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科学·常识：寻求真理的理论

上一节提出，理论是一种特殊的兴趣，它不是理性态度自然而然生成的，毋宁说它发源于神话。一般所说的理性态度，注重经验，允许争论、纠错；而一般说到理论，高头讲章，闳大不经，唯我独尊。然而，希腊人把理性的态度引进了理论探究，以怀疑、讨论、求证来营建理论，产生了以希腊-西方的哲学-科学传统：哲学-科学营建理性的理论，以此取代神话。这是一种罕见的、奇特的结合，是个例外。哲学-科学与巫术不同，与阴阳五行理论不同，另一方面又和讲求实际的理性思考不同。简单讲，哲学-科学无非是讲求真实的理论。用我们今天的语汇说，希腊人以科学精神从事理论。

哲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哲学即以理性的态度来反思我们的经验，狭义的哲学指的就是这种理性的理论或理论的理性。在广义上，孔孟庄老都是哲学。但理性的理论形式主要是从希腊起源的，是属于西方思想的。史家说到哲学，主要是指为世界提供整体解释的哲学-科学理论。黑格尔说，回到希腊，我们就回到了家园。海德格尔说，哲学说希腊话。伽达默尔说，哲学或科学完全是属于希腊的。

须得说明，哲学并不只是哲学-科学。大量西方思想的展现方式和孔孟庄老的展现方式相似。自尼采以来，更有很多思想者反省、批判哲学-科学的总体方向，反对把提供普适理论当成哲学的任务。但西方主流哲学采取的是普适理论的形态。这是西方思想与中国思想的根本相异之处。本书也将主要从哲学-科学这种理论形态来谈论西方哲学。

咱们中国是泱泱大国，人家有的我们都有，哪能说哲学是希腊的或者西方的，那不成了西方中心主义？philosophia分析为爱智慧，philo（爱）-sophia（智慧）。中国人没有智慧吗？不爱智慧吗？智慧这东西当然中国也有，印度也有，印加人也有，这样一来，philosophia就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东西。而且据说，东方人比西方人更智慧。由此推断，中国的哲学比西方还多。^[59]然而，把中国的传统智慧叫作哲学，我们不仅可能错失了希腊人所说的philosophia的特点，而且说不定反倒落入了西方中心主义而不自知。我们现在习惯于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待世界，说到理性就想到理论，想到哲学和科学。我愿不惮其烦地说：理论和理性在希腊的结合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在本书开头我曾说到倒转李约瑟问题，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发展出哲学-科学和近代科学，所以该问的不是为什么别人没发展出来而是为什么西方发展出来。

再说一遍，“哲学”有广义，有狭义。广义是爱智慧，或者是深刻、深层思考、玄乎的思想、无用的思想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然有哲学，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哲学。而狭义的哲学，是理论的求真态度。这种态度主要属于希腊。各个民族都爱智慧，至少其中有一些人爱智慧。但并非各个民族都以理性态度来建构理论。

在本书中，我通常在狭义上使用哲学这个词，以期突显理论的求真态度这个特征。为了少引争议，我有时不嫌麻烦写成哲学-科学。

像其他形态的理论^[60]一样，哲学有其神话渊源。亚里士多德说，神话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哲学家。^[61]神话和哲学都尝试为世界提供整体的解释。神话是宏大叙事，哲学也是一种宏大叙事。哲学是从宏大叙事开始的，继承了神话中的宇宙论或世界论问题。在神话的宏大叙事中，世界的起源和生活的规范是联系在一起的。哲学作为整体解释，也是这样，既重宇宙论也重道德论。

哲学与神话这两种整体解释当然也有不同。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神话通过传说和想象来编织这种解释，而哲学则通过经验-事实来编织这种解释。与之相联系的是，哲学更多从人的经验层次上讲故事而不是从神的层面上讲故事。神话从创世开始展开宏大叙事，时间上的源头把整个解释组织起来，在哲学中，这个源头从时间的开端转变为原理，哲学的整体解释通过原理或曰arche获得其统一性。关于神明和创世，我们自己没有多少亲身的了解，必要以前人的传说为据，而经验-事实是我们自己身周的事情，它们以何种方式构成统一的整体是可以质疑、交流、探讨、校正的。

希腊人的理论兴趣，我以为，和希腊神话有关。和先秦已经失去神话传统正成鲜明的对照，希腊留传下了最完整的神话体系。希腊进入理知时期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诗哲之争。诗哲之争不能从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和诗歌来理解。柏拉图所说的诗哲之争，是一种新兴的理论态度和神话态度这两者的争论。也就是后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然学家和神话家的争论。亚里士多德把泰勒斯叫作第一个自然学家，这个自然学家是与神话家相对而言的。神话为我们提供了对世界的一种类型的总体解释，新兴的理性要提供另一种类型的总体解释取而代之。面对着对世界的神话解释，希腊理性要求理论。

哲学是一种质疑和辩护的活动。哲学提供论证，这是进行讨论必然要发展出来的技术。阿那克西曼德对地球位置的那个著名论证是哲学论证的一个好例。最早的思想者，大概没谁不琢磨大地为什么会在空间中静止不动而不“掉下去”的，人们设想大地躺在鲸鱼背上，或者大地底下有几根巨大的柱子。阿那克西曼德则主张，地球均匀对称地处于宇宙的中心，因此没有向任何一个方向运动的偏向，因此它没地方掉。我们在这里也见到一种想象力，这是理性的或科学的想象力，和神话想象的区别一望而知。

希腊的自然学家或哲学家为世界提供整体解释，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解释和神话解释区分开来，把自己的解释称作episteme。神话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传统，或者，如前所言，恰恰是不同观念的共时分歧才造就传统，那么，神话是当下的存在，甚至不叫传统。哲学通过质疑传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其目标不是维持传统，而是寻求真理。对既有观念的批判、不同观念对何为真理的争论，是哲学传统的应有之义。与之相应，哲学家团体与宗教团体、政治团体、利益团体之类，不是同类名称，哲学家团体不是由他们的共同知识、共同结论界定的，而是由他们的共同探讨方式界定的。后世的“科学家团体”仍是这个意义上的团体。后来者质疑、反驳其前辈，不是某个传统的中断，而恰恰构成了哲学思考的大统。在哲学-科学领域内，学派的意义极其有限，完全不能与不同的文化传统、神话传统、宗教传统相提并论。但即使在一个较弱的意义上说到学派，标识一个学派的仍是其探索方式的相似，而不是其结论的一致。^[62]我们想想从洛克到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就可明了这一点。

哲学理论与神话有别，也与阴阳五行等概括类推理论不同。诚然，早期的哲学理论也含有大量概括类推的因素。亚里士多德把泰勒斯列为第一位科学-哲学家（自然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没有哪位哲学史家不把泰勒斯所说的“一切是水”视作哲学的源头思想。不难看到，在泰勒斯那里，“一切是水”带有强烈的类推色彩。他注意到一些重要的事实或现象，例如种子是在潮湿中发芽的，其他生物也从潮湿中获取营养，而水是潮湿的来源。然后他把这样的事实加以推衍，设想一切事物都生于水。然而，泰勒斯的世界解释完全依赖于自然，不借助神话因素。所以，伯纳德·威廉姆斯这样评论说：“米利都学派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是哲学的，这个问题是无益的，而其探索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性的，却可能是个比较好的问题。”^[63]然而，以理性态度来从事理论探索，这就是哲学了。

在哲学-科学的发展中，充满了错误和失败的例子，实则，错误和失败远多于成功。在我们今天看来，阴阳五行理论是一种错误的理论。然而，亚里士多德关于天体不动的理论也是错的，笛卡儿的以太旋涡理论也是错的。就是牛顿、达尔文，尽管他们的理论整体上得到了肯定，但其中照样有很多错误，例如达尔文的获得性遗传。但我们似乎不能因此把阴阳五行叫作科学，或把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儿叫作伪科学。我们能感到牛顿物理学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有一种继承关系，但没有哪门科学和阴阳五行有这样的继承关系。不是正确和错误把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和牛顿的哲学-科学传统和阴阳五行理论区分开，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哲学-科学与各种voodoo theories以及概括类推理论的区别在于把我们日常实践活动中所具的求真态度带进理论思考。从这种经验的批判的精神着眼，我们将会看到，尽管西方的哲学-科学传统经历了种种变化，尤其在十六、十七世纪经历了一个根本转变，形成了近代科学，例如，理论概念逐渐脱去和现象的直接对应，概念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理论体系内部的结构，理论变得抽象了，同时也越来越富于内在结构，等等，但我们仍能谈论哲学-科学理论的总体传统，与阴阳五行之类的理论相区别。

我们前面说到，早期的原始思维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在原始人的思维中，经验是不重要的。我们接着引用马林诺夫斯基，表明必须对这类论断加以限制。在日常实践活动中，初民不可能不注重经验，只有在涉及普遍原理的时候，他们才祈灵于感应和臆测。

今天也一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要讲求真实的，你要去的地方有多远，你兜里还有多少钱，物价高低，知道真实情况比胡乱自信要有益，用流行的话说，更适合生存。然而，对那些天边海外的事情，相信这种传闻还是相信那种传闻，抑或了解的是真实的情况，差别似乎不大。科学家从意大利的岩层一路研究到墨西哥的地磁波，证明恐龙是被小行星撞击灭绝的。如果恐龙是被火山喷发灭绝的，又怎么样呢，反正都是几千万年前的事儿了。历史学家皓首穷经，证明顺治并没有出家。老百姓没工夫读那些典籍，他们的“历史知识”是从小报从戏说类的电视剧里来的，他们顾自谈论顺治出家，谈论顺治出家的前因后果。我们了解的是实情抑或是虚假的传说，这有什么区别吗？实际上，对老百姓来说，顺治出家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故事。

在非实用的领域，求真是一种边缘的要求。人们更多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偏爱来编织国共斗争的历史。民族主义也是突出的例子。在这些大事情上，人们从宣传获得他所持信的事实，从意识形态偏爱来编织论据。说到这里，不禁想引用希特勒的几段话，旁人很少像他说的那么直白。这位操控民众意识的大天才发现，人们吞食大谎言远比吞食小谎言来得容易。由此发展出他关于宣传的基本思想：

宣传的功能不在于对个体进行科学训练……宣传的全部艺术在于巧妙地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些事实、某些做法、某些需求上面来……不是要去教育那些渴望教育和知识的人，宣传的功效必须大部分瞄着情绪，而只在很小的程度上瞄着所谓的智力。……因此，它试图达到的群众越广大，它的纯智性水平就将必须调得越低。……智性内涵越少，宣传就越有效。宣传的成效可不在于成功地取悦于少数学者和爱美青年。……像科学教育那样从多方面来考虑看待问题，对宣传来说是个错误。广大群众的感受性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智力是很低的，而他们的忘性却很大。……宣传的任务可不是对真理进行客观的研究。^[64]

在大事情上，普通人不在意真还是不真。相对而言，理论求真的精神在西方历史中就格外突出。各个文明都发展出了某种宇宙论，同时也往往很关心天文观测，然而，除了希腊人，谁也没有把关于宇宙空间结构的理论建立在天文观测的数据上。罗马士兵闯进阿基米德家的时候，他正在研究沙盘上的一个几何图形，他在罗马士兵的刀光戈影下张开双臂试图护住沙盘，口中喊道“不要动我的圆！”这是一则动人的传说，不知是记述还是虚构，反正这句“不要动我的圆！”流传千古，也值得流传千古。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极为典型的西方精神，很难套在别种文化头上。稍稍回想一下我们脑子里的历史故事，就明白这个传说不是孤立的。宗教法庭宣判伽利略为异端之后，伽利略传下另一句名言：Eppur si muove，但地球仍在转动。^[65]每个民族都供奉过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为真理献身也不单单见于西人。齐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崔杼把他杀了，轮到他弟弟来写，仍然写“崔杼弑庄公”，把这个弟弟也杀了，轮到小弟弟来写，“少弟复书”，崔杼终于“舍之”。中国人特别在历史真实方面较真。中国人会为历史之真、为人之真，会为形形色色的忠孝节义杀身成仁，对于宇宙论的真却不很关心。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这种事情无关乎君臣大义，无关孝悌名节，无关乎任何主义，当然更与世俗利益无涉，却会有西方人为之赴汤蹈火。爱理论真理——这似乎是希腊人-西方人独有的激情。这种追求真理论的激情把西方人送上了哲学-科学之路。

【注释】

[1]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64页。

[2]有人相信意念致动，但不承认那是感应，他们设想这里有个隐秘的物理过程，例如瓶子里的药片变成粉末，到手上又结合成药片。这里混合着物理思维和感应思维，意念使得药片变成粉末，又合成药片，这一部分所依靠的不是物理力，而是感应。如果我相信全部过程都可以获得物理解释，那么我就不是在通行的意义上信气功，而是相信有一种没有得到物理解释的物理机制存在。例如，有人相信遥感，并认真考虑用电磁波来解释遥感现象。这样的尝试不是登在八卦杂志上，而是登在颇有信誉的学术刊物上。（罗姆·哈瑞，Theories and Things，Sheed and Ward，1961，70页。）

[3]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249页。他说，我们在艺术中为野性思维保留了一块类似国家公园那样的地带。

[4]皮亚杰，《儿童的心理发展》，傅统先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42页、47页。

[5]根据同样的道理，不应说初民是“现象主义”的，因为在这里，现象不是和本质、和本体或实体相对的东西。

[6]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57页。

[7]葛瑞汉，《二程兄弟的新懦学》，程德祥等译，大象出版社，2000，83页。

[8]《二程遗书·卷十五》。

[9]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21页。

[10]《庄子·齐物论》。

[11]kosmos我们一般译作宇宙或世界。按古人的解释，“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淮南子·齐俗训》）后来佛经的翻译者创造了“世界”这个词，所谓“世为流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愣严经》）。宇宙和世界这两个词都不像kosmos那样特别强调与chaos相对的内在秩序。

[12]有些人类学家特别注意到初民通过祭祀之类来manipulate通过耍花招的方式来操控）神明，于是认为初民自认为能够控制超自然力量。然而，敬畏可以和manipulation并行不悖，这一点我们从孩子对待长辈那里可以清楚看到。

[13]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阎云祥、龚小夏译，东方出版社，1988，导言。巫术等等作为仪式，还经常有服务于统治者的重要政治意义，但本书不涉及这一方面。

[14]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68页。

[15]同上书，56页。

[16]马林诺夫斯基对“科学”的这些议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科学”的定义，我觉得还有斟酌的余地。

[17]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54页。这几段的讨论参见《文化论》全书，特别是论巫术的第十七章。

[18]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5页。

[19]维特根斯坦，Philosophical Occasions，ed.by James C.Klagge and Alfred Nordmann，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3，126—128页。

[20]莫阿卡宁，《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江亦丽、罗照辉翻译，商务印书馆，1999，48页。

[21]荣格.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33页。

[22]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16页。

[23]罗姆·哈瑞，Theories and Things，Sheed and Ward，1961，38页。

[24]同上书，41页。(www.xing528.com)

[25]而自然概念获得充分定义时同时将失去可理解性。关于这一点，后面会有多处讨论。

[26]荣格，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32—33页。

[27]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02页。

[28]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4页。

[29]斯蒂芬·梅森，《自然科学史》，周煦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14页。

[30]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2—13页。

[31]《礼记·表记》。

[32]陈来，《古代文化思想的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2，83页。

[33]《北史·儒林传》，“其公羊、穀梁二传，懦者多不措怀”。转引自杨伯峻编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前言24页。

[34]现代汉语里的“理性”，专用于翻译Vernunft和rationality一类西文。古汉语里，“理性”连用最早见于《后汉书·党锢列传》，“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这里的“理”是动词，“理性”是“修养德性”。名词“理性”原为佛家语，儒家也用，《二程遗书》中有“性即理也，所谓理性”。

[35]下文马上要谈到，“传统”这个观念本身就是理知时代才能有的。

[36]正如当今，被笼统称为后现代的精神中包含着根本不同的取向，这些取向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之间的此消彼长，将对后世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37]参阅陈嘉映，《何为理论》，载于陈嘉映，《无法还原的象》，华夏出版社，2005。该文可视作何为理论这一探究的初步。该文有很多内容收入本书。

[38]如果区分解释性的神话和唯美的神话，理论就起源于解释性的神话。

[39]这里说的是“数运”之数。对此的较详解说见后面“近代科学的数学化”章。

[40]《论语·公冶长》。

[41]《荀子·大略》。

[42]陈来，《古代文化思想的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2，90页。

[43]《国语·周语上》。

[44]同理，先来后到是伦理学中最基本的原则。这一点尚未获得充分的注意。

[45]“数学化”章还要讨论数的概念如何使得阴阳五行理论成为一种理论。

[46]《红楼梦》，第三十一回。

[47]如马王堆“称”篇罗列一些对子，“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无事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

[48]现象样式作为最初的一种结构，和归纳出共相不同，不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归纳，而是整体归纳出一个样式。由于现在我们所谈的理论包含大量感应因素，现象样式也许是个比结构更合适的用语。

[49]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1页。

[50]《孙子兵法·虚实》。

[51]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2002，93页。

[5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38页。

[53]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87页。

[54]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32页。

[55]同上书，113页。

[56]同上书，211页。

[57]《荀子·天论》。

[5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38页。

[59]近代中国人的大思路是：先尝试表明外面的东西不如我们的东西，如果外面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表明为很好的东西，那么就尝试表明它其实是我们自己早就有的东西：哲学、科学、民主。

[60]例如阴阳五行这种概括类推理论。

[6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二章。

[62]罗斑在谈到学派、团体时说、哲学家的继承关系是由课题上的继承性规定的。莱昂·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4—35页。

[63]F.I.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37页。该章为《哲学》，伯纳德·威廉姆斯撰。

[64]希特勒，Mein Kampf，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1，179—182页。

[65]这话有时加于布鲁诺，布鲁诺活活被火烧死也不改口：地球仍然在围绕太阳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