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凶杀人案件中各人刑事责任分析

我国刑事立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四类，该分类混合了作用分类法与分工分类法。在对多人参与的犯罪行为定性时，应关注共同犯罪人的分工分类法。在纯粹的雇凶杀人案件中，雇主一般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被雇者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实行犯（正犯）。在对共同犯罪的判断中，应该先判断正犯，再判断共犯。从客观的法益侵害角度看，实行犯直接导致他人生命法益被损害结果的发生，教唆犯通过他人实现法益侵害的结果，他们的表现方式不同。教唆犯引起的犯意，主观恶性重，但很难说其客观侵害比正犯重。我国传统上形成的“造恶者为首”的理念，是建构在犯意发起者引起了整个犯罪，是整个犯罪的“肇始”这一思想基础上的，其实是主观主义刑法观的反映。现代刑法判断还是应当坚持客观优先，以实际造成的法益侵害为基础。

主犯、从犯属于对共同犯罪人基于作用分类法的分类。参与犯罪的各行为人发挥的作用大小会直接影响到量刑结果，这属于刑事责任的确定过程而非定性过程。从作用分类法看，教唆者一般都是主犯，实行犯则要根据其犯罪参与程度，确定主从。对于“中间商”，如果只是负责传递信息的，可以从犯论处。

在雇凶杀人犯罪当中，雇主与被雇者之间形成一种共同犯罪关系。实践争议问题除了上述对主从犯的划分外，还有实行过限的问题，也就是共同犯罪的范围问题。经常出现的是，雇主要求伤害被害人，而被雇者却实施了导致被害人死亡的行为，这时的定性就成了难点。更何况，雇主雇凶的目的未明确，内容笼统，那最后的危害结果是否都能归责于雇主，则更成为问题。

一般来说，在雇凶类案件中雇主与被雇者构成相同的犯罪，因为在客观上被雇者是实行行为人，实行了具体的犯罪，雇主是教唆者、组织者，他们的行为内容是一致的。根据共犯从属性理论，雇主（共犯）的构成要件阶层从属于被雇者（正犯）。判断时，先以正犯的行为违法性为基准，再判断共犯。如果雇主是无行为能力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则其最终无罪，因为责任是个别的，在责任阶层不存在从属性。

如果正犯实行的行为明显超出雇主的要求，通过语言、书证等各种材料可以判断的，则对正犯以实行行为的性质单独定罪，雇主则仍按教唆的犯罪定罪。行为共同说认为，二人以上通过共同行为以实现各自企图的犯罪人，就是共同犯罪。它主张，二人以上的行为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应以自然行为本身是否共同而论。雇主与被雇者行为方向一致，以不同方式实施共同的行为，则构成违法层面的共同犯罪关系，最后罪名不同是个人归责的问题。

在雇凶伤人类案件中，“教训”“修理”等语言一般情况下是指殴打、故意伤害，而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根据“黑话”，“干掉”“做掉”等语言一般是指故意杀人，这是根据生活用语总结出来的规范含义。但是，“教训”一词内容模糊，教训的范围有多大？它是否能包括重伤、死亡的后果呢？由于用语的模糊性、案件定性的谨慎性，在实践中，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判断。有的案件中，行为人在雇佣他人教训被害人时，还会作出一定限定，如“不要把人弄死”“不要太狠了”，如果该种限制明确，按照社会一般人理解属于明确排除致人死亡后果的，则认为“教训”的范围不包括杀人。至于重伤，则要结合雇主要求的目的进行判断，雇主是想阻止他人阻碍自己，还是希望报仇或致他人于死地，目的不同，呈现出的教唆范围就不同。

雇主对被雇人的指示有好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明确授意的情况。该种情况指雇主的授意十分明确、具体，对犯罪的具体对象、手段、时机等都有明确的意思表示。第二种是概括授意的情况，该种情况指雇主的授意不明确，只是对实施犯罪的行为有约定，但对具体的侵害对象、结果等内容则不明确。如在司法实践中常见“收拾”“摆平”“教训”“整整”“修理”等词语，这些词语语义模糊，可能会产生分歧。^[2]对具体案件要根据雇主的指示和实际情况具体判断。(www.xing528.com)

还可能存在的情况是，雇主表达了犯罪的意图，自己也直接参与了后续的具体犯罪行为。有的雇主不仅明确教唆犯罪，而且参与组织、策划犯罪行为，自己参与实施，这种情况下雇主就应以实行犯对待，而且是主犯。对其实行行为的认定吸收了其教唆行为。

本案中，被告人李长河作为雇主，是整个案件的发起者，他也是矛盾纠纷的当事人，事件由他而起。他雇佣的人却不止一个，中间经过了“转包”传递，信息存在不确切之嫌。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吕某一的妻子死亡，吕某一重伤，也就是一死一伤的后果。

案件的经过是，李长河找来鲁某民，策划报复吕某一，李长河让鲁某民找人“收拾”吕某一，“打折其一条胳膊腿”。这一部分表明，李长河的确是案件的直接策划人，而鲁某民作为中间人，再负责具体找人。“收拾”等语言表态，表明李长河的目的是阻止吕某一告发，让吕某一“尝苦头”，并没有直接致人死亡的目的，其为了阻止别人的告发行动而要伤害、吓唬被害人。之后，鲁某民找到田某民，田某民又找到刘某兴和依某宏，说吕某一欠其钱不还，让他们二人帮忙打吕某一一顿，他们二人都同意了。可见，中间经历了多次转包，无论是李长河还是田某民，都没有准备亲自实施伤害行为。之后正式行动时，田某民、刘某兴和依某宏一起到的现场，田某民还催促了刘某兴和依某宏：“要弄快点弄”“下手重了就重了”。最后，刘某兴、依某宏二人进入吕某一家中，实施刺杀行为，将两人刺倒在地。刘某兴、依某宏逃离现场，伙同田某民乘出租车逃走。在这个实行阶段，中间人田某民负责督促监督行动，刘某兴、依某宏具体实行了伤害行为，导致一死一伤的后果。

从以上案情可以看出，刘某兴和依某宏两人是实行犯（正犯），在客观上，该结果应归于这二人。中间“传话”的是鲁某民和田某民，他们是中间人；李长河是整个案件的组织策划者，都不是正犯。从正犯的行为看，他们下手狠，没有分寸，为了完成任务丝毫不顾后果，意志坚决，应当承担主犯的责任；中间人鲁某民是李长河的教唆对象，有伤害的故意，又是后续活动的教唆人；田某民是被鲁某民教唆的，又是现场直接下命令的人。田某民的教唆内容出现了“分叉”和扩展，已与李长河最初的要求内容不一致。从案情事实看，鲁某民是非实行人，其违法性程度应低于两个正犯；田某民的教唆内容已包含概括的杀人故意，主观恶性更重，但违法性程度也不如实行犯。

从作用上看，实行犯直接造成了结果，主观上有自由意志，可选择，因此也就是主犯。本案中，刘某兴和依某宏是主犯；李长河和鲁某民离实行行为较远，有故意伤害罪的教唆故意，可考虑从犯；而田某民有故意杀人的教唆行为，可考虑从犯。

当然，案发时，根据历史传统和办案惯性，把所有雇凶的行为人和实行者都当成主犯，也符合当时的形势。但是，对各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未作出区分，不得不说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