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中的实在问题-哲学·科学·常识

关于实在的争论，关于真实的争论，是哲学的首要的、永恒的话题，物理学的实在性争论是一般的实在问题的一例。关于一般的实在与真理问题，我曾在别的地方做过一点儿讨论，^[64]本节要讨论的是：怎么一来物理学的实在性就特特成了问题？为什么古典理论不发生实在的问题？这里谈到对物理学实在性所生的怀疑，是以肯定日常对象的实在性为一般背景的。于是，我们需要澄清的就是，物理学对象和日常对象有何种不同。我们的问题不是科学怎么一来就接触实在了，而是科学怎样一来就似乎离开了实在。通过前面对操作、假说等等的讨论，我们应该为思考这个问题有了相当的准备。

科学是理论，理论的真实性从来就和日常对象的真实性不同。我们知道并接受这种区分，所以并不一般地对理论的实在性提出质疑。自古以来人们就从各种角度争论实在问题，然而，总的说来，希腊人争论感觉是否实在等等，而理论对象是否实在则不形成一个特殊的问题。古典理论是依赖于经验的理论，其真实与否可验之于经验。当然，经验、感性是否实在本身也可以成为问题，但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不是理论对象是否实在的特殊问题。实际上，哲学-科学本来意在确切认识实在。如果把实在一般地区别于神话、幻觉、主观感受等等，那么，哲学-科学正是关于实在的认识的专门发展。

科学理论的实在性成为问题，主要是因为，物理理论首先是以假说的形式提出的，假说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何种观察或实验结果能够对假说加以验证，则都是由数学来说明的。

这造成了物理学特有的实在问题。我们须得警惕，不要把它泛化为一般的实在问题，把假说-预测-验证-实在当作讨论一般实在问题的模式。那样一来，我们似乎会说，我看见了一串葡萄，于是提出这是一串实在的葡萄的假说，我把这串葡萄拿到手里、吃到嘴里，验证了原来的假说，肯定了这串葡萄是真实的。

这里的叙述方式有点儿别扭，但似乎道理并不错。然而，凡遇到这类别扭的叙述方式，我们都要提高警惕。把一种普普通通的情况用相当理论的语言重述出来，往往不只是重述，而是塞进了某些东西，或者隐藏了某些东西。

这个叙述默默地预设了，事物是否实在原则上是需要验证的。上文已经表明这是不对的。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实在观念不是建立在假说-预测-验证之上的。实在并不一般地需要验证。而科学假说之所以需要验证，主要因为它是间接得出的，与资料的关系是外部关系，它不是资料本身的应有之理。

与资料相符但看不出什么道理的定律被称作“经验定律”。这不是个良好的用语，但我们姑妄沿用。经验定律的实在性的确是可疑的，也很少有科学家把经验定律当作对实在的把握。它们是“操作性的”，无非是符合资料罢了。

然而，科学探索并不满足于停留在经验定律上。我们曾引用柯瓦雷，“科学思想总是试图透过定律到达其背后去找出现象的产生机制”。机制才是科学所探求的实在。柯瓦雷的这句话本来是要说明，操作态度只是暂时的，科学探求实在，其方式是从定律走到机制，而这就是说，从操作走向真实。

科学理论集中探索的是机制。机制是不是实在的呢？首先须提醒，日常世界里也有不同种类的存在，或说得更适当，在日常环境中，我们也在不同意义上说到存在。旗子存在，旗子的各部分存在，风存在，力存在，风对旗子的作用存在，某种因果致动关系存在，某种力学机制存在。力和旗子的实在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我是说，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确定旗子是否存在和力是否存在。要确定旗子的实在，我们看一看、摸一摸，但力却看不见摸不着。这当然不表明我们无法确定某种力是否存在。

日常世界里有不同种类的存在，同样，科学对象也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存在，能量、磁场、夸克的存在方式和电子的存在方式不同。把粒子理解为场，当然不是把它视作某种不实在的东西。场不是空洞的、仅仅具有几何性质的空间，而是具有物理性质的空间。场就像风一样实在，只不过在这里，实在和虚空的截然两分被取消了，我们发现质子并不是像米花糖球里的一颗小米花而是更像一个电磁场，这丝毫不渐少质子的客观实在，除非是说，风不像旗子那么实在。

但这也让我们看到，在物理学理论中，存在物和机制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在我们的日常理解中，物体是实在的原型，而在现代物理学中，物体的观念越来越淡，所谓描述微观“物体”，其实就是描述一个机制。而比较起对物体的描述，对机制的描述更多依赖于我们的概念方式。

物理学对机制的描述，包括对微观物体的描述，依赖于它所特有的一套语言。如上章所述，这是一套用数学定义的语言，或者干脆就是数学语言。物理学的实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数学世界”是否实在的问题。数学世界是不是真实的世界、实在的世界？常识眼中的世界和数学世界哪个是真实的世界，或哪个是更真实的世界？

“数学世界”有时和“桥牌世界”“丝绸世界”的用法差不多。数学家沉浸在数学世界里，桥牌迷沉浸在桥牌世界里，这时候谈不上数学世界是否真实。

“数学世界”还可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呢？数学是一种语言，它描述世界，“数学世界”即由数学描述出来的世界。我们问数学世界是否真实，就是问数学是否能真实地描述世界。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会问，汉语是否真实地描述了世界；我们可以用汉语真实地描述世界，也可以用汉语歪曲世界。我们不会问，汉语和英语所描述的世界哪个更加真实。我们会问，汉语的长处何在，汉语的短处何在。一个双语者在有些场合觉得说甲种语言达意，有时说另一种语言达意。我们可以像布鲁纳那样，把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视作“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双语”。^[65]

当然，这里必须强调“特殊意义”这一点。语言使用是有规则的，但说话远远不止于一种遵守规则的行为。^[66]语词与语词之间的联系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形式逻辑化，它还包含其他多种联系，隐喻的联系乃至词源、情感意味、音色、字形之间的联系，言说是否通畅入理，所有这些联系都在起作用。眼下，我把逻辑关系之外的所有这些因素笼统称之为“感性因素”。而在数学中，只有一样东西决定符号之间的联系是否成立，即数字之间的相互定义。由于数字不再具有感性内容，所以数学表达是充分遵守演算规则的活动。我们通过努力可以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最后像母语一样亲熟。我们也可以通过努力，最后极为熟练地使用数学语言，这意味着，极为纯熟地应用一套规则。但数学表达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母语。

所以，我们只有在一种严格限定的意义上才可以把数学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关系比作外语和母语之间的关系，英语和汉语是并列的两种语言，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是两个层次上的语言。

对于英语和汉语，不存在哪种语言描述的世界更加实在的问题。然而，由于数学语言和自然语言是两个层次上的语言，就可能出现哪种语言在描述实在世界的争论。数学和实在的关系曾一直是双重的。一方面，如数与实在一节所表明的，理论倾向于区分实在世界和现象世界，理论把握实在，这个实在，强烈地含有“数”的观念。数遵循着自己的规律循环替代，数世界才是实在，数的运行决定现象世界的展现。另一方面，对自然的纯数学处理，曾一直被认作是操作性的。在科学革命时期发生了关键的转折。自然逐渐被理解为用数学语言书写的。因此，只有数学才能真正把握实在。前面^[67]曾提到，尽管牛顿出于当时应有的谨慎，把万有引力称作“数学的力”，但他从来没有放弃万有引力的“真实的物理的意义”。如“运动”一节所言，为方便计而引入操作定义是一回事，由于理解的转变而不得不重新定义基本概念是另一回事。新物理学家重新定义我们关于自然的基本概念，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从数学上处理关于自然的问题。正是牛顿完成了从形而上学到数学物理的关键转变。从今以后，对物理学来说，凡合乎数学描述的，就是实在的，乃至唯有合乎数学描述的，才是实在的。

在伽利略看来，能够使用数学来描述的两个直线运动及其合成才是现象背后的真实存在，曲线运动只是现象，乃至只是幻象；就像X射线照出来的才是真相，脸蛋儿长得漂亮不漂亮不过是些主观的感觉。然而，对我们的感知来说，真实存在的似乎仍是单一的曲线运动，力学分析只是迂回的假说。我们早已普遍接受了数学物理的自治，但我们的自然理解仍然感到“数学的”和“物理的”两者之间存在区别，这一区别仍隐隐对物理学的实在性提出质问。关于数学世界和日常世界孰真孰幻的争论错失了要点。这里的区别不是真和幻，而是所使用的语言是否可得到直观的、自然的理解。

在实在问题的讨论中，实在和自然的联系这一点较少受到注意。我们平常说到实在的时候，自然与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68]如果一样东西的颜色来得自然，我们就觉得实在，这颜色来得不自然，就像是假的。在古希腊，人们觉得圆周运动是自然的，一个由圆周运动组成的宇宙图景容易让人觉得它在描述实在，一个由椭圆运动组成的宇宙图景就像是个操作模型。圆周运动的中心如果落在地球上，这个图景就像是实在的，如果落在地球之外的一个虚空点上，就像个操作模型。古代理论比较接近常识的自然，理论对象是否实在的问题就不那么突出，现代科学离开这个自然很远，因此缺少“实在感”。

不过，这种由自然而然之感而来的“实在感”从来不是判定实在的最终标准。不如说，它是一个起点。正因此，实在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不等同于自然概念。在日常经验世界中，实在的确立反过来也不断调整我们对何为自然的感觉。

在一个平俗的意义上，张三比中国实在：你可以实实在在拥抱张三，但你只能在比喻的意义上拥抱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可以说数字所指的东西不像张三所指的东西那么实在。然而，这里的差别不是张三和中国是否具有指称，也不是这两个词所指称的东西哪个更多实在——这种说法不过是把我们平俗意义上所说的实在转化成为形而上学的说法，把原本明明白白的话变得无意义或至少意义含混；这里的差别是具体和抽象的差别，或是在讨论哪些概念就理解而言依赖于哪些概念。实数比虚数实在，大概不外是说：我们不掌握实数就无法理解虚数，而不是说，世界上有一些叫作实数的实体却没有虚数这种实体。我们用称称出了黄瓜的实实在在的分量，我们通过计算得到地球的重量，或氢原子的重量，那也同样是实实在在的分量。

数学通过远程推理达到某些结论，这本身并无伤于这些结论的实在性。麦克斯韦方程描述的内容无法用自然概念充分翻译出来，但它仍然是关于实在的方程。世界的一部分真相只能用一种特定的语言表述出来。如我们在“力、加速度、质量”一节所表明，牛顿的术语并非一般而言更好地揭示了自然的真相，而是适合于让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到自然的某种真相。

不过，数学通过远程推理达致的结论的确已经远离了可感可经验的自然世界。它们由于缺乏自然感而缺乏实在感。但这毋宁是说，随着理论离开自然世界越来越远，实在这个概念本身改变了。在数学物理世界里，自然对实在已经没有多少约束力。这使得在物理学中谈论对象的实在性和日常所谓的物体的实在性颇为不同。我刚才提到，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触觉最能印证实在，而验证物理学对象是否实在，触觉很少派上用场。科学理论通常通过观察来验证实在，但如科学概念章所言，在很多情况下，所谓观察也是非常间接的观察。某个理论是否只是假说抑或它揭示了物质实在的结构，其所依的标准和我们通常在看得见、摸得着意义上的实实在在有了很大区别。我们对炮弹确切沿着何种轨迹飞行可以发生种种争论，但炮弹穿过这片田野的上空却不会是争点。然而，如果把电子视作炮弹那样的实体，电子的很多行为就无法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子不具有实在性。不如说，实在这个概念在物理学中发生了变化。我们无法把关于身周物体的实在观念直接套在量子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上。

总体上说，近代科学之所以面对特殊的实在问题，是因为它逐步远离了我们的经验世界。遥远是由论证的数理力量造成的，数学推理可以一环一环达乎遥远的结论而不失真，然而，感性却随着距离减弱。除了检查所采用的数理推论的过程是否正确，用实验结果来验证推论的结论是否正确，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确定它所通达的对象是否实在。而如何判断理论的正当性、判断其结论是否与实验结果相吻合，如上所言，是物理学内部的工作。

哲学-科学是关于实在的认识的专门发展。然而，科学在加深对实在的认识的同时改变了一般的实在观念或真实观念。就好像现代专业体育的发展改变了体育的观念，与一般强身健体的原初目的已经相去很远。关于物理学实在性的争论，大一半由此而来。

既然实在这个概念在应用于科学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干吗还在物理学里谈论实在呢？我们另选一个词何如？这是关于概念选择的一般问题，须另加讨论。我一般认为，换用一个新概念并不会使问题消失，反倒掩盖了观念的延续发展，使我们更难看清实质问题所在。物理学的确仍然面对实在问题或曰真实问题。在物理学内部，一个对象或一个理论是否真实始终是可争论的。在物理学和常识之间，关于谁是实在或谁是首要的实在的争论也是有意义的，是有重大意义的。当然，如果我们决定不采用实在不实在这些语词来言说物理学对象，那么，我们当然就不能说物理学对象是非实在的了。

从一开始，哲人就探求实在。他要找到不含杂质的实在。多少世纪以后，通过科学，他终于找到了纯粹的实在，它们原来是些远离实在的公式。这时，他也许幡然醒悟，并没有不含杂质的终极实在，并没有不可错的真理，那个混杂着虚幻和虚伪的世界才是最实在的，我们必须连同虚幻和虚伪，必须针对虚幻和虚伪，才谈得到真实。

【注释】

[1]亚里士多德，《论天》，280b—281b。

[2]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289页。

[3]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译者前言，第9页。

[4]例见劳丹（Larry Laudan），《科学与价值》，殷正坤、张丽萍译，樊长荣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其中特别有关的部分被选入洛斯巴特（Daniel Rothbart）编，《科学哲学经典选读》，“Dissecting the Holist Picture of Scientific Change“，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库恩的范式说大概是在外行中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论断了。其实，类似的论断在科学哲学论著中早已屡见不鲜。库恩把这个论断提得特别鲜明，论证特别系统。要说服外行，简单明了是至关重要的。在我看来，库恩的范式理论有两个根本的疑点。一是把亚里士多德到牛顿的转变与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转变类比，仿佛都是纯科学内部的范式转变。二是低估了科学内部范式转变后技术工作方法的延续。不过，《科学结构的革命》远不止于提供一个干巴巴的理论，库恩的论述充满丰富的洞见。培根曾议论说，一流的著作不能只读摘要。好的哲学写作不是一些公式，文本像诗一样包含着丰满的内容，有多方面的指向的可能性。而且，库恩后来对《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论断做了大幅度的修正，提供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科学论，只不过他后来的观点远不如《科学革命的结构》那样路人皆知。

[6]温伯格，《索卡尔的恶作剧》，载于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蔡仲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0页。

[7]伊恩，斯图尔特，《混沌之数学》，潘涛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5页。

[8]夏平和谢弗（Steven Shapin and Simon Schaffer），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79页。

[9]罗杰·牛顿，《何为科学真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11页。

[10]科恩，《科学中的革命》，鲁旭东、赵培杰、宋振山译，商务印书馆，1999，104页。

[11]这可以与牛顿、波义耳等人对待基督教的态度类比。他们坚持认为科学研究的首要目的在于证明上帝创造世界的信仰，然而，在他们坚持科学与宗教的和谐之际，他们是“把他们所理解的上帝硬行塞进了他们的科学宇宙”。参见韦斯特福尔（Richard S.Westfall），Science and Relig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3，199页。

[12]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704页。

[13]柯林伍德说，physis从晚期希腊已经隐约出现了“自然界”这一含义，但这始终是远为次要的含义。科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华夏出版社，1999，48页。

[14]亚里士多德，《物理学》，192b。

[15]加达默尔对黑格尔这一提法的阐释参见：伽达默尔，Reason in the Age ofScience，Trans.by Frederick G.Lawrcnce，the MIT Press，1983，8—9页。

[16]罗宾·科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华夏出版社，1999，49—50页。

[17]也许我们会说，在牛顿力学中，有一种根据其本性的运动，即惯性运动。然而，惯性运动在自然中丝毫没有特殊的地位，只是作为计算运动的一种初始状态。也因此，牛顿承认，我们无法以实在论的方式确定何者是惯性运动。

[18]现在，我们倾向于把功能视作目的，但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框架里，功能和telos有明确的区分。我们今后讨论生物学和社会学科的区别时，这种区分将变得非常重要。

[19]不过，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一样，有一层含义是与“超自然”相对的：其提供的解释是依赖于事实的，而不诉诸神迹、奇迹等等。

[20]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44—45页。这里谈到的差别常被称作宇宙论-物理学vs.天文学。在古代，physika或曰物理学是和宇宙论同类的，是关于实在世界的哲学研究，而今天，物理学指的是实证研究。（至于实证研究是否涉及实在，则正是我们眼下正在讨论的议题。）读者须注意这层区别。上文已经表明，为突出这层区别，physika最好译作自然哲学或自然论而不是物理学，以便把物理学这个名称专用于科学革命以后的实证物理学，physics。不过，从文字来说，physics毕竟就是physika的现代写法，且把它译作物理学也已经约定俗成。所以本书只在必须特别提请注意的时候把physics和physicist译作自然哲学和自然哲学家。(www.xing528.com)

[21]转引自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45页。

[22]同上书，29页。

[23]同上书，28页。

[24]阮元，《畴人传》卷46，中华书局，1991，610页。

[25]伽利略，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5页。

[26]科学史家通常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操作，和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不尽相同。

[27]孔德，《实证哲学教程》，第一课，转引自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商务印书馆，1964，30页。这是孔德的主导思想，反复表述，例见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10页。

[28]柯瓦雷，《牛顿研究》，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219页。

[29]罗杰·牛顿：“很难想象一个科学家怀疑真实的世界独立于我们自己而存在。”见罗杰·牛顿，《何为科学真理》，武际可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163页。

[30]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268—269页。

[31]柯瓦雷，《牛顿研究》，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10页。

[32]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29—30页。

[33]究竟这个测试证实到何种程度是有争议的，可参见柯林斯/平奇，《人人应知的科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二章。

[34]布斯（David M.Buss），Evolutionary Psychology，Person Education，Inc.2004，215—216页。

[35]罗杰·牛顿，《何为科学真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53页。

[36]George Henrik von Wright，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8页。

[37]柯瓦雷，《牛顿研究》，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3页。

[38]柏拉图，《理想国》，第六卷，511b-c。王晓朝的译文是：“假设不是被当作绝对的起点，而是仅仅被用作假设，也就是说假设是基础、立足点和跳板，以便能从这个暂时的起点一直上升到一个不是假设的地方，这个地方才是一切的起点，上升到这里并从中获得第一原理以后，再回过头来把握那些依赖这个原理的东西，下降到结论。”《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第二卷，509页。

[39]公理与公设（postulate）不同。公设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假说，其真理性未经证明而暂加认可。公理本质上不可证明，而公设像假说一样，不一定不可证明，它们只是未加证明就被假定了而已在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笛卡儿几何学中，公理和公设这两种原理都被采用。

[40]还有一种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理。它无法在采用它的那门科学里得到证明，而是要在更高的科学中得到证明，例如“在几何学中证明力学定理或光学定理，或在算术中证明声学的定理”。它们不真正是公理，因为它们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但在一门特定科学中，它们可以扮演公理的角色，因为可用来证明其他的命题而自身则不经证明。可称为次级意义上的公理。阿德勒（Mortimer J.Adler）主编，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Second Edition，1990，第一卷，582页。

[41]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哲学书我们可能一段读不懂下一段又读懂了。

[42]例如，两个较为清楚的论题之间需要某种连接。

[43]我当然不是说，用易懂的语言写的哲学都是好哲学。我最希望读到的，是通俗的语言表达高深的思想，最不喜欢的，是用高深的语言表达浅俗的想法。

[44]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13页。

[45]参见Christopher Hitchcock and Elliott Sober，“Prediction vs Accommodation and the Risk of Overfitting”，载于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s，vol.55，number 1，March 2004，12页。我要加上说，对一个解释性理论来说，简单性和验证没有直接关系，简单性是为了真切理解服务的。

[46]麦克姆林（McMullin），“A Case for Scientific Realism”，载于雷普林编，Scientific Real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30页。

[47]如自然选择理论。

[48]不少物理学家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至少比很多哲学家更清楚。例如我们这里所引的费曼和格林。

[49]B.格林，《宇宙的琴弦》，李泳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88页。

[50]这句话的一个主要出处如下：“我始终未能从现象中找到引力的这些特征的原因，而且我不杜撰任何假说；因为凡不是从现象中推演出的东西都应称作假说；而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物理学的，无论是具有隐秘的性质还是力学性质，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地位。”伊萨克·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宇宙体系》，王克迪译，武汉出版社，1992，553页。

[51]例见卡约里对《原理》一书的注释第55条，载于中译本683—688页，又见柯瓦雷的《牛顿研究》，第二篇，10页、28页。

[52]上面谈到hypothesis和hypostasis的语词联系，就此而言，牛顿把从（虚构）实体来理解假说是有根据的。不过，也有人恰恰据此提出批评说，牛顿光学理论中的以太也是虚构的实体，即他所批评的意义上的假说。

[53]参见迈克尔·怀特，《牛顿传》，陈可岗译，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235页、365页。

[54]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被建构主义者奉为经典，他本人被理所当然地视作反实在论的一个主要代表。但在我看，这是对库恩及《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重大误解。库恩所质疑的是人们对“实在”的流俗理解：“我愿强调，我不是主张那儿有个实在，科学达不到那里。我的观点倒是，科学哲学中通常谈到的那个实在观念，是无法被赋予任何意义的实在观念。”库恩的后期著述尤其清楚地表明，他所要坚持的是心智范畴可以随着语言和经验的适应演化过程有所改变，然而，“这种观点丝毫不必要求世界变得较少实在”。他甚至自称是个“死不悔改的实在论者”（unregenerate realist）。以上三句引文分别引自James Conant and John Haughland所编辑的Thomas 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115页，207页、203页。我个人认为库恩的思想的确超出通常的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

[55]此外还有立场明确的“中间派”，如苏佩（Frederick Suppe）所自称的“准实在论”。他在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heories and Scientific Realism（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9）中系统阐述了他的准实在论主张。

[56]阿瑟·范因，“The Natural Ontological Attitude”，载于雷普林编，Scientific Real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83页。

[57]参见Christopher Hitchcock and Elliott Sober，“Prediction vs.Accomodation and the Risk of Overfitting”，载于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s，vol.55，number 1，March 2004，11页。从技术性的层面上说，容适（accommodation）和预测（prediction）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资料总带有某些杂质，事后理论若容适所有资料，就包括容适这些杂质，从而变得过度符合（overfit）。所以，为了容适资料的所有方面而营建的过于复杂的模型在进行预测时往往是低能的。

[58]海森堡，《物理学和哲学》，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1981、134页。我前面曾在另一个上下文中引用过这句话的前半句。

[5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27页。

[6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修订版，236页。

[61]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张金言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58节等处。这一段转述该书的另几处只在正文中注出节号。

[62]J.L.奥斯汀，“Other Minds”，载于《哲学论文集》，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61，55页。

[63]夏佩尔，《理由与求知》，褚平，周文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361页。

[64]例见陈嘉映，《真理掌握我们》，载于《云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一期。

[65]杰罗姆·布鲁纳，《左手性思维》，彭正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32页。

[66]维特根斯坦关于“遵守规则”的研究给语言哲学带来了很大影响。他本人有一个时期那么强调语言使用和遵守规则的联系，乃至给人要把两者等同起来的印象。但这不是维特根斯坦关于该问题思考的结论。这里无法细论，只用一句引文来提醒注意：”我们在哲学里常常把使用语词和具有固定规则的游戏和演算相比较，但我们不能说使用语言的人一定在做这样一种游戏。”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81页。

[67]“万有引力与可理解性”一节及“科学的数学化”一节。

[68]也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例如J.L.奥斯汀，参见其Sense and Sensibilia第七章，G.J.Warnock编，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