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启示：刑法分则法理分析

本案件引发出了很多案外的启示，比如对政法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怎样看待、刑事政策怎样取舍等问题。

雇凶类案件涉及人多、作案方式复杂，全社会对该类案件特别重视，司法机关对该类案件非常警惕。政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长期从事相关工作，即便不是法律专业毕业，但对基本的法律应当有所了解。他们公然枉法，给人“知法犯法”之感，社会观感极为恶劣。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强调的是刑法对不同行为人的平等适用，不代表对不同个体不能适用不同的刑罚。量刑时要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因为这些内容的差异会导致对共同犯罪的参与人量刑不同。因而，对李长河从严论处，体现了我国对公职人员严罚的刑事政策，也具有对未来的预防效果。但是，这一切的基础建立在对事实的准确分析认定上，只有符合法理，分清主次的判罚才能罚当其罪。不能因为身份就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更不能不恰当地为定罪添加没有的构成要件要素。

对于一些犯罪案件，新闻媒体的持续监督有助于案件的揭露，并督促案件办理。所以，不要惧怕新闻舆论和大众关注，司法机关尤其如此。司法办案有专业性和自身规律，坚守法律、坚守底线，有争议时不掩盖、不推脱，就是正确回应舆论监督的方法。

但是，民愤并不是死刑适用的标准，更不是决定是否判死刑的决定因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封建观念应当摒弃。民意促进立法形成，立法一旦稳定，司法就应有专业统一的标准，在决定一个人生死的重要事项上，“民意”整体可作为裁量死刑的一个因素，可作为案件社会效果的一部分，但司法不能被其左右。(www.xing528.com)

死刑的适用标准是罪行极其严重，在判断对一起案件的行为人是否适用死刑时，只能以此为依据。超出此标准的案外因素，已经不是与本案有关的因素。民愤的形成是情绪性的、不稳定的，而且民愤易被煽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与决定一个人生死的理性观不相适应。如果民愤严重到影响社会稳定，则对该民意应当进行及时的沟通。司法机关要做的是，严格依法办案，以法律的标准判断死刑的适用，在构成要件上没有特别的身份要素及特别的加重情节，就不能以此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

此外，对事实的查证亦很重要。本案暴露出雇佣内容不明、“转包”传递偏差等问题，犯意不明会直接影响案件的定性，而犯意的查证需要客观证据证实。证据要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证据之间要相互认证，不能仅凭口供定案。在多人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尤其如此，为了撇清责任，相互指责、避重就轻是可能的，生活中的“口出妄言”与实际主观内容之间的偏差也很常见，这时就要探究真意、分清主次。如果在实践中实在无法查证，就应当“就低不就高”，以伤害的故意代替杀人的故意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