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反缠足运动由维新知识分子发起，已成定论。早期维新派的反缠足言论一般都是极力从生理上刻画缠足的丑陋形态，明显受到了西医传教士话语的影响。维新派与西医传教士的不同点在于，他们并不满足于在生理上丑化缠足现象，而是更多地把缠足对身体的伤害视为民族衰弱的表征，从而把缠足女性的身体赋予了民族自救的政治内涵。如康有为著名的《请禁妇女缠足折》中就已出现“卫生”两字，说缠足“且劳苦即不足道，而卫生实有所伤。血气不流，气息污秽。足疾易作，上传身体，或流传子孙，弃世体弱”[20]。单就这段话看，从公共卫生学的角度解说缠足与身体损毁的关系，显然仍是医疗化的视角，但是下面一段话，意思就有所转折：“是皆国民也，羸弱流传，何以为兵乎？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这已不是个体卫生和疾病祛除的问题，而是直接泛化为群体育种传种的责任。如果说西医传教士慑于证据不足、对缠足的危害尚处于较严格的医疗表述范围内的话，维新派对缠足的指责则显得大胆而武断，具有更为夸张的想象力：“以国之政法论，则滥无辜之非刑；以国之慈恩论，则伤父母之仁爱；以人之卫生论，则折骨无用之致疾；以兵之竞强论，则弱种展转之谬传；以俗之美观论，则野蛮贻消于邻国。”[21]
康有为这篇激扬的文字是以奏折体的形式出现的，行文节奏明快，层层递进，读后使人热血沸腾，其意义在于使缠足超越于女性个体痛苦的感受范围，使之转化为切关国计民生的国家兴衰的象征。这话如果从当时民族存亡的际遇而言，倒也并非危言耸听，然而如果硬把缠足与国家存亡的命运相连，则可能变成一种故意夸张的政治策略。也许在上达天听时容易打动皇帝或官僚的神经，却从一开始就与女性个体的感受拉开了距离，变成了承载民族主义职责的政治话语。事实证明，这种奏折体的表述确实颇容易拨动上层人物的心弦，以至于后来逐渐成为一种通用的标准官方话语，在各种官方文件中不断得到重复。如张之洞讥缠足使“母气不足，弱之于未生之前，数十百年后，吾华之民，几何不驯致人人为病夫，家家为侏儒，尽受殊方异俗之蹂践鱼肉，而不能与校也”[22]。立论点还是落在了母气不足产生病夫，影响了和西洋国力的竞争较量这一公式化论述方面。
再看袁世凯的说法：“今缠足之妇，气血羸弱则生子不壮，跬步伶仃则教子者鲜。幼学荒废，嗣续式微，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23]他强调的还是气血羸弱与传承子嗣的关系。不过官方文书与知识士人的文章常常构成互为呼应的互动结构，最终使缠足女性的身体层层覆加上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内涵。看看一位叫李增的士人所推导出的公式：“况乎缠足不变，则女学不兴；女学不兴，则民智不育；民智不育，则国势不昌，其牵连而为害者，未有等也。”甚至“苟因循不变将见数十年后举国病废，吾四百兆之黄种直牛马而已，奴隶而已！”[24]好家伙！缠足女性甚至要为国人智商的高低与体能的强弱负责。这种煽情夸张的文字，已把缠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推向了极致，但却未必符合事实。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末，西医传教士虽力倡放足，却老实地承认，并没有找出缠足与各种疾病有关的确切证据，所以对缠足的批评均源自大胆的医学式想象。至于缠足与弱种退化的关联更是有些无稽之谈，难以用具体的证据说明缠足与强国保种的关系，更像是在医疗想象之外，平添出了一种政治想象。所以当年化名老宣的写手就曾质疑过这类观点，认为应从女性个体对缠足的感受出发立论，以免用高远之说遮蔽了普通百姓的感受：“劝人缠足不应当以天理人情为题目，不必高谈阔论离开当前的事实，用虚而且远的‘强种’或‘强国’作招牌！说着固然是冠冕堂皇，好听已极，怎奈打动不了愚夫愚妇心坎！”老宣更对缠足与强种的实际关联性表示怀疑：“若说缠足与强种有关，我并不反对。然而我看北平及各处的天足妇女所生的儿女，并不比缠足妇女所生的特别健康，缠足妇女的死亡率，也不高于天足的。天足妇女的疾病并不少于缠足的。北平及各省旗人的妇女，过了五六十岁，多半是驼背而大犯脚病，岂是起于缠足的原因呢？若说天足容易强国，我也表同情。但是我以为国的强弱，在人民智愚勇怯，在内心而不在外形，更不专在妇女的两只脚上。”[25]这似乎是对维新言论大唱反调，对于习惯运用激扬文字进行快感宣泄的理论家们而言，颇觉有些扫兴，不过在我看来却比较贴近历史的真相。(www.xing528.com)
当时维新话语对缠足女性的附加性指责已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如湖南士绅曾继辉在《不缠足会驳议》中有缠足“三弊生三穷”之说：“生少食多其穷一，穷奢斗靡其穷二，因二万万无用之女并二万万有用之男亦消磨其志气，阻挠其事机其穷三。夫至弊与穷交深，国其危矣。”缠足女性不但负背起了生育不良的骂名，而且也应为男性气质萎靡不振、无法勇于任事、甚至国家的经济衰退全面负起责任。于是面向缠足妇的讨伐声从此不绝于耳：“今者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如缠足乎？”[26]男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只是个拯救女性于苦难的救世主，缠足成了亡国灭种的象征，缠足妇女一下子被预设成了备受歧视的“弱势群体”。早有论者指出，这是一种变相的“祸水论”，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光绪年间四川巡抚发布的劝诫缠足示谕中就说过：“国家所以要干涉的原故，皆由女子缠足，就会把一国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27]
在这些打着妇女解放招牌的反缠足表述中，女性被定位在生育和生产领域，成为生产工具和生产机器。摆脱缠足的束缚，其目的无非是承担生育和生产工具的角色。与不缠足相关联的兴女学、开女智，也无非是让女性更好地相夫教子。有论者注意到，《湘报》上倡不缠足的文章居然是与褒扬殉夫的烈妇之文排在一起的。[28]这一现象非常耐人寻味，它似乎揭示了缠足女性向天足女性角色的转换，尽管位置表面上被替换，却并没有根本消除其政治化的职能。其区别仅仅在于缠足女性担负着家庭道德的象征角色，而天足女性则以隐喻的形式体现民族主义人种延续的实践角色，两者均是男性权力操纵的结果，只不过男性权力分别被贴上了“传统”与“现代”的标签。如果再稍做申论，缠足女性的身体是在政治化的过程中被改造的，它其实是不断变换的政治需求的载体，这套身体政治化（body politic）的策略运作与女性的个体自主意识无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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