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勒姆审巫案”结束后，神职人员虽然颜面尽失，但依然代表着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政治根基,即旧的神权理想。尽管一些神职人员头脑睿智，态度严谨，在审理巫术案时表现出色，但相比过去，舆论逐渐倒向非神职人员。很多人认为，“塞勒姆审巫案”应该归咎于旧神权的代表者，但旧神权早已信誉扫地。科顿·马瑟曾极力为巫术辩护。然而，当巫术突然遭到强烈否定时，人们已经不再关注科顿·马瑟审理巫术案时的谨慎和克制，只记得他当时相信巫术，还为巫术奔走呼告。由于科顿·马瑟及其父亲最能代表旧神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科顿·马瑟成了众人谴责的对象。
贵格会会徽
殖民地建设早期，在约翰·温斯罗普和科顿·马瑟的引领下，旧的清教徒神权政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一开始，神权政治虽然遭到了一些殖民者的反对，但至少在道德方面是崇高且神圣的。为了抵制恶意抨击，神权政治极力寻求自我保护。最终，限制民众选举权和任职权成了神权政治可以依赖的防护墙。具体来说，只有可以参加圣餐仪式的公理会成员才具有选举权和任职权。新政策颁布后，一批人被逐出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后来，他们分别建立了康涅狄格殖民地和罗得岛殖民地。与此同时，很多人虽然留在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但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因此，他们一定希望殖民地政府摆脱宗教控制。神权政治的第二个发展时期以约翰·恩迪科特、理查德·贝灵翰姆和约翰·诺顿为首。当时，反对神权政治的人数占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人数的大多数，反对势力的力量越来越大。贵格会成员迁入北美洲后，冒着生命危险定居在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打破了清教神权的统治局面。毫无疑问，大多数殖民者拥护贵格会的主张。与此同时，行政人员和神职人员采取了暴力镇压手段，但由于众人的声讨和抗议，镇压活动很快以失败告终。英王查理二世统治时期，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神权政治表现出狭隘、傲慢的特点，并且勇敢阻止了英格兰王室试图插手殖民地事务的企图。因此，从这一方面看，神权政治值得称赞。就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而言，为了争取政治自由，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神权政治让民众越来越喘不过气。据称，英王查理二世驾崩时，由于不能参加上帝的圣餐仪式，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五分之四的成年男性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这样一来，五分之一的人统治着五分之四没有话语权的人，政治分歧越来越突出，双方火药味十足。
1650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政府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鉴于此，一种观念应运而生，即所有接受过洗礼的正直人士都应该被视为公理会[1]信徒，他们即使没有资格参加上帝的圣餐仪式，也应该有权行使政治权利。按照这种观念，一些拥有一半政治权利的公理会信徒依然没有参与宗教事务的权利。这就是当时公认的《妥协契约》。有声望的神职人员纷纷反对《妥协契约》。显然，《妥协契约》激化了社会矛盾。一些人辩称，《妥协契约》会导致公理会在精神上的堕落。但另一些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神职人员与普通信徒分道扬镳才是更大的罪恶。在波士顿第一教堂，《妥协契约》遭到了众人的谴责。激进派神权主义者约翰·达文波特牧师担任波士顿第一教堂的牧师。随后，1669年，少数承认《妥协契约》的人从波士顿第一教堂脱离出来，独自建立了新教堂——南教堂。后来，南教堂被人们称为“旧南区教堂”。现在，旧南区教堂的木质结构已经变成砖式结构，一直屹立在原来的地方。当年，旧南区教堂是讨论政治问题的最佳聚会场所。从一定意义上讲，旧南区教堂的建立缓解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当时的紧张局势，起到了政治安全阀的作用。
约翰·达文波特
英格兰圣公会会徽
尽管有旧南区教堂作为缓冲，但反对的声音依然一浪高过一浪。在政治方面，反对者往往采取“托利主义”，即保守主义，或者支持英格兰政府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神权政治作斗争。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将约瑟夫·达德利及其幕僚称为新英格兰“托利主义”的创立者。当时，波士顿逐渐成为重要的商贸中心，与世界各地维持着贸易往来。在波士顿，很多人是英格兰圣公会[2]教徒。他们想拥有自己朝圣的地方，但始终不能如愿，自然心生愤懑。
英王詹姆斯二世
英王威廉三世
在这种情况下，英王詹姆斯二世撤销了新英格兰殖民地总督的特许状，派埃德蒙·安德罗斯担任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总督。在没有任何宪章约束的情况下，埃德蒙·安德罗斯的统治遭到了众人的声讨，因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殖民者不愿意放弃能带给他们自由的特许状，尽管特许状有诸多缺陷。在一次精心策划的暴动中，埃德蒙·安德罗斯运气不佳，被赶下了台。神权政治的代表们，尤其是英克里斯·马瑟，企图从英王威廉三世手中重新获得特许状，并且力争新特许状的本质与旧特许状一样。但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最终，英王威廉三世委派了一位王室总督，代替了原来由教会成员选出的总督。这沉重打击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自治体制。同时，新特许状规定，新英格兰殖民地居民的选举权由各自拥有的私有财产决定，而不是只有清教徒才拥有选举权。旧的神权政治遭受了致命一击，其政治根基彻底改变。然而，第一位王室总督是马瑟家族大力支持的威廉·菲普斯。因此，神职人员挽回了一点颜面，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本质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波士顿
新特许状实施五年后，一件事发生了。这件事清楚表明，神职人员的权力已经一落千丈。多年来，英克里斯·马瑟一直担任波士顿北教堂的牧师。1685年，英克里斯·马瑟成为哈佛学院的院长，但一直住在波士顿。埃德蒙·安德罗斯担任新英格兰殖民地总督期间，英克里斯·马瑟回到了伦敦。因此，哈佛学院的日常管理由威廉·布拉特尔和约翰·莱弗里特负责。威廉·布拉特尔和约翰·莱弗里特是神职人员中激进的自由派。受18世纪英格兰社会风气的影响，大批自由思想者应运而生，并且影响了英属北美殖民地。在威廉·布拉特尔和约翰·莱弗里特的影响下，本杰明·科尔曼逐渐成长起来，并在1695年取得了哈佛学院的硕士学位。随后，他回到英格兰，在巴斯的一座教堂里任职。波士顿自由派人士的数量稳步上升，其中有一个叫“托马斯·布拉特尔的领袖”。托马斯·布拉特尔是哈佛学院的出纳，从商赚了很多钱。闲暇时，他喜欢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写过一些关于月食的文章和理性批判巫术的文章。1698年，他将一块土地转让给了一群受托人。受托人在托马斯·布拉特尔的土地上建了一座新教堂。1699年，本杰明·科尔曼受邀前往新建的教堂担任牧师。一到波士顿，本杰明·科尔曼就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有两处新颖的地方。过去，所有参加圣餐仪式的候选人都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即承认威斯敏斯特信条[3]和讲述个人心灵悔悟的经历。讲述个人心灵悔悟的经历一定要让主审牧师满意，否则过不了关。但本杰明·科尔曼宣布废除讲述个人心灵悔悟经历的惯例，仅要求候选人公开承认威斯敏斯特信条。选举牧师时，以前只允许有权领受圣餐的成年男性进行投票。但本杰明·科尔曼提议，只要出钱支持过公理会的教徒，都有权投票选举牧师。这些规定的深远影响几乎不言而喻。现在，个人可以在教堂内自由发表观点。但在过去，很多牧师只能由有权领受圣餐的人选出，并且教堂排除了所有个人忏悔经历与自己期待不符的候选人，为牧师们赋予了排除异己、统摄信徒思想的能力。当时，英克里斯·马瑟和科顿·马瑟认为，托马斯·布拉特尔及其朋友们的做法击中了教堂的命脉。这一点完全正确。1700年1月5日，科顿·马瑟在日记中写道：“我看见魔鬼开始摇晃新英格兰的教堂。在波士顿，倡导革新的人建了一座新教堂。他们花了一整天时间蛊惑我们，简直狂妄无知，固执己见。他们口中充满邪恶的诽谤，有他们在的地方就有谎言……因此，我在书房里特地为这一天祈祷，向上帝呼告。”
托马斯·布拉特尔建的新教堂如果能获得其他公理会教堂的认可，那么将成为公理会自由主义的先驱，其影响力不可低估。在旧的神权政治统治下，《剑桥纲领》中的条款足以迫使地方执法官镇压异端。1699年，如果事态一切照旧，那么毫无疑问，约翰·莱弗里特、本杰明·科尔曼、威廉·布拉特尔和托马斯·布拉特尔等人要么被驱逐出新英格兰殖民地，要么受到重罚，就像威廉·瓦萨尔、罗伯特·蔡尔德及其同伴[4]的下场一样。但随着旧特许状被撤销，《剑桥纲领》也作废了。尽管英克里斯·马瑟竭尽全力想争取一份与《剑桥纲领》差不多的纲领，但英王威廉三世一直不赞同神权政治，没有理睬英克里斯·马瑟的提议。因此，英克里斯·马瑟和科顿·马瑟只好退而求其次，拒绝与新上任的牧师交换布道坛，想趁机在教会礼节方面为难新牧师。从神权政治的角度看，他们可能认为，世界末日已经到来。1700年，威廉·布拉特尔和托马斯·布拉特尔与英克里斯·马瑟和科顿·马瑟达成和解，同意相互布道。但回顾整起事件，不难看出，神权政治遭受了致命打击。
哈佛学院
理查德·库特
与此同时，在哈佛学院的日常运转中，自由派的力量不断增强。当初，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依据1650年宪章建立了哈佛学院。但随着特许状的撤销，1650年的宪章也失去了效力。尽管哈佛学院的状况看上去和以前一样，但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神权主义者想获得一部新宪章，但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新宪章必须规定，没有资格领受圣餐的人不得从事任何教学活动，违规者一律开除。但英王威廉三世坚决不同意驱逐圣公会信徒。要知道，圣公会信徒一直受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政府的压迫，从而导致了英王查理二世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政府之间的争吵。作为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和英格兰王国的统治者，英王威廉三世绝不会向神权政治妥协。1699年，英克里斯·马瑟和科顿·马瑟向英格兰议会提交了议案，建议规定哈佛学院设立宗教考试，并且提道：“为了确保神圣的宗教在我们及我们的后代中传承，宪章中应该规定，哈佛学院的院长或教职人员只能由信奉新教教义的人担任。新教教义得到了刚踏上北美洲的殖民者的支持和拥护，也是迄今为止新英格兰所有行业的人支持和拥护的。”英格兰上议院和下议院通过了英克里斯·马瑟和科顿·马瑟的提议。然而，当时的王室总督贝洛蒙特伯爵理查德·库特投了反对票。此外，哈佛学院院长英克里斯·马瑟长居校外，引来了剑桥当地师生的不满。英克里斯·马瑟似乎更喜欢波士顿的教堂，而不是哈佛学院的事务。不久，旧南区教堂的牧师塞缪尔·威拉德被委任为哈佛学院的副院长。塞缪尔·威拉德似乎更愿意担任神职工作，不太愿意管理哈佛学院。与英克里斯·马瑟一样，塞缪尔·威拉德的离校也引发了人们的争议。但我认为，英克里斯·马瑟与哈佛学院格格不入。1685年到1700年，哈佛学院的氛围变得越来越自由。威廉·布拉特尔和约翰·莱弗里特成了哈佛学院的精神领袖。英克里斯·马瑟感到越来越不适应哈佛学院的工作。与此同时，塞缪尔·威拉德的性格和思想更契合哈佛学院的自由氛围。因此，英克里斯·马瑟的缺岗经常遭到人们的抱怨，但塞缪尔·威拉德的失职总被人们忽视。随后，英克里斯·马瑟向英格兰议会表示，“如果你们不满意我的表现，那么请找人代替我”。结果，令英克里斯·马瑟感到恼怒的是，英格兰议会将他的话当真了。1701年9月，塞缪尔·威拉德接替了英克里斯·马瑟。为了减轻对英克里斯·马瑟的打击，塞缪尔·威拉德的头衔是副院长。关于这件事，塞缪尔·休厄尔的日记中有几条有趣的记录。当时，英格兰议会刚刚宣布了哈佛学院院长的调整，塞缪尔·休厄尔是议会议员。塞缪尔·休厄尔写道：“科顿·马瑟走进威尔金先生的商店，劈头盖脸地指责我，说我对待他的父亲比对待黑人还残酷。他的声音很大，街上的行人都能听到……我早上读到一句话，‘神施加给人的折磨可以让人的心灵得到升华’。现在，我觉得这句话是一剂心灵补药。”日记后面还跟了一条备注：“1701年10月9日，我给英克里斯·马瑟送去了一块肥美的鹿腿肉。我希望借此表明，我没有把他当黑人对待。”科顿·马瑟希望，塞缪尔·威拉德去世后或辞职后，自己能当选哈佛学院的院长，但他没有看清时局，也没有尽职尽责，而是选择生闷气。作为哈佛学院董事会成员，长时间不参加会议会被视为放弃了职位。1702年，约瑟夫·达德利抵达波士顿，奉命接替了贝洛蒙特伯爵理查德·库特，出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瑟夫·达德利之前一直到埃德蒙·安德罗斯，英克里斯·马瑟一直待在英格兰。约瑟夫·达德利与约瑟夫·达德利和科顿·马瑟之间的仇恨由来已久，可以说他们的根本利益存在冲突。在旧神权的捍卫者和“托利主义”的创立者之间，任何时候都毫无情面可言。此外，不管是宗教改革还是政治改革，自然选择的法则总会让反对者联合起来对抗神权政治。约瑟夫·达德利和约翰·莱弗里特联手。1707年9月，塞缪尔·威拉德去世后，哈佛学院董事会立即选择约翰·莱弗里特接任塞缪尔·威拉德。在约翰·莱弗里特的支持下，哈佛学院董事会向英格兰议会提交了一项决议，宣布1650年的宪章依然有效。更确切地说，哈佛学院董事会制定了一部宪章，并且宪章的核心条款和1650年的宪章一样。约瑟夫·达德利立刻签字，新宪章生效。英格兰王室的枢密院依然可以推翻新宪章，但它没有这样做。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经历了大变革后，哈佛学院顺利进入发展新篇章。在抵制教条或传统的过程中，哈佛学院逐渐拜托了束缚。
塞缪尔·威拉德
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发生大变革时，康涅狄格殖民地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当时，康涅狄格河两岸的城镇联合，诞生了康涅狄格殖民地。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不同，康涅狄格殖民地的建立体现了一种更自由的政治原则。多切斯特、剑桥和沃特敦的大批居民认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神权政治过于专制，于是迁到了康涅狄格河流域。在康涅狄格殖民地，政治权利不止局限在公理会成员。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参事委员会相比，康涅狄格殖民地的参事委员会权力大得多。康涅狄格殖民地的一些城镇实现了完全自治。从一开始，康涅狄格殖民地就比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更民主、更自由。
与此同时，纽黑文的联合政体近似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政体，但神权化和贵族化色彩更浓厚。然而，纽黑文和康涅狄格殖民地的联合并不是简单的正负中和，而是会形成像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那样的政权。在纽黑文，支持神权政治的人大举迁入新泽西，也有一些人回到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留在长岛海峡岸边的大部分人反对纽黑文的神权政治。整体上看，1670年到1690年，康涅狄格殖民地居民的思想比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居民的思想更自由。
纽黑文
但进入19世纪后，我们很难否认，虽然康涅狄格殖民地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民众的智力水平都很高，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社会体制更自由。换句话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迅速接纳了新思想，尤其是有关神学方面的思想。在摆脱神权政治束缚时，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更加果断。北美洲殖民者接受“一神论”[5]思想的过程足以证明这一点。对一些人来说，“一神论”思想的兴起似乎是人类向前迈了一大步。但另外一些人认为，“一神论”思想是人类为了走捷径，坠入了怀疑的深渊。然而，所有人都必须承认，与康涅狄格殖民地的缓慢接受相比，“一神论”思想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迅速传播。显然，与旧观念决裂时，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非常果断。对比耶鲁学院和哈佛学院的历史，我们也能看到二者在除旧布新方面的明显差异。不可否认，耶鲁学院相对比较保守。什么导致了耶鲁学院的保守特点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追问。如果康涅狄格殖民地的发展比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更保守，那么是什么社会因素促成了这一差异呢？很少有人给出这一问题的确切答案，但指出一些事实或许有助于解答这一问题。
任何社会体制的发展都遵循一个普遍规律，即随着规则和限制的增多，社会体制会变得越来越僵化，个体会受到越来越多束缚。因此，在追求某个既定目标时，社会体制往往会阻碍自身发展，导致既定目标很难顺利达成。换句话说，既定目标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维护社会体制的正常运转成了重中之重。在教会中，这一点至关重要。神职人员往往故意夸大教会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是教会中的一员。舆论也赋予教会特殊的神圣性。神职人员认为，制定法律和条例是教会的职责所在，所有信徒必须遵守教会制定的一系列规则，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教会的僵化体制可以归咎于1648年制定的贻害无穷的《剑桥纲领》。《剑桥纲领》规定，地方执法官有权惩治任何违反教会教条或规范的人。《剑桥纲领》带来的恶果之一是，浸礼会[6]和贵格会的信徒遭到了起诉，在波士顿的年鉴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政治权利只限于公理会成员，因此，越来越多民众开始反对公理会。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从未失去良性刺激。各利益集团相互较量，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1699年，哈佛学院试图强制推行宗教考试，但计划落空。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命运的转折期，人们见证了哈佛学院一步步成为彻底的反神权主义阵营的过程。与此同时，康涅狄格殖民地一直走得很平稳，几乎没有发生内部动荡。当然，有一段时间，康涅狄格殖民地对埃德蒙·安德罗斯的统治怨声载道，但整个社会机制没有发生变化，不像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那样，在1685年后遭到了重创。我认为，康涅狄格殖民地没有出现暴乱的原因就在此。此外，康涅狄格殖民地的教会也相对温和。18世纪初，康涅狄格殖民地的神职人员及民众很容易顺应内心的冲动，去改善，或者更准确地说，去界定和规范教会组织。当时，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如果教会的组织机制更完善，那么教会的影响力也会更大。结果，1708年5月，塞布鲁克召开一场教会会议。会上颁布了著名的教义——《塞布鲁克纲领》。
《塞布鲁克纲领》规定，“在治理各自管辖的城镇时，牧师和教会”应该“设立一个教堂协会，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设立多个教堂协会，目的是彼此提供必要帮助”。以前，行使教会权力的组织由个人或个别教堂自愿选出。现在，教会的权力全部由一个常任理事会掌控，并且常任理事会由新设立的教堂协会商议后任命。牧师一旦违反常任理事会的法令，就会被开除教籍或逐出公理会教堂。常任理事会可以邀请附近一个或多个教堂协会参加会议。《塞布鲁克纲领》还规定，每年选举殖民地总督和立法机关的时候，康涅狄格殖民地要召开一次由教堂协会代表组成的全体会议。
伊丽莎白一世
康涅狄格殖民地政府采纳了《塞布鲁克纲领》，并另附条款称：“对英明严谨的教会来说，即使无法加入教堂协会，也可以凭良心进行传教、做礼拜。”这项条款既审慎又开明，意在杜绝任何不公正迫害。《塞布鲁克纲领》实施后，康涅狄格殖民地的公理会制度逐渐变成了长老会制度，无疑是向保守主义转变的重要一步。历史表明，任何教会组织想要压制异己，都必须借助整体力量胁迫个体。历史还表明，与中世纪的教皇相比，伊斯兰教的哈里发[7]的力量更强大，因为哈里发的权力至高无上，而教皇可能会受到主教会议的限制，或者各国君主的抵制。英格兰国教的最高领袖，如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或英王查理二世，他们拥有的权力不需要赘述。长老会制度下的教会议会拥有的权力也不必多说。然而，从长老会制度再回到独立的公理会制度，要想削弱长老会制度的强权统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有趣的是，当托马斯·布拉特尔修建了教堂，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朝更独立的方向大步迈进时，康涅狄格殖民地迈出了保守的一步，坚定地走向长老会制度。这一点值得关注。拥有了绝对权力后，长老会制度的影响并没有总是表现在外在行动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对舆论的引导。我猜想，上文提到的社会情形中，我们至少可以解释一个事实，即一个世纪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诸多教堂接受“一神论”思想后，仍然实行的是公理制度[8]。此外，康涅狄格殖民地很难跨出极端的一步。在康涅狄格殖民地，尽管很多教堂中充斥着各种偏离古老教义的思想，但很少有教堂公开承认“一神论”思想。
受《塞布鲁克纲领的》影响，康涅狄格殖民地的公理会教堂很容易和长老会教堂联合。近代以来，公理会教堂和长老会教堂的关系越来越亲善。因此，在康涅狄格殖民地及与其西部接壤的地区，当人们想表达“公理会的”意思时，往往会用“长老会的”这样不准确的词。如果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属下听到这样的字眼，可能会吓得汗毛都竖起来。
耶鲁学院徽章
伊莱休·耶鲁
18世纪初，康涅狄格殖民地还发生了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即耶鲁学院的建立。当时，康涅狄格殖民地的城镇与剑桥之间的距离比现在远得多。因此，人们觉得应该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建立一所新学院。在布兰福德开会时，十名牧师提出了新建学校的动议。其中九位牧师毕业于哈佛学院。他们从自己家中拿来了约四十本厚重的对开书，建立了学院图书馆。社会各界的捐赠陆续到来。1701年，通过一项建校决议，新学院的董事会成立。董事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是神职人员，并且年龄都不小于四十岁。起初，新学院坐落在塞布鲁克，但最初几年的课程都是在基林沃斯开展的。在基林沃斯，亚伯拉罕·皮尔逊牧师出任新学院的第一任院长。1716年，新学院搬到了纽黑文。1718年，为了纪念伦敦商人伊莱休·耶鲁的捐赠，学院改名为“耶鲁学院”。伊莱休·耶鲁的父亲曾是纽黑文最早的拓殖者。当时，耶鲁学院的建立给康涅狄格殖民地带来了一股保守思潮。一方面，耶鲁学院开设了古典课程，使许多无法去剑桥上学的人有机会接触古典课程。另一方面，耶鲁学院遏制了康涅狄格殖民地神职人员的自由化倾向。但在哈佛学院，自由思想开始愈演愈烈。建校之初，耶鲁学院就像一个隔离体。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许多人不愿意接受约翰·莱弗里特、威廉·布拉特尔和托马斯·布拉特尔的自由主义思想，于是将情感寄托在了耶鲁学院，不仅慷慨捐赠，还将自己的儿子送到耶鲁学院读书。因此，通过《塞布鲁克纲领》继续留任的牧师完全把控了耶鲁学院，耶鲁学院的保守主义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就社会环境而言，当时，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总督虽然总是激起民愤，但不断向殖民地输送欧洲人的先进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社会环境更容易改变民众的思想，而不是墨守成规，尽享安逸。(www.xing528.com)
18世纪初，新英格兰的教堂普遍萎靡不振，民众的精神信仰陷入低潮。这样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英格兰的教堂情况与新英格兰非常相似。法兰西王国的情况更糟糕。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复杂多样，其中一个原因是，超自然主义受到了科学真理的批判，巫术迷信迅速消失，大量思想肤浅的人转向唯物论。在法兰西王国，教堂成为独裁者的帮凶，完全丧失了信誉。当时，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开始攻击教堂。17世纪，英格兰的民智得到极大提升，享乐主义开始盛行，神圣的灵魂遭到了嘲笑。在反对宗教改革的斗争中，宗教沦为了政治工具，无疑削弱了宗教的精神力量。不断扩大的商业活动对宗教改革也产生了影响。当人们的兴趣越来越多时，就会暂时遗忘对信仰的追求。由于上述原因，宗教成为社会结构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然而，无论做何解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8世纪早期，教会遭到了冷遇。新英格兰的所有神职人员及教徒对此感同身受，一直在寻找教会遭受冷遇的深层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在众多原因中，《妥协契约》可能对教会产生了消极影响。在生活中，最严肃的事情可能是心灵的忏悔和皈依。一个人可以凭借忏悔和皈依得到领受圣餐的资格。但《妥协契约》允许所有受过洗的人，只要不做坏事，都可以参加圣餐仪式。因此，婴儿的受洗礼有了神奇的魔力，领受圣餐变成了形同虚设的礼节。的确，在刚开始的时候，支持《妥协契约》的人允许受过洗的信徒拥有投票权和任职权，但无权领受圣餐，除非他们说出内心的悔悟并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后来，北安普敦牧师所罗门·斯托达德宣布，只要幼年受过洗的人，不需要其他任何条件，都可领受圣餐。此时，危机才真正到来。
乔纳森·爱德华兹
布莱兹·帕斯卡
但所罗门·斯托达德的规定并没有得到执行。最终，所罗门·斯托达德的外孙通过他的文章和布道，化解了危机。所罗门·斯托达德的外孙是世界上少有的奇才之一，智力水平可能是西半球迄今为止最高的。他就是1703年出生在康涅狄格殖民地东温莎的乔纳森·爱德华兹。乔纳森·爱德华兹继承了父亲蒂莫西·爱德华兹和母亲埃丝特·斯托达德的优点。小时候，他才智出众，执着追求神性生活。十六岁时，与法兰西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一样，在文章《自然笔记》中，他表现得非常早熟。他的《自由意志论》及其他成年后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可以与哲学家康德或乔治·贝克莱相提并论。在他的诸多思考中，一些崇高的思想总是贯穿一种持续不断的想象力，让人不禁想到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的确，乔纳森·爱德华兹在我们脑海中出现的次数越多，他就显得越高大，越不可思议。在基督教神学作家中，乔纳森·爱德华兹可以和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纳及约翰·加尔文并列。同时，他不但智力超群，而且品格高尚。他身上集聚了所有他人引以为傲的男子气概，宅心仁厚，重情重义，不需要能言善辩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牧师。当时，与威廉·佩恩一样，乔纳森·爱德华兹的思想中也出现了神秘主义倾向。如果说才智普通的人很少具有神秘主义倾向，那么我认为，智商超群的人几乎都具有神秘主义倾向。当一个人深入探究了神秘的自然后，如果没有表现出神秘主义倾向，那么我相信，他的研究是徒劳的，他寻找真理的路也会就此中断。伴随深邃的理性思维，乔纳森·爱德华兹身上有一种“灵性意识”，正如巴鲁赫·斯宾诺莎或德意志诗人诺瓦利斯体现出的那样。他从神秘主义观点出发，阐释了世俗男女可以通过改变灵魂靠近神性生活，但首先要提升内心的旨归，最后使心灵弃恶扬善。这种构想可能不是乔纳森·爱德华兹的独创，因为基督教早期的基本教义就是讲灵魂从世俗向耶稣转化的。但后来，这种心灵的救赎方式从未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加尔文主义[9]将个人解释为天堂的神力和地狱的魔力互相较量的主体，增强了个体灵魂的重要性那样，乔纳森·爱德华兹也全面阐述了在灵魂皈依的过程中，人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同时将心灵救赎设想成一种前途未卜的震颤状态，使灵魂皈依过程呈现出无限的悲怆感。他认为，皈依者和未皈依者的区别比上帝的选民与弃民的区别更重要，搞清楚皈依者和未皈依者的区别非常难。因此，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新英格兰神学家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难题。由于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出现，困扰人们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我是否能成为上帝的选民”，而是“我是否将灵魂交给了基督”。显而易见，这种新视角及其形成的心理很快激发了新英格兰人的宗教意识。不久，在奋兴会[10]中，新英格兰人的宗教意识体现了出来。从严格意义上讲，奋兴活动源自新英格兰。有时，宗教的奋兴现象会达到猖獗的程度，但一开始主要局限在原始的异教徒中。近代的奋兴会不但带有强烈的宗教情感，而且其信徒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很高。这种情况最早出现在新英格兰。奋兴的基本特征是恐惧，激发信徒的罪恶感，使信徒不断怀疑自己能否真正获得救赎。由此可见，一旦信徒达到奋兴状态，类似《妥协契约》的教规就没有用了。但要达到奋兴状态，必须将教会的属灵气氛烘托起来。为此，乔纳森·爱德华兹不断进行布道，因为他和威廉·佩恩一样，认为与精神力量相比，形式礼节无足轻重。
威廉·佩恩
巴鲁赫·斯宾诺莎
有时，宗教奋兴似乎是一种原始的迷信残留，正如1727年地震后，人们蜂拥闯入波士顿教堂那样。但1734年，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北安普敦出现了更高层次的奋兴活动。当时，已经在北安普敦布道八年的乔纳森·爱德华兹接任了自己外祖父的神职。宗教奋兴蔓延到了整个康涅狄格河谷，并且持续六个月，引起了英格兰国内的注意。不久，本杰明·科尔曼邀请乔治·怀特菲尔德来新英格兰布道。当时，二十六岁的乔治·怀特菲尔德刚担任英格兰国教的牧师。他才智平庸，不具备学者或思想家的显著特征，但具有卓越的演讲能力。1740年，他在新英格兰各地布道，有时在教堂，有时在户外，有时听众多到一万五千人。后来，他前往北安普敦朝圣，拜访了最近一次奋兴活动的布道者。他从来没有见过像乔纳森·爱德华兹这样的伟人。同时，他悦耳的声音让听他布道的乔纳森·爱德华兹潸然泪下。
乔治·怀特菲尔德
乔治·怀特菲尔德离开北安普敦后，来自新泽西的长老会牧师吉尔伯特·坦南特以乔治·怀特菲尔德为榜样，效仿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布道。吉尔伯特·坦南特来到波士顿，花了三个月时间在波士顿周边布道。当时，听众众多，吉尔伯特·坦南特的布道效果震撼无比。来自长岛绍斯霍尔德的詹姆斯·达文波特是纽黑文牧师约翰·达文波特的重孙，很受乔治·怀特菲尔德及其他奋兴会布道者的敬重。但他过于热情，甚至到了怪异的程度。据说，有一次，他的布道持续了近二十四小时。由于声音和动作过于夸张，他后来竟然患上了脑热病。说话的时候，他似乎从来没有节制，并且行为怪异，非常自负。怪异行为大多是精神病患者的特征。如果所到城镇民众的宗教热情不高，詹姆斯·达文波特就会直接骂当地的牧师，指责牧师们不信仰上帝，误导了盲目的信徒。他警告人们，当地牧师的布道会危及他们的灵魂。在波士顿，他谩骂指责当地牧师。结果，波士顿牧师们开会商议，决定不让他使用教堂的讲坛。然而，詹姆斯·达文波特毫不畏惧，继续指责牧师们。在科珀山或波士顿公园，詹姆斯·达文波特向数以千计信众布道。譬如，在一次布道中，他说道：“仁慈的上帝啊，我不会向您含糊其词，因为您最清楚我的本意。在波士顿及新英格兰，大多数牧师都没有皈依。他们正将盲目的信众带入地狱。”由于这些布道之辞，詹姆斯·达文波特遭到起诉。但考虑到他的精神异常，法庭宣布他无罪。
安妮·马尔伯里·哈钦森夫人布道
托马斯·普林斯
当时形成的一种布道方式类似于一个世纪前，安妮·马尔伯里·哈钦森夫人及其唯信仰论朋友在波士顿进行的布道。唯信仰论者遭到反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声称上帝之光照进了他们的大脑，使他们看到了大多数基督徒看不到的真相。基于这种信念，唯信仰论者大肆抨击等级最高的神职人员，说他们是契约下的奴隶。当时，许多牧师认为，吉尔伯特·坦南特、詹姆斯·达文波特及乔治·怀特菲尔德的追随者们的行为和唯信仰论者一样，都容易挑起宗教纷争。毋庸置疑，这是奋兴运动导致的直接后果。奋兴布道者的宣讲引来了大量批评声，包括上述观点。许多人开始怀疑，奋兴会能否真正为人们带来福音。人们的怀疑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几乎每个教堂中都有支持奋兴会的人和谴责奋兴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奋兴会逐渐走向衰落。1744年，托马斯·普林斯牧师写道：“过去两年，在上帝的启示中，主灵精神好像逐渐消失。第一年，我几乎听不到呐喊声，即‘我该怎么做才能得到救赎’。目前，教堂中还没有新的皈依者，上帝似乎不再恩赐波士顿了。”当托马斯·普林斯沮丧地表达这种想法时，乔治·怀特菲尔德回到了新英格兰。但乔治·怀特菲尔德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关注，也无法继续引起轰动。当时，他受邀前来管理托马斯·布拉特尔的教堂。邀请一位英格兰国教牧师管理教堂足以显示该教堂的开放程度。此外，哈佛学院院长爱德华·霍利约克及全体教员通过了一项决议及全体教员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乔治·怀特菲尔德巡回传教的方式。剑桥的神职人员也拒绝让乔治·怀特菲尔德使用讲坛。因此，乔治·怀特菲尔德只能在剑桥的公园中向众多信徒布道。
爱德华·霍利约克
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奋兴会遭到的反对只局限在神职人员和教授当中。但在康涅狄格殖民地，奋兴会遭到了殖民地政府的打压。乔治·怀特菲尔德、吉尔伯特·坦南特和詹姆斯·达文波特在康涅狄格殖民地到处传教，皈依信众数以百计。詹姆斯·达文波特一如既往地抨击当地循规蹈矩的牧师。这些行为遭到了殖民地政府的干预。在斯特拉特福德，詹姆斯·达文波特因聚众扰乱公共秩序、毒害民众思想、煽动民众喧哗闹事等罪名被捕。在审讯詹姆斯·达文波特期间，一大群皈依者扬言要冲进拘押詹姆斯·达文波特的地方救他。为了平息骚乱，殖民地政府不得不动用武装人员。在布道时，与詹姆斯·达文波特有相同经历的还有本杰明·波墨罗伊。后来，本杰明·波墨罗伊被免职，还被停发了薪酬。
由此可见，大觉醒运动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挑起了旧贵族牧师集团与较民主牧师间的争论。较民主的牧师代表是乔治·怀特菲尔德及其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叙述北安普敦的情况。如果忽略北安普敦的情况，那么本章的完整性将大打折扣，因为北安普敦是乔纳森·爱德华兹布道的地方。大觉醒运动在北安普敦酝酿并形成。我们很清楚，乔纳森·爱德华兹宣扬的教义断然否决了《妥协契约》，但《妥协契约》中最极端的条款就是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外祖父在北安普敦提出的。1749年，乔纳森·爱德华兹已经在北安普敦定居二十二年，一直深受当地教民的爱戴。但他对领受圣餐者实行了严格限制，很快失去了民心。针对乔纳森·爱德华兹的恶意抨击甚嚣尘上。最终，北安普敦教区解雇了乔纳森·爱德华兹，还召开了大会进行投票，决定不再让乔纳森·爱德华兹在北安普敦的教堂里布道。最后，乔纳森·爱德华兹被调到了伯克希尔，对斯托克布里奇的印第安人进行布道。在伯克希尔待了六年后，乔纳森·爱德华兹出任了普林斯顿学院的院长。五十五岁那年，他在普林斯顿去世。
《妥协契约》的崩溃让婴儿受洗礼失去了光环。大多数比较民主的奋兴会信徒涌向了浸礼会教堂，导致新英格兰地区的浸礼会信徒迅速增加。显而易见，大觉醒运动大大加强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宗教信仰，尽管其中充满情感宣泄。与《妥协契约》主宰的旧时代相比，新的皈依理念将灵魂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在干瘪的教条纲领下，17世纪的宗教思想行将就木，没有任何感情。但大觉醒运动为新英格兰的宗教注入了热血。可以说，大觉醒运动具有的激发力类似于英格兰的韦斯利兄弟在布道时传递出来的力量。但需要记住的是，韦斯利兄弟布道早期，约翰·韦斯利深受新英格兰奋兴会的影响。我们如果详阅所有相关史料，就会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大觉醒运动中的劝诫与自省、祷告与眼泪、喜悦与赞颂影响了19世纪人们的灵魂，并且使人们的灵魂变得更加温柔细腻，远远超越了18世纪人们的灵魂。
【注释】
[1]公理会是指基督教中信仰新教的宗教组织，主张堂会独立，会众实行自治。该组织教徒的宗教信仰比较自由。
[2]英格兰圣公会是英格兰王国的国家教会，是英格兰王国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建立的一个民族宗教，它保留了许多天主教的礼仪，但其教义属于新教。
[3]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reed）是1643年，根据英格兰王国议会的命令，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一百二十一位牧师、三十位议员和八位苏格兰代表召开神学会议，制定了英格兰王国基督教新教公认的信条。1647年，英格兰王国议会通过了威斯敏斯特信条。
[4]由于宗教、政治等观点不合，这些人遭到了新英格兰殖民地政府的驱逐或惩罚。
[5]“一神论”是指上帝一位论，主张上帝只有一位，反对三位一体说。
[6]浸礼会是指17世纪从英国清教徒分离出来的一个宗教派别，该教派反对婴儿受洗，主张成年人洗礼。
[7]哈里发是阿拉伯语中“继承”一词的音译。632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去世后，其继任者称作“哈里发”。后来指阿拉伯政权中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呼。
[8]公理制度是一种基督教新教组织管理教会的制度，以各个堂区的会众为单位，直接选聘牧师管理教会，不设教会总机构。
[9]加尔文主义是法国著名宗教改革家、神学家约翰·加尔文主张的思想，他强调个人必须依靠信心或信仰获得救赎。
[10]奋兴会是18世纪在美国、英格兰等地兴起的一个基督教新教派别，其信徒鼓吹对上帝的狂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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