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思考：刑法分则中的法理研析

近年来，寻衅滋事案件多发。被司法机关以寻衅滋事罪定罪的被告人越来越多，涉及的事项也呈扩散之势。网络寻衅滋事、闯收费关卡不交费还拍视频炫耀、街头随意殴打他人拍摄、网络上的地域歧视、造谣污蔑等行为都被定为寻衅滋事罪，一时间，网络争论频起，对该罪名的质疑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立法上，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分化而来的，而且它本身就是流氓罪的主要成分之一。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在1997年《刑法》中被分解为聚众斗殴罪、聚众淫乱罪、寻衅滋事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等罪名，此立法的初衷是限定各罪名的适用范围，避免罪名的随意适用，“口袋化”。但相比于其他罪名，寻衅滋事罪的表现形式多样，打骂闹等多种形式均被涵盖，情节要求不明确。具体哪些情况应以罪论处，需要办案人员主观判断，而这种主观判断的依据并不明确。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有寻衅滋事的规定，该种违法行为的表现与刑法中的规定几乎一致，只有程度的差别。行刑衔接亟待加强。

在司法上，寻衅滋事罪的界限仍然较为模糊，需要结合政策要求和现实情况进行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存在模糊的地方，比如“公共空间”的范围有多大。曾经关于网络平台是否构成公共空间的争论，直接关系到网络上寻衅滋事罪能否成立，进而关系到网络发言的尺度问题；还如专门的讨债公司为了讨债长期滞留他人办公场所，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与该公司能否被认定为恶势力密切相关。这些规范上的不确定以及变化特征，使得各地法院在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时，标准尺度掌握不一，甚至出现不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而剥夺的情况。(www.xing528.com)

在实践中，要特别注意寻衅滋事罪的认定，合理界分治安违法行为与犯罪的界限，让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发挥舆论的力量。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侮辱诽谤罪等都有相似的表现，不能只看到有客观的行为就直接定罪，否则会破坏我国当下二元式的立法认定模式。

寻衅滋事罪的成立与否关键看是否达到“性质恶劣”的标准，这是该罪的定量因素。所谓“性质恶劣”，不能只看是否造成了社会影响，而是要看实害结果，对被害人、对社会造成了什么具体危害。一切严重后果应能具体化，防止以虚无的思想作为定罪的依据。合理控制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范围，是在保护法治，也是在保护社会大众的基本生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