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与投放危险物罪的关系|法理研析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规定在我国《刑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从该罪名的归类中就可看出，该罪主要侵犯的法益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正常秩序，还有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客观表现是，违反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法规，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可见，本罪的前提是违反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法规，该判断依赖于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有毒、有害食品的主要特征是在原有的食品中“掺毒”的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人本来是生产正常食品的，之后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掺入”有一定比例限制。这就将本行为与事后的“投放”行为区分开来。非食品原料是针对食品原料而言的，食品原料，是指粮食、油料、肉类、蛋类、糖类、薯类、蔬菜类、水果、水产品、饮品、奶类等可以制造食品的基础原料。^[3]那么这些原料以外的其他原料就是非食品原料。实践中，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等就属于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人都可以构成。生产、销售行为之后，行为人就成了生产者、销售者，这并不是特殊主体。

在本案中，假酒的制造者直接勾兑工业甲醇，产量巨大，“制造”出来的东西不能称之为可饮用的白酒，但销售者却以普通的白酒销售。行为人主观上仍然是希望造假酒牟利，而不在于报复社会或者教训某些人。几个人胆大无知，就是觉得这样的假酒成本低，赚得多，销量好，就肆无忌惮地大量制造贩卖，至于其他的，他们完全顾不上了。工业甲醇中当然含有一些酒精成分，但它与日常饮用的酒精有很大差别，属于非食品原料。工业甲醇显然不属于国家允许的可添加到食品中的非食品原料，没有添加效果和任何营养价值，且工业甲醇对人体有害，不属于可直接饮用的原料。那么行为人的这种勾兑添加行为，就是制造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区别主要有：①犯罪客体不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客体为公共安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包括国家对食品卫生的监督管理秩序和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两者有一定交叉，不完全一样。②犯罪客观方面不同。投放危险物质除可以在食品中投放有毒物质外，也可以在其他场合投放有毒物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③犯罪主体不同。投放危险物质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自然人，14周岁以上的人可以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年满16周岁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在以上区别中，两罪名的犯罪客体和犯罪主体还有交叉的部分，单纯依此无法区分具体的情况，因此区分两罪名主要还应从犯罪客观方面入手。(www.xing528.com)

如果行为人抱着让很多人死的目的，就会在现成的白酒中直接添加有毒的物质，直接把酒弄成“毒药”，客观方面投放的一定是毒害性物质、放射性物质、传染病病原体等。现在的情况是，行为人为了省钱，制造出大量的“白酒”，用的材料是工业酒精，本身有毒害性，导致了严重后果。行为人的整个活动仍属生产、销售活动，这就像食品中有效含量不足、食品中有毒性的内容加多了，这与直接在食品中添加毒物目的是制造毒物的行为有明显不同。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已属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里的严重犯罪，刑法将其既遂标准明确为行为犯，即只要有生产、销售的行为，不要求造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即构成本罪既遂。本案行为人已经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既遂。

本案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行为人投放的手段、物品、程度都达不到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评价程度，类似的食品安全案例，也都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而不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论处。可以说，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投放危险罪之间存在一定的法条交叉关系，而前者是专门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特别法，理应优先适用。以此罪论处也符合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