害方坚决要求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母系被害方不再坚决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都可以理解。这些意见与案件的源起相照应，符合真实的情感逻辑。既然如此，被害双方的意见对于之后家庭关系的恢复非常重要，采纳这种意见有利于恢复家庭关系秩序，也不会对家庭以外其他人造成不良影响。这种家庭的犯罪不同于纯社会的犯罪，从预防效果看，本案的诱发源于特殊的家庭矛盾，不具有面向社会的扩展性，对被告人的特殊预防必要性低；对社会其他人的案发可能性低，其他人效仿可能性低，因而一般预防必要性也低。与其他重大恶性杀人罪相比，本罪存在一些可宽宥因素，因为被告人长期忍受其母亲的种种不当行为，被害人存在过错，该种责任成了案件的主要诱发因素。

从被告人个人所处的家庭环境看，判处其死刑对其未来家庭成员的影响更大。被告人如果再不在，长辈将无人照顾，相当于置长辈于不顾，让其承担多重痛苦和负担，而这已超出本案惩罚的意义，并不可取。

由此，本案事出有因，犯罪目标明确，对家庭以外成员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大，从而彰显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未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从刑罚效果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仅难以起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反而会使其家庭权益遭受二次损害，会造成更大的“恶”。既然如此，对本案被告人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符合各方利益，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